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平：憶周恩來同志二三事

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20年了（本文為紀念周恩來逝世20周年而作，編者注）。我同周恩來同志接觸中的一些往事至今記憶猶新，可以說它們在某些方面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周恩來

那是1941年9月，黨組織從延安調我到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當時，周恩來同志任南方局書記，負責國共談判、統一戰線和國統區、敵占區黨的地下工作。能到周恩來同志身邊工作，我心里十分高興。

在延安，我多次聽過周恩來同志的報告，受到很大教育，對他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也早有所聞。我想，到重慶后，他一定會問起延安的情況。為此，我就延安的學習、生產等方面的情況作了一些準備，還特地到延安的南門外市場了解商品供應和價格情況。

到了重慶，他果然一見面就問我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重要報告和開展大生產的情況，接著又問起延安的群眾生活和市場情況。我幸喜已經作了一些調查，便一一作答，還告訴他延安的小米每斗多少錢、麥子每斗多少錢。他忽然打斷我的話問：“你說的是大斗還是小斗？”這一下可把我問住了。我只好老實告訴他，我來渝前去市場看了一下，具體還說不準確。

周恩來同志沒有批評我，只是善意地笑了笑，但我心里感受到一種巨大的震撼。我意識到，作為一名黨的干部，對待任何工作，都要認真嚴謹。這方面，周恩來同志確實堪為楷模。

“皖南事變”以后，國民黨屢屢掀起反共浪潮。為了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迫害，南方局、新華日報社部分工作人員和在隱蔽戰線上的某些人員需要實行分散、轉移和撤退。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下，從國民黨特務的眼皮底下疏散，稍有不慎，就會發生意外。

周恩來對一些同志的經歷、特長、可利用的社會關系以及撤離的去向、途徑、方式乃至如何化裝等都作了了解、詢問，對想到的漏洞及時更改，以求做到萬無一失。對于返回延安的干部，他逐一談話，甚至對路上如何應付國民黨的盤查，都親自交代。有一次，我們早上起床了，還看見周恩來同志在與干部談話，通宵沒有休息。由于計劃周密，工作細致，許多干部都得到了安全轉移。周恩來同志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建國以后，我在國家計委工作。計委每次送給總理的報告，凡涉及國民經濟的一些重要數據，他都要反復審核，如有疑問，有時半夜打電話把我們找去查對。周總理這種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嚴謹求實、一絲不茍的精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每當我想到延安的“大斗小斗”這件事，工作中就受到一種無形的鞭策。

周恩來同志極端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來自他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極端忠誠。憑著這種忠誠，他具有超乎尋常的堅強意志，能夠依靠群眾，克服一切困難，出色地完成黨的任務。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中共代表團也從重慶移到南京。這時，國民黨準備發動全面內戰，妄圖消滅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搞獨裁統治的決心已定，內戰一觸即發。國共表面上仍在談判，但國民黨談，是為了拖延時間，讓美國人幫他做好戰爭準備；我們談，是為了順應全國人民反內戰、爭民主、要和平的愿望，阻止和延緩全面內戰的爆發。

▲1946年，在談判桌上的周恩來。

到了南京，周恩來最擔心的是中原地區。那里集中了李先念領導的新四軍第五師，由廣東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和從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樹聲等率領的嵩岳軍區部隊，共9個旅，6萬多人。國民黨不顧停戰協定，集中了11個正規軍，26個師，30多萬人，把這支部隊圍困在湖北大悟宣化店附近方圓百十公里的狹小地帶，準備一舉全殲，制造第二個“皖南事變”，形勢萬分危急。周恩來緊急呼吁停止中原內戰，以免牽動全局，釀成大戰。同時迫使美方和國民黨同意組成三人小組前往宣化店視察，以圖制止戰爭，解救中原部隊突圍。

到南京的第三天，周恩來即與美方代表白魯德將軍、國民黨代表徐永昌將軍一同乘專機前往武漢，我以新華社記者名義隨行。到了武漢，徐永昌托病不前，改由武漢行轅副參謀長王天鳴作為代表。從武漢去宣化店的道路坑坑洼洼，汽車一路顛簸。沿途只見國民黨軍隊頻繁調動，搶修碉堡工事，眼看一場大戰迫在眉睫。不巧到了黃陂縣境的十棵松河邊，因連日大雨，河水上漲，沖毀了臨時搭起的木橋，吉普車不能過河。王天鳴即提出返回武漢，等水退了改日再來。

