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李井泉為四川餓死人作檢討，鄧小平卻說：這事中央有責任

四川是中國的農業大省，也曾是人口最多的省份。新中國成立后，四川擔負起了支援西藏和完成國家上調糧食的沉重任務。在共和國最困難的時期，四川人民靠堅實的雙肩挑起了“調糧”、“還債”兩副重擔。

據有關資料統計，在新中國成立后的12年當中，中央從四川調糧共計364億斤，四川為全國外調糧食最多的省份。1950年至1952年，四川調出糧食14.88億斤；1953年至1957年，四川調出糧食162.72億斤；1958年，四川調出糧食39.6億斤；三年困難時期，四川調出糧食147億斤。也就是說，在這12年當中，四川人民提供了幾乎全國城鎮人口一年的口糧。這是一個多么令人震驚的數字！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四川調出大量的糧食支援全國十幾個省，這就使四川原本因自然災害造成的缺糧局面更加嚴峻了。從那時起，就有人把四川調糧和死人與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李井泉連在一起。時至今日，依舊有人對李井泉非議不斷。那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

李井泉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從四川調糧其實是中央做的決定。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國家糧食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糧，上海只有兩天存糧，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資運輸讓路，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

京滬一旦斷糧，后果不堪設想，四川雖然有糧，若大量調出，后果也很嚴重。中央經過權衡，決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犧牲。火急命令接連不斷，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都給李井泉打過電話，要求四川省委堅決執行中央決定，這些電話的原始記錄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書記、后任省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許夢俠曾說：“省委書記會議上傳達中央決定時，井泉同志落淚了，從來沒見過他落淚，好幾位書記在省委文件上簽字時都掉了眼淚，心里都明白調走大批糧食意味著什么，可是這是中央的決定，是必須執行的。”

中央調糧的決定和安排在當時是絕密， 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眾對此很有意見，認為李井泉調糧是為了向上表功、欺下瞞上做出的個人決定。四川民間甚至傳說，李井泉“為了當中央政治局委員，不顧四川人民的死活”。而事實是李井泉在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就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調糧與他當政治局委員并無因果關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四川到會的一些干部對整個國家的困難以及四川過度調糧的內情不了解，對李井泉有強烈的埋怨情緒，他們給中央寫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嚴重錯誤。李井泉在會上就1958年大躍進農村工作中的錯誤做了檢討，但只字不提調糧是中央的決定，只檢討四川調糧太多，自己要負主要責任，實際上是把所有責任攬到自己頭上。第一次檢討，大家不滿意，他又檢討了第二次。

據李井泉的秘書陳振寰回憶，李井泉在第二次檢討前，整整一夜沒有睡覺，一直在北京飯店的走廊里走來走去，他幾次推開陳振寰的房門說：“這個檢討究竟該怎么作？”作為1927年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在李井泉心中，永遠是黨性高于一切，大局利益高于一切，但他內心也有委屈，自己一個人又怎樣承擔如此重大的責任呢？

李井泉（左二）

后來朱德和鄧小平都在會上為李井泉說了公道話。朱德專門召集四川代表團地委書記以上的干部開座談會，他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四川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大家要團結一致，振作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工農業生產盡快恢復和發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鄧小平也說：“調糧的問題，井泉同志檢討了。中央也有責任，這個問題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調糧調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責任。”

朱德和鄧小平作了解釋后，四川的同志們心中就有數了，情緒也緩和多了。

上世紀80年代以后，國內外有人開始關注四川調糧問題，一些所謂的“知情人”開始舞文弄墨，在他們的筆下，困難時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飆升至上千萬，李井泉調糧過多的錯誤由此也上升為“重罪”，并歸結為“長期實行左的路線造成的惡果”。李井泉對此始終沉默無言，淡然處之，他的孩子們曾懇求他寫一篇回憶錄，講明調糧事件的原委，還自己以清白，卻遭到他的嚴厲拒絕。李井泉還告知子女，誰都不許為他寫回憶錄。

李井泉（左）和陳丕顯握手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病逝，享年80歲。李井泉病逝后，他的子女們經過慎重討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對他們的父親李井泉的歷史功過作一個公正的評價，并對調糧問題給予說明。鄧小平對此信作了批示，并請中央辦公廳閱辦。

不久以后，《人民日報》在發表《李井泉同志生平》時，對李井泉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他為我國西南地區的各項建設事業，嘔心瀝血，艱苦奮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為人正直，襟懷坦白，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對于工作中的失誤，勇于承擔責任。他光明磊落，堅持原則，顧全大局。

晚年的李井泉和群眾們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