石敬瑭雖比耶律德光大但確實是兒輩，割燕云十六州則是計謀｜文史宴

　　最近大劇《太平年》熱播，引發(fā)了公眾對原本似乎有點冷門的五代十國歷史產(chǎn)生了興趣。其實，熟悉朱言的朋友都知道，早在2021年，朱言就出版了一本《細說五代十國七十年》，全書將近三十萬字，可以說是現(xiàn)在市面上比較好的有關五代十國歷史的通俗文史書籍。出版至今，已經(jīng)快五年來，一直是各大平臺的長銷書（雖然不是火爆的暢銷書），豆瓣等社交平臺，評分也都還可以，大家有興趣，還是可以關注一下。

　　說實話，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歡看歷史劇，不過既然是五代十國史，我也就稍微看了一點，目前僅僅看了第一集，還沒看完。就著起篇都石敬瑭，我就從書中摘出一篇，聊聊這個萬事唾罵的“兒皇帝”。

　　后唐明宗李嗣源身邊，子侄輩的猛將有兩個，其一是養(yǎng)子李從珂，也就是后來的末帝；其二就是女婿石敬瑭，歷史上背負罵名的“兒皇帝”，后晉高祖。

　　后唐長興四年（933年）十二月，李嗣源崩殂。經(jīng)過中樞權力一番博弈之后，閔帝李從厚繼位。即位之前表現(xiàn)得非常寡斷的李從厚，在成為皇帝之后卻汲汲于削藩，進而逼反了時任鳳翔節(jié)度使的李從珂。

　　閔帝即位之初，石敬瑭被加授中書令，由河東節(jié)度使調(diào)任鎮(zhèn)州成德軍節(jié)度使，用意自然還是削奪他的實力。李從珂奪位成功之后，石敬瑭被任命為河東節(jié)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

　　后唐沙陀李氏的龍興之地河東地區(qū)，從長興三年（932年）開始，除了閔帝李從厚即位之初的短期變動外，就一直為石敬瑭所掌控。末帝李從珂奪位之后，面對實力很雄厚的石敬瑭，也不敢有所妄動。鑒于河東一直為石敬瑭控制，末帝李從珂與其達成了協(xié)議，稱“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

　　從表面上看，末帝似乎承認了河東藩鎮(zhèn)的半獨立事實，承認了石敬瑭割據(jù)一方的合法性。五代時期的藩鎮(zhèn)割據(jù)是晚唐政治的延續(xù)，而中央政府也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頻繁改易方鎮(zhèn)就是中央防止地方坐大的慣用手段。

　　末帝李從珂自己就是藩鎮(zhèn)兵變上臺的，他對這個問題認識更為深刻。所以，李從珂與石敬瑭的協(xié)議不過是即位之初安撫人心的權宜之舉。若真的實行，無異于將后唐龍興之地完全割讓給石敬塘，使其建立國中之國，而這顯然是李從珂不能忍受的。

　　李從珂與石敬瑭相識很早，甚至可以說是彼此相知，故而防范和疑忌也更深。據(jù)《新五代史·高祖皇后李氏傳》記：

　　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清泰）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jié)，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

　　材料中所謂“千春節(jié)”，即后唐末帝李從珂的生日，為正月二十三日。文中的公主是李嗣源的女兒永寧公主，與李從珂算是兄妹。或許正因為這一次酒醉泄天機，四個月之后，李從珂終于下定決心移藩，想要將石敬瑭從河東老巢調(diào)走。是年五月初三日，李從珂下旨：

　　以河東節(jié)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為鄆州節(jié)度使，進封趙國公。以河陽節(jié)度使、充侍衛(wèi)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為河東節(jié)度使。甲午，以前晉州節(jié)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副總管張敬達充西北面蕃漢馬步都部署，落副總管。

　　這個詔令其實是對當初那個“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承諾的違背，更是嚴重侵害了石敬瑭的政治利益，猛虎焉能離山？石敬瑭抗命不奉詔，于是末帝于十四日下詔，削奪石敬瑭官爵，并部署各路大軍，討伐河東：