可是，我中原部隊幾萬人正被重重圍困，面臨被圍殲之災，哪容拖延？！周恩來堅持原地等候，設法過河。第二天，河水仍然不退，周恩來心急如焚。他想到群眾中去想辦法，便叫隨行的曾任過黃陂縣委書記的任士舜同志找老鄉商量，講明我們是到宣化店舉行和平談判的，看看能不能想出過河的辦法。這時一位小伙子靦腆地說：“我看可以把車子抬過去。”美國人和國民黨代表都覺得很可笑。周恩來相信群眾的力量，便說，可以試試。又請來一些老鄉，大家七手八腳，硬是把幾輛吉普車抬過了河，為解中原軍區之危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在宣化店，周恩來一面參加調處小組的會議，將包圍我中原軍區的國民黨軍隊的番號、駐地都一一列舉出來，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國民黨挑起內戰的陰謀，要求調處小組制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平毀碉堡，釋放我被捕人員；一面主持中原軍區領導干部會議，分析形勢，對國民黨不抱任何幻想，堅決準備突圍，并對突圍方案進行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在往返宣化店的兩三天中，周恩來一直沒有合眼。

5月10日，三方代表在漢口簽署了停止中原內戰協議，使2000多名傷員及部分家屬安全轉移到了河南安陽。到6月26日國民黨向中原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的時候，由于我早有準備，我軍主力在李先念、王震等的率領下分三路向京漢路西勝利突圍，后在鄂西、陜南建立了兩塊根據地。11月1日，周恩來派我回延安匯報國共談判情況時，我看到先念同志早已安坐在棗園的窯洞里了。

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周恩來心里時刻裝著群眾，始終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他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厚的感情。

1960年10月，我從北京調中央西北局工作。臨行前一天，總理見了我，親切地說：“好啊，這次你回老家了。”我一愣，心想，總理明明知道我是山東人，怎么說到西北是回老家了呢？但很快就明白過來，總理說的老家，是革命的老家。我們這些吃延安小米、住延安窯洞、睡延安土炕過來的人，誰不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鄉啊！聽總理提到“老家”，一種崇高的責任感油然而生。

從6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在西北工作了22年。1973年5月，我在甘肅省委工作時，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有一天，我正在西北小組會上發言，周總理進來了。他當時已病魔纏身，加上日夜操勞，清癯的面容更顯消瘦。總理微笑著向大家點頭招呼，讓我繼續講下去。我前段時間剛去號稱“苦甲天下”的定西作過調查，那里連續多個月沒下一場透雨，許多群眾不僅缺食少衣，連飲水都十分困難。總理聽了定西的災情以后，神色頓時嚴肅起來，關切地問我這些地方能不能引水，能不能栽樹，能不能開礦，我都作了回答。總理說，有些地方黃土層厚，近處沒有水源和礦產資源，可以搞些編織、花邊等加工業和其他手工業，要想盡一切辦法把群眾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增加收入，克服困難，改變面貌。

這次匯報后不幾天，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周總理在大會講話時，心情沉重地說：“這次會上，我聽到了甘肅中部地區群眾生活困難的情況，心里很難過，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那里的群眾生活還這樣困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工作是失職的，對不起那里的人民。”聽到總理這種深深的自責，我深感內疚。甘肅許多地方面貌變化不大，群眾有困難，是我們沒有盡到責任啊！怎么能由總理來承擔呢？這時，只聽總理堅定地說：“我們一定要幫助那里的人民，努力發展生產，盡快把農業搞上去，把那里的窮困面貌改變過來。”

▲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報告。

就在這次會后不久，他便委托國務院的一位領導同志組織了由農林、水電、商業、輕工等七八個部委組成的工作組，各部委負責同志親自參加，深入到甘肅貧困地區調查研究，幫助工作，并帶來了糧食、棉衣、棉被等大批救災物資和賑災款，使災區群眾感受到黨的溫暖，增添了戰勝困難的力量。直到今天，甘肅人民仍然銘記著周總理在最困難的時候對甘肅人民的深切關懷。

周恩來同志熱愛人民、相信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來源：《求是》1996年第1期。作者宋平，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原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