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清末進士面見毛主席，事后坦露：只有毛主席中國才有希望

1949年9月上旬，秋雨初歇，北京城的街巷泛著泥土清香。82歲的張元濟坐在列車車窗旁，隔著玻璃看北平城墻緩緩逼近，心底卻在翻檢半個世紀的舊賬。

第一次叩見皇帝是五十七年前的春天。那天的太和殿金瓦生輝，他與同年進士并肩候旨，光緒把“中興圖強”四字掛在嘴邊，年輕的張元濟信了。接下來的戊戌變法倏忽而逝，血跡染紅菜市口，他被革職，孑然南下。

南下后，他選擇在南洋公學教授西學，又合辦商務印書館。排鉛字、校洋書、編辭典——幾年下來，這家小石庫門里的作坊變成了華人世界最大的出版機構。許多青年在它的課本里看見天地，這里面就包括湖南的一位姓毛的師范生。

1911到1945，軍閥混戰、北伐烽煙、抗戰炮火，社會像連軸轉的翻車。孫中山談理想、袁世凱談皇帝夢、蔣介石談“攘外必先安內”，張元濟都應邀去聽過。他搖頭，禮貌、疏離，繼續埋首編書。

1949年，戰火停歇在長江以南。陳毅市長幾次造訪，言辭誠懇：“中央請您赴京商議國是，人民政府不能缺了您。”八十二歲的老人沉吟片刻，終究點頭。

火車進站那天，東交民巷早沒了舊日洋槍洋炮的哨卡，取而代之的是修路的民工和擦肩而過的笑臉。張元濟低聲對隨行的兒子說：“京師還是那個京師，人卻自由多了。”只一句話，道盡萬千感慨。

夜色中，周恩來前來探望。簡單寒暄后，周總理遞上毛主席的口信：“主席說，張老遠道而來，明日請務必移步天壇，與眾同游。”話音溫和，卻透著真誠。

翌日上午，祈年殿外微風掠過古柏。毛澤東已先到，見老人下車，快步迎前，“張老遠勞，辛苦了。”張元濟握住那只大手，目光里閃著贊許。

漫步回音壁，談古論今，毛澤東提起戊戌舊事：“當年在長沙，也常讀商務印書館的譯本。”語氣不帶客套，像對老朋友。張元濟說：“書是死的，人是活的，能有人讀，書就有了命。”同行者都為之一笑。

午后，幾盞清茶下肚，話題落在國家前途。毛澤東神色凝重：“華夏百年坎坷，最難得是民心。”張元濟輕輕點頭，心中暗嘆：這一句，比當年朝堂上的空言更沉甸甸。

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議場上，工人、農民、將軍、學者圍坐一圈，發言時直呼其名，無須跪拜，無需賄薦。幾條關于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的調整建議，被很快采納。老人的目光透著驚喜，仿佛見到晨曦。

之后的日子里，他忙于同新政府的文化官員磋商，提出“中學課本簡明化”“推廣普及國文圖書”等主張。北平初冬干冷，他卻興致正濃，進出國務院大門如入自家書齋。

9月20日，陳毅再度出現，邀他登天安門檢閱準備工作。暖陽鋪在城樓磚面，護城河閃光，遠處有人放風箏。“這才是百姓的北京。”張元濟感慨。

10月1日中午十二時整，禮炮二十八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張元濟扶欄凝望，雙眼噙淚。旁人記下他輕聲吐出的句子：“從今天起，咱們這個國家有了盼頭。”

當夜燈火通明，他回到下榻的六國飯店，鋪紙研墨，寫下長信致毛澤東，言辭真摯：“先生為中國開新紀元，老朽目睹蒼生喜色，寸心鼓舞。”信寫完，分毫未改，令人捧去中南海。

不久，他返滬處理館務。12月，中央任命他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可身體比理想先彎了腰，1950年初，他突患腦血栓，半身不遂。毛主席數次派人探望，并囑上海方面給以最好醫護。

1958年春，周恩來赴滬，直奔華東醫院。老人已難起身，目光卻仍舊澄澈。瞧見周總理，他努力抬手，嘴角動了動：“毛主席好。”此后再無清晰言語。

同年12月14日，張元濟在家人陪伴下離世，終年九十一歲。留給后人的，不只是那間龐大的商務印書館，還有一句擲地有聲的評語：“只有毛主席，中國才有希望。”

這句話出自一次夜談。當時張元濟解釋：“天底下的事，靠愿景易，靠執行難。毛主席既有胸懷，又有手腕，肯把命運交給百姓，故中國不至再回頭。”話音雖輕，卻像落地銅錢，清脆作響。

張元濟的判斷并非一時激動。他對光緒的氣度、對孫中山的才華都曾稱道，卻也清醒地看到他們受歷史條件所限；袁世凱的皇帝夢、蔣介石的獨斷專行，更讓他警醒。一生周轉于興國之念與政治失望之間，直到1949年的北京，才能真的松口氣。

商務印書館后來在新中國完成公私合營，一批又一批新教材、工具書走進課堂，延續著他的信念——救國先救教育。若論真正的“遺愿”，恐怕也在此。

張元濟的名字，今天大多出現在圖書學或近代教育史的角落。然而，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他像永不熄滅的燭火，靜靜照亮讀書人的心。

1949年那個秋天的約會，讓一位清末進士終于放下滿腹惆悵；他把畢生求索的答案，交給了一個新生的共和國，也交給了那位在天壇古柏下與他促膝而談的領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