　　令張敬達進軍攻討。乙卯，以晉州節(jié)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尋改為招討使；以河陽節(jié)度使、侍衛(wèi)馬軍都指揮使張彥琪為太原四面馬步軍都指揮使；以邢州節(jié)度使安審琦為太原四面馬軍都指揮使；以陜州節(jié)度使相里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jiān)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丙辰，以定州節(jié)度使楊光遠為太原四面兵馬副部署、兼馬步都虞候，尋改為太原四面副招討使，都虞候如故。以前彰武軍節(jié)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兼排陣使。

　　李從珂確實是久經(jīng)沙場的宿將，也很懂軍事戰(zhàn)略。這個部署非常有力，張敬達從北面，張彥琪從南面，安審琦從東南方向，楊光遠從東北方向，相里金、高行周從西面，五路人馬同時進攻，兵力規(guī)模也相當大。

　　當然，石敬瑭在河東那邊也早有準備。起兵之時，石敬瑭便不斷招誘鄰近的節(jié)帥。如屯于代州的雄義都指揮使安元信、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張敬達摩下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等都起兵響應，率部曲奔入太原。

　　然而，這些兵力的加入仍然沒有改變石敬瑭的劣勢局面。除了上述數(shù)人之外，鄴都捧圣都虞候張令昭、云州步軍指揮使桑遷等也謀劃策應河東，但很快就被朝廷大軍平滅。身處太原的石敬瑭很快就陷入了大軍圍困的境地中，他又如何破局呢？所以才有了后來契丹軍隊的介入，而事實也并非像大多數(shù)文學化史學敘事中的那么簡單。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唐末帝李從珂對石敬瑭終于動手。經(jīng)營河東多年的石敬瑭雖然能聯(lián)絡周邊藩鎮(zhèn)，結盟對抗后唐朝廷，但是在李從珂多路大軍圍剿之下，晉陽城漸漸陷入危境。

　　走投無路的石敬瑭決定向契丹求援，《資治通鑒》“清泰三年八月”條記載：

　　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當時的晉陽城中已“平地水深數(shù)尺”，防守十分困難，城中軍糧又極為短缺。胡三省在為這段內(nèi)容做注的時候認為，“若契丹之援不至，晉不能支矣”。從戰(zhàn)斗實力而言，張敬達統(tǒng)帥的朝廷討伐軍也遠勝于河東石敬瑭的軍隊。

　　諸多史書中都記載了石敬瑭向契丹求援的細節(jié)，《舊五代史·晉高祖紀一》中說：

　　朝廷以帝不奉詔，降旨削奪官爵，即詔晉州刺史、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領兵圍帝于晉陽。帝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九月辛丑）是夜，帝出北門與戎王相見，戎王執(zhí)帝手曰：“恨會面之晚。”因論父子之義。

　　后世大眾熟知的“兒皇帝”，石敬瑭認耶律德光為父的事情，在上述史料中也有涉及。但是，真實的歷史并非如此線索清晰簡單，石敬瑭向契丹求援，也并非如同后世文學化歷史敘述所言的那么單純是什么賣國求榮之類。

　　揆諸《遼史·太宗紀上》，對于契丹出師援救石敬瑭亦有記載：

　　（天顯十一年七月）七月丙申，唐河東節(jié)度使石敬瑭為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敬瑭。

　　按照這個史料看，石敬瑭派出的第一個赴契丹求援的使節(jié)的趙瑩。與此同時，一個叫趙德鈞的人也派人出使契丹。趙德鈞又是何人呢？

　　趙德鈞是幽州人，本名趙行實，曾為后唐莊宗李存勖賜姓名李紹斌，累遷滄州節(jié)度使。同光三年，調(diào)任為幽州節(jié)度使。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復其本姓氏，改名趙德鈞。石敬瑭于晉陽起兵之后，唐末帝命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tǒng)，參與鎮(zhèn)壓河東石敬瑭軍。

　　然而，趙德鈞卻在此時萌生割據(jù)自立的野心，他也是想引契丹為外援，助自己稱帝。幽州一帶政治情勢非常復雜，自安史之亂以來，幽州便成為長期不奉朝廷之命而割據(jù)一方的河北三鎮(zhèn)之一。從廣德元年（763年）安史降將節(jié)鎮(zhèn)河北到天祐十年（913年）晉王李存勖滅桀燕劉氏政權，幽州割據(jù)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

