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剛叫囂派兵介入臺海沖突之際,中俄防長舉行視頻通話,背后釋放了什么信號?日本一邊勸說漁民不要前往釣魚島,一邊推動彈藥軍工廠國有化,這又說明了什么?
26號當天,高市早苗再次談及臺灣問題,叫囂“臺海有事日本不會袖手旁觀、將與美聯合撤離公民”,雖然她并沒有直接點明日本會派兵介入,但很明顯她這些話就是在強化之前“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敘事,將“派兵介入臺海”的答案擺上了臺面。就在高市早苗剛下“戰帖”后的第二天,我國國防部長董軍就上場。1月27號,董軍同俄羅斯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舉行視頻通話。電話里,董軍防長拿到了俄羅斯的承諾,別洛烏索夫明確表態,俄羅斯“愿同中方加強兩軍戰略磋商,深化聯合行動、人員培訓等領域務實合作,推動雙方戰略協作向更高水平邁進,更好維護兩國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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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這次互動在時間上的巧合絕非偶然,其背后至少釋放出了兩大信號:一是對日本右翼挑釁的即時戰略反制。高市早苗將“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模糊戰略威懾,升級為“聯合撤離公民”的戰術行動構想,本質是借臺海議題綁架日美同盟、突破日本戰后和平憲法約束的底線。
在這一背景下,中俄防長這時通話,就是要通過軍事高層直接互動,以“戰略清晰”對沖日本的“戰略模糊”冒險,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落實兩國共識、提升應對風險挑戰能力,直指臺海問題的主權屬性與外部干涉的危害性,明確“中國內政不容干涉”的剛性立場;第二,俄羅斯之前已經多次譴責日本涉臺挑釁,這次通話進一步以軍事協作姿態呼應中方,形成對日本右翼的雙重壓力,尤其在琉球與北方四島方向的戰略聯動可能強化,牽制日本軍事力量分散部署;第三,這種“政治共識+軍事協同”的快速響應,打破了日本試圖通過單邊叫囂制造地區緊張的節奏,傳遞出“干涉臺海將面臨中俄共同反制”的明確信號,壓縮其戰略誤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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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對沖美日同盟風險,塑造地區安全博弈新格局。高市早苗的言論明顯有強拉美國深度介入臺海的意圖,但美國對其表態保持沉默,原因就在于美國不愿被日本右翼裹挾陷入軍事冒險。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五角大樓 2026 年國防戰略報告未直接提及臺灣地區。在此情況下,中俄這時通話,正是抓住這一矛盾,塑造更有利的博弈格局:一來,分化美日同盟,通過展示中俄軍事協同的堅定性,讓美國更清晰認識到介入臺海的戰略成本,進一步降低其軍事介入意愿,同時加劇日本對“同盟可靠性”的焦慮,削弱其挑釁的外部支撐。二來,鞏固戰略底線,中俄以軍事協作明確地區安全的“紅線”,即臺海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外部勢力任何形式的介入都將引發堅決反制,這一信號不僅針對日本,也對其他試圖干涉地區事務的勢力形成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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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日本妄圖派兵介入“臺海沖突”這件事早就沒有后路,但高市早苗仍不死心。近日,有日媒消息就指出,日本政府正在考慮對生產彈藥的軍工廠實施國有化,以確保在“有事”之時維持彈藥的穩定供應。說簡單點,就是提升美日同盟軍事行動的支撐能力,尤其為西南諸島、臺海方向的軍事部署儲備彈藥,同時推動防衛產業重組,強化軍工體系的“戰爭適配性”,這一舉措契合日本“安保三文件” 修訂與防衛產業戰略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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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與此同時,又日本官員卻又在勸說漁民不要前往釣魚島捕魚以免進一步激化中日緊張關系。怎么來看這兩件事?首先,這是日本在實力差距下的現實權衡。它們很清楚日本海上保安廳難以在直接對抗中占優,漁民進入易引發摩擦升級,甚至觸發美日安保條約的被動執行,讓日本陷入“被迫應對卻無力掌控”的困境。日本擔憂漁民被中方海警檢查或扣留,導致局勢失控,損害其在地區事務中的戰略主動權。
其次,這也是一種戰略欺騙的輿論操作。日本政府通過非公開渠道勸退漁民,同時在官方層面仍堅持對釣魚島的非法主權主張,甚至推動石垣市“涉釣魚島條例”等政治作秀,試圖營造“主動管控風險”的形象,實則為擴軍備戰爭取緩沖時間,避免與中國過早攤牌。最后,日本試圖借此以時間換空間。勸退漁民是為了避免當前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對抗,為彈藥國有化、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等長期準備爭取時間,待軍事能力提升后,再圖在釣魚島、臺海等議題上發起更強勢的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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