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鄧穎超宴請水靜，水靜得知地點，好奇：怎么會選在釣魚臺？

1964年8月12日，北京醫院住院部四層的電話忽然響起，護士快步尋到病房，把話筒遞給了陪護中的水靜。里頭是鄧穎超溫和的嗓音，短短幾句寒暄后便發出邀請：“晚上出來坐坐吧，到釣魚臺敘舊。”掛斷電話，水靜對“釣魚臺”三字連連琢磨，總覺得有點意外。

追溯前因，要從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那張體檢單講起。8月初，他被查出心臟和胃部舊疾復發，中央批準他入京治療。途經上海時，夫妻倆恰逢羅瑞卿也要返京匯報工作，三人干脆同機北上。飛機于10日上午降落首都機場，周恩來原本只打算接羅瑞卿，見到楊尚奎夫婦便順勢寒暄幾句，叮囑“好好休養，別急回江西”。

政務纏身，周恩來顧不上細談，但那份惦念落在鄧穎超心里。她隔三差五打電話到病房詢問病情，語氣平實卻事無巨細。鄧穎超與水靜的交情，可追到1938年武漢。那時新四軍駐漢辦事處里，兩人頂著汽油燈整理傷兵名冊，一干就是大半夜，情誼自此扎根。

這回一聽說楊尚奎手術后恢復不錯，鄧穎超便動了請客的念頭。可她與周恩來那陣子并未住在西花廳。自7月中旬起，國務院機關搬去釣魚臺第六號樓辦公，為迎接即將訪華的幾撥亞非領導人做準備，鄧穎超也索性隨行。西花廳同時進行屋面補葺，住進去不方便，因此宴請地點只能換。

“總理那邊會議排得滿滿，他要是回不來，你別拘束。”電話里鄧穎超的叮嚀透著歉意。水靜爽朗回答：“大姐放心，我當自己家。”短短一句，笑聲卻沖淡了病房里的消毒水味。

當天下午五點，國務院警衛局派來一輛黑色伏爾加。駛出東單，一路繞過復興門閘口，穿行玉淵潭畔，車窗外垂柳搖曳。不到二十分鐘，水靜便看到釣魚臺南門的青磚灰瓦。進入六號樓客廳，她第一句話就問：“怎么想到在這兒設宴？”鄧穎超微微一笑，“釣魚臺原是皇家的釣魚池，1958年改成國賓區，廚房設備新，做菜省事，我們圖個清靜。”

短短客廳里，四把竹椅圍著一張方桌，十分儉樸。菜色也簡單：清蒸鱸魚、兩碟時蔬、半只醬鴨、再加一砂鍋雞湯。鄧穎超解釋，現在國家講求節約，自己更不好鋪張，“味道差不了就行。”水靜點頭，她了解這對夫妻的作風——簡淡卻不失體貼。

席間聊到江西局勢，也說到北京醫院先進的儀器。鄧穎超問：“醫生說還能回南方嗎？”水靜答：“估計十月后，再冷些就不行了。”話音剛落，門口傳來腳步聲，身著灰色中山裝的周恩來推門而入，他把文件夾遞給警衛員，沖客廳笑道：“會暫時告一段落，總算趕上開飯。”一句話讓氣氛活絡不少。

周恩來坐下后，聽水靜轉述楊尚奎的問候，他頷首：“告訴老楊，北京這頭放心照顧。”短短一句，分量卻很重。隨即他端起茶杯，柔聲道：“身體最緊要，你們不可再硬扛。”這一段對話并不長，卻讓在座幾人都沉默幾秒，仿佛誰都能感受到那種把私人關懷掖進公事里的克制。

值得一提的是，這頓飯從六點吃到七點半，周恩來只動了幾筷菜，大多時間在聽。間或他掏出小本子，記下水靜提起的醫療耗材短缺問題，還詢問“江西老區近兩年的合作醫療怎樣推開”。鄧穎超見狀提醒：“先用飯。”周恩來答：“聽情況也是工作。”隨后，他還是把本子收好，低頭喝了一口湯。

八點整，國務院作戰室來電匯報越南局勢，周恩來再次起身。臨出門，他回頭交代警衛員送水靜返院。走廊燈影下，他的背影瘦削。水靜看在眼里，不由低聲感慨：“總理太辛苦。”鄧穎超輕輕擺手，仿佛不愿再擴散這份憂慮。

夜色降臨，釣魚臺湖面泛起微光。汽車重新駛上阜成門外大街時，車內只剩水靜與警衛員。窗外梧桐掠過，她忽然明白，釣魚臺之所以成為宴請地點，不只是因為廚房方便，更因那里緊挨國務院接待區，周恩來能在最短時間兼顧工作與友情。對他而言，分身乏術已是常態，能抽出這九十分鐘已殊為不易。

回到北京醫院，已近九點。楊尚奎仍在看書，見妻子推門，放下書微笑：“可吃得愉快？”水靜點頭，又把小紙包遞給丈夫——那是周恩來臨走前交給她的，里面夾著幾片云南白藥，外加一行鋼筆字——“勞逸相濟，切勿操勞”。字跡遒勁，一如那人的性格。

燈光下，水靜心頭多了份踏實。她終于理解那個看似隨意卻別有深意的選址：釣魚臺不僅是國賓區，更是一處兼顧公私的緩沖地帶。周恩來與鄧穎超在這里張羅一頓家常飯菜，既讓友情得以續航，又絲毫不耽誤政務的分秒。忙碌年代，辦法總比困難多，這或許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生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