　　幽燕之地“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人口相對稠密，物力較為富饒，地勢更為險要，其長期割據(jù)自立的發(fā)展狀況使中央始終無法對其實現(xiàn)有效控制。河東集團滅幽州劉仁恭集團之后，即以周德威為盧龍節(jié)度使，此后幽州節(jié)度使久任少易，李存勖亦曾兼領。

　　在后唐政權任命下的諸任幽州節(jié)度使中，趙德鈞統(tǒng)轄幽州最長，從同光三年（925年）至清泰三年（936年），共十一年之久。趙德鈞原為劉仁恭部將，后追隨李存勖參加滅梁之戰(zhàn)。在后唐皇權激烈變動的情況下，趙德鈞歷經(jīng)唐莊宗、明宗、閔帝、末帝四朝更迭而屹立不倒。趙氏養(yǎng)子趙延壽娶李嗣源女兒為妻，與明宗算是兒女親家。趙德鈞在后唐內(nèi)部擁有深厚政治資源，在幽州根基又恨深厚，面對契丹南寇又能有效抵御、屢屢挫之，實為不容小覷的割據(jù)梟雄。

　　石敬瑭與后唐朝廷的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節(jié)鎮(zhèn)幽州的趙德鈞本該奉命援手張敬達，一舉擊敗晉陽石敬瑭。但是，“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在石敬瑭叛亂之后，一直處心積慮地想要合并河北諸軍以擴充實力。更有甚者，趙德鈞想的是“欲倚契丹取中國”，想借助契丹兵力，獲取中原統(tǒng)治權。

　　《資治通鑒》中記載了趙德鈞遣使赴契丹求援的事情：

　　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于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zhèn)河東。”

　　石敬瑭早已派趙瑩出使契丹求援，耶律德光也已經(jīng)南下進攻晉安。但是，趙德鈞的結盟邀請動搖了契丹人的想法。因為當時石敬瑭與后唐政權的戰(zhàn)爭已經(jīng)陷入膠著之中，而置身事外、毫發(fā)無傷的趙德鈞確實完全有實力“即以見兵平洛陽”。如果趙德鈞出兵滅了后唐，那么契丹人就不需要出手就盡得戰(zhàn)爭紅利，獲得豐厚的金帛厚賂。

　　好比是做風投，一個是被重兵圍困、前途未卜的末路窮主石敬瑭，一個是手握重兵、實力雄厚的割據(jù)雄主趙德鈞。如此高下立見的政治選擇放在耶律德光面前，也不免讓其動搖，也足以讓底氣不足的石敬瑭深懼之。

　　所以，石敬瑭才會派出自己的心腹幕僚桑維翰出使契丹，開出了耶律德光不可拒絕的籌碼——“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歷史上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給契丹的事情，就是這樣而來的。

　　石敬瑭此舉是幽州、河東兩方勢力對契丹進行競價式拉攏的體現(xiàn)，也成為其背負萬世罵名的重要原因，其實石敬瑭的這種割地方案有著非常深刻的考慮，也是他對趙德鈞勢力的一次沉重打擊。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在唐末帝李從珂削藩政策逼迫下起兵反叛，進而遭致后唐朝廷重兵圍剿，困于晉陽城。走投無路的石敬瑭選擇求助于契丹，其條件便是金帛賄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原本就有南進野心，自然不會放棄這個機會。

　　然而，石敬瑭的救命稻草因幽州節(jié)度使趙德鈞的介入而險些喪失。原本應該奉后唐詔令，配合張敬達平滅石敬瑭的趙德鈞，卻在關鍵時候想趁機擴大地盤，甚至想援引契丹軍南進河北，進而聯(lián)手滅掉后唐，再挾契丹兵威，稱帝中原。

　　如果契丹支持了趙德鈞，那么石敬瑭就被拋棄了。在幽州、河東兩方勢力皆可增加金帛以競價的方式贏取契丹支持的情況下，石敬瑭所面臨的外圍形勢較之趙德鈞的游刃有余顯然不占任何優(yōu)勢，并不具備與趙德鈞打持久競價戰(zhàn)的實力和資本，張敬達大軍的持續(xù)攻城也迫使石敬瑭必須速下決斷，這時唯有兵行險著、出其不意，給出耶律德光無法拒絕、趙德鈞又無法匹敵的邀約籌碼，方能挽救目前內(nèi)外交困的險惡處境，為自己贏取一線生機。

　　困守孤城的石敬瑭，又能拿出什么籌碼吸引耶律德光呢？金銀玉帛這些物質(zhì)財富，石敬瑭肯定難以勝過趙德鈞。在常規(guī)籌碼喪失競爭力的情況下，割讓土地成為石敬瑭思慮范圍之內(nèi)唯一能勝過趙德鈞的最終選擇。于是乎，史上令石敬瑭背負千年罵名的“幽云十六州”割讓方案出爐了。

　　在得知趙德鈞遣使赴契丹求援之后，石敬瑭又派出心腹文臣桑維翰出使契丹，開出了令耶律德光難以拒絕的誘惑力條件：若契丹履行初約助其攻唐稱帝，在原有給予金帛重賂、約為父子之國的盟好內(nèi)容之外，另行割讓幽云十六州之地與之。

　　“幽云十六州”后來成為天水趙宋王朝糾結了一百余年的領土問題，也是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中的國恥象征。但是，何謂“幽云十六州”，是有必要首先講清楚的。“幽云十六州”在唐末的概念主要是兩塊：一塊是幽州地區(qū)所轄屬州，另一塊是云州一帶所轄各屬州，包括燕（幽）、薊、瀛、莫、涿、檀、順、云、儒、媯、武、新、蔚、應、寰、朔，共十六州。

　　從地理上講，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東南方，其余的云、儒、媯、武、新、蔚、應、寰、朔九州在太行山的西北。對于契丹而言，獲取這兩大塊區(qū)域，是其南進河北和進取河東的跳板；對于中原后唐政權而言，自然是防御契丹的屏障。

　　石敬瑭割讓這些地方是否說明其甘心賣國呢？仔細分析一下，并非那么簡單。幽云十六州中，僅僅只有云、應、朔、寰、蔚五州屬河東，也即所謂的“雁門關以北諸州”，為石敬塘所控。另外的十一州均屬“盧龍一道”，為幽州節(jié)度使趙德鈞所控。石敬瑭向契丹許諾割讓趙德鈞的地盤，自然沒有隨意兌現(xiàn)的能力，若要兌現(xiàn)，就需要契丹自己與趙德鈞兵戎相見。

　　石敬瑭承諾割讓幽州地盤，無異于將趙德鈞集團的勢力連根拔起，給予趙德鈞以致命痛擊，使其瞬間喪失與石氏河東集團競爭的政治資本，陷人進退兩難的境地。于趙德鈞而言，如果不愿割地，只能選擇聽從后唐李從珂詔令，與契丹及石敬瑭兵戎相見，陷入危險的兩面作戰(zhàn)之境；如果選擇束手割地，那就等于喪失經(jīng)營多年的地盤，也沒有了與契丹盟約的政治籌碼，完全淪為依附傀儡。

　　幽云十六州的兩個板塊比較之下，幽燕一帶人口稠密，物力雄富，割據(jù)幽州的劉守光曾言：“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相比之下，云州等地向來戶口稀少，最盛時亦不過二萬，尚不及幽州一州的三分之一。

　　另外，從戰(zhàn)略地位上講，云、朔等州在雁門關以北，若說河東之屏障在雁門關，那么云、朔諸州只能算是河東屏障的屏障。退一步講，即便云州地區(qū)為契丹所有，河東尚能憑借雁門天險據(jù)守。胡三省為《資治通鑒》相關內(nèi)容做注的時候曾言：

　　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棄阻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強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jù)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

　　說的直白一點，石敬瑭割讓幽州確實是等于將河北國防全部撤掉，契丹進而可以長驅(qū)直入，但是這種割讓是空頭支票，因為地盤是趙德鈞的，契丹要拿，必須自己打。石敬瑭割雁門以北云州諸地，則是不得已的一種退守，云州沒有，還有雁門關。

　　從戰(zhàn)略角度看，石敬瑭的割讓方案其實非常高明，成功地挑撥了趙德鈞與契丹的關系，又獲得了強有力的援軍盟友。耶律德光垂涎幽州已久，自然果斷拋棄趙德鈞，選擇石敬瑭。當然，除了割讓領土之外，還有向契丹稱臣并稱兒，這也就成為歷史記憶中的國恥符號。

　　五代十國的后唐末期，河東節(jié)度使與末帝李從珂爭奪統(tǒng)治權的戰(zhàn)爭中，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又稱幽云十六州），并向遼太宗耶律德光稱臣并稱子，成為史上有名的“兒皇帝”。

　　石敬瑭在承諾向契丹割讓上述領土的時候，其實并未掌握對這些地區(qū)的實際控制權。從地理位置看，上述割讓方案講的燕云十六州分為燕、云兩個部分，也即《通鑒》所謂“盧龍一道”和“雁門關以北諸州”，“晉復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云、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

　　石敬瑭的割讓方案中，其實只有云、應、朔、寰、蔚五州屬河東，也即所謂的“雁門關以北諸州”，為石敬塘所控；其余十一州(燕地)屬河北，即所謂“盧龍一道”，為趙德鈞所控。從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水平看，“盧龍一道”，也就是幽燕地區(qū)，人口稠密、經(jīng)濟發(fā)展也比較成熟，所謂“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

　　相比之下，地處雁門關以北的云、應、朔、寰、蔚五州則是經(jīng)濟落后，而且早已被胡風浸染，民族構成也十分復雜，封略之內(nèi)，雜虜所居”，“縱有編戶，亦染戎風，比于他邦，實為難理”。從國防角度看，雁門關以北諸州割讓出去，還有雁門關作為河東藩籬。

　　石敬瑭的這一割讓方案其實十分高明，將趙德鈞控制的幽州地區(qū)割讓給契丹，這是慷他人之慨，瓦解了趙德鈞與契丹之間的聯(lián)盟，也摧毀了這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另外，身為河東節(jié)度使的石敬瑭對雁門關以北諸州雖有節(jié)制之權，但并不能完全控制。

　　譬如說，石敬瑭已經(jīng)起兵之后，和后唐朝廷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既然云州節(jié)度使沙彥珣仍然忠于唐末帝，而且殺掉了麾下準備相應石敬瑭起兵的步軍指揮使桑遷。石敬瑭割讓“雁門關以北諸州”，雖然是對自己部分利益的舍棄，但更能借契丹之手解決忠于后唐的部分力量。

　　耶律德光出兵為石敬瑭解圍之后，便開始著手協(xié)助其稱帝。據(jù)《遼史·太宗紀上》記載，遼天顯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為晉王，幸其府。敬瑭與妻李率其親屬捧觴上壽。”封晉王是稱帝前先封大國的程序，是年十一月，遼太宗耶律德光正式冊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

　　耶律德光對石敬瑭的冊封表文去《舊五代史》中有記載，其內(nèi)容頗值得品味：

　　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匪敢失墜。爾惟近戚，實系本枝，所以余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jù)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乃命興師，為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群兇，但赴急難，罔辭艱險。······仍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旅，宜以國號曰晉，朕永與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在歷史文本敘述中，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稱臣并稱子是一件國恥記憶，尤其是石敬瑭認比自己小10歲的耶律德光當爸爸，成為很多歷史和文學著作中嘲笑的對象，被稱為“兒皇帝”。事實上，石敬瑭稱臣稱子這件事，其實并不算什么恥辱之事。

　　“稱臣”這件事在歷史上也不算什么新鮮事，唐初李淵也曾經(jīng)向突厥始畢可汗稱臣，契丹的強大是客觀事實，中原地區(qū)的政治力量博弈，沒有契丹的援助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所以，對于石敬瑭集團而言，向契丹稱臣不失為一種策略，所謂的“君臣關系”也可以隨力量權勢轉(zhuǎn)移而變化，正如唐朝與突厥的關系一樣。

　　再說“稱子”一事，更加是無從指摘。石敬瑭父事遼太宗有著自己的邏輯，即唐明宗與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保奉明契”。作為唐明宗的女婿，自然也繼承了唐明宗的人際關系，故而冊文中言，“爾惟近戚，實系本枝”。這種人際關系的繼承，就是石敬瑭以遼太宗為父的理論依據(jù)。兩者的父子關系是建立在唐明宗與契丹之“明契”上的，是論資排輩延續(xù)下來的，與年齡無關。

　　《舊五代史·武皇紀下》記載，“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機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機領部族三十萬至云州，與武皇會于云州之東，握手甚歡，結為兄弟，旬日而去，留馬千匹，牛羊萬計，期以冬初大舉渡河。”

　　當然，李克用與耶律阿保機的這種兄弟關系早因各方政治利益的變動而失效，李克用死前交給唐莊宗三支箭以表達自己的恨意和遺憾，其中一支即是用來“擊契丹”的。

　　但是，后唐莊宗李存勖在平定河北的時候，為了爭取契丹的中立，曾經(jīng)一度“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李嗣源奪位成功之后，阿保機曾經(jīng)說過：““我與河東先世 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 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

　　阿保機稱李存勖為“我兒”，當然不是為了踐行當年與李克用的兄弟之誼，只不過為了干預中原軍政而找個借口。無論是李存勖，還是李嗣源，他們執(zhí)政期間與契丹的關系都處于一種緊張的和平之中，莊宗、明宗在位期間，后唐軍事強大，契丹并無可趁之機。

　　李嗣源即位之后，與契丹耶律阿保機之間并未訂立什么“明契”。因為李嗣源于天成元年(926年)四月即位，遼太祖在天贊五年(926年)七月去世，時間相隔甚短，“保奉明契”可能并未來得及。

　　但是，若從明宗與莊宗的兄弟關系論及，李嗣源以父事阿保機并沒有什么問題，耶律德光是阿保機次子，與明宗是兄弟輩分也沒有疑義。石敬瑭是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是耶律德光的子侄輩，若說認其為父，也算不得什么屈辱。

　　石敬瑭的這種操作在歷史上也并非沒有先例。當初唐代宗李豫還是太子、天下兵馬大元帥的時候，為了借助回紇兵力收復長安，曾經(jīng)與回紇葉護王子結為兄弟。后來，葉護王子被殺，其弟登里王子成為可汗。唐肅宗去世之后，代宗即位，登里可汗乘機南下，代宗令太子李適（即后來的唐德宗）前往安撫。

　　在會見登里可汗時，雙方為李適是否應該舞蹈行禮發(fā)生了爭執(zhí)。回紇宰相和車鼻將軍給出了這樣的理由：“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李適)叔，叔侄有禮數(shù)，何得不舞蹈？”事實上，代宗并未和登里可汗“約為兄弟”，登里是從其兄葉護那里繼承了這種關系，并將之直接套用在太子李適身上。

　　按照這個邏輯，李嗣源與耶律德光的兄弟關系是對李存勖人倫關系的繼承，而石敬瑭與李嗣源的翁婿關系，又為石敬瑭父事耶律德光提供了倫理上的依據(jù)。故而，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稱臣是利益博弈的權宜之計，而稱子則是河東集團與契丹之間歷史關系的延續(xù)，并非是什么國恥，而所謂“國恥”只是宋儒將道德泛化的一種歷史改寫。

　　耶律德光在獲得石敬瑭所開出的割讓燕云十六州及稱臣稱子，并交納歲輸?shù)纫幌盗谐兄Z之后，于天顯十一年（936年，后唐清泰三年）命人在晉陽設壇，冊封石敬瑭為“大晉皇帝”。石敬瑭成為大晉皇帝之后，改元天福，是年為歷史上的后晉天福元年。

　　有了契丹兵力的援助，石敬瑭很快扭轉(zhuǎn)戰(zhàn)局。不久之后，身為太原四面副都招討使的義武軍節(jié)度使楊光遠殺掉了主帥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是月，后晉與契丹聯(lián)軍攻入洛陽，后唐末帝李從珂自焚。

　　由于當時后唐君臣多以為契丹出兵與客居洛陽的契丹東丹王耶律倍所謂的“請兵”有關，所以末帝李從珂在自焚之前拉上了耶律倍一起墊背。據(jù)《遼史》記載，“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