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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地名,大文章:鐫刻在中華山河間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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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是人類在各個歷史時代活動的產物,被稱作“人類歷史的活化石”。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文脈深厚,孕育了數量浩繁、傳承久遠、內涵豐富的地名寶庫,形成了自然與人文交相輝映、傳統與現代和諧共生的地名文化體系。

      據統計,甲骨文中記載的地名有500多個,《山海經》記載的地名有1100多個,宋代以后僅地方志涉及的地名就達500多萬個。在這些典籍中,記載地名最多的為《水經注》,全書記載的各類地名達1.5萬處。作為融匯語言、習俗、地理信息、文化傳統等于一體的綜合體,地名及其所衍生的地名文化,見證了中華各民族遷徙交往、血脈相融的歷史進程,蘊藏著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深層密碼。


      展現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演進歷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蔽覈钤绲牡乩韺W著作《禹貢》記載了上古先民對于“天下”疆域四至的樸素認知,勾勒出孕育中華文明的地理空間。在這片廣袤土地上,游牧、漁獵、農耕等經濟形態的相互往來和彼此依存,為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互動提供了不竭動力,形塑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和統一性。

      通過文獻史料,我們常常能在地名深處探尋到古代民族遷徙的蹤跡。據唐代顏師古對《漢書·西域傳》和《漢書·地理志》的注解可知,古代西域溫宿國(今新疆阿克蘇市)、龜茲國(今新疆庫車市)的民眾,曾在漢代分別移居到今天的陜西禮泉縣及陜西榆林市、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南部一帶。


      ▲春節前的陜西禮泉縣袁家村游人如織(2025年1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王澤昊 攝

      在陜西禮泉縣,至今仍存有“溫宿嶺”這一地名。漢代溫宿人內附后在此從事農耕與牧養,唐代因襲舊名設立溫秀縣,“溫宿嶺”這一名稱反映了漢唐時期中原與西域之間持續的民族交流與融合。而在陜西榆林至內蒙古鄂爾多斯南部一帶,漢代曾設有“龜茲縣”。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河水注》載:“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h因處龜茲降胡著稱?!北砻鼾斊澘h是因安置附漢的龜茲人而得名。


      ▲候鳥在內蒙古烏梁素海湖面嬉戲、覓食(2025年9月25日攝)??滴目?攝

      另據考證,漢、羌、蒙古、藏等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開發和建設河西走廊,形成的“古浪”“巴彥淖爾”等地名,具有多民族語言文化“層累疊壓”的顯著特征。甘肅省武威市的古浪縣地處河西走廊東端,為古絲綢之路要沖,“古浪”系藏語古爾浪哇的簡稱,意為黃羊出沒的地方。巴彥淖爾市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西部、黃河幾字灣頂端,“巴彥淖爾”為蒙古語,意為富饒的湖泊,因境內有黃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烏梁素海及眾多的湖泊而得名。這些沉淀在典籍里、留駐在現實中的無數地名,成為各民族來往互動、共同發展的鮮活見證。


      承載中華民族共同的身份記憶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睔v代中央政權對邊疆地區大多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保持國家統一和政令暢通的前提下,尊重并延續地方原有的社會組織、經濟制度和風俗習慣等,同時施行禮樂教化,促進民族交融,增強文化認同。這種包容而富有彈性的治理傳統,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這是貴州遵義會議會址(2025年1月7日攝)。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明清兩代對西南地區各級地方的命名,生動體現了統治者以儒家思想經略邊疆、以忠孝仁義觀念維系民心的治國理念。如在貴州命名府一級的“新化”、州一級的“威寧”、縣一級的“遵義”,分別取“新入王化”“威鎮安寧”“遵王之義”的含義,許多屯堡的取名也都寄托了當時居于正統地位的政治理念、生活理想與道德準則。

      在近代以來的抗爭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華民族實現了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以左權、楊靖宇、黃驊、張自忠、趙尚志等抗戰英烈命名的市縣、鄉鎮和街道,如同不朽的豐碑,將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的英勇事跡永遠銘刻在祖國的山河之間。地名中映射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彰顯中華民族開拓創新的精神特質

      在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進程中,各民族持續拓展交往交流空間,開辟了藏彝走廊、茶馬古道、河西走廊、絲綢之路等重要商貿要道。這些通道不僅推動中華民族如“滾雪球”般不斷融合壯大,也推動了亞歐非大陸之間的互聯互通,成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紐帶。


      ▲參觀者在安陽博物館拍攝展品“司母辛銅方鼎”。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早在3000多年前,中原與西域便已建立起聯系。1976年,河南殷墟婦好墓中發掘出土了大量和田玉器物,印證了這種聯系的悠久歷史。從先秦《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文獻關于昆侖山產玉的記述,到漢代《史記》《漢書》記載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鄯善國(今新疆若羌)、于闐國(今新疆和田)、莎車國(今新疆莎車)產玉的記載,以及“玉門關”這類以玉為名稱的關隘、驛站等,都揭示了玉石在溝通中原與西域以及東西方交往中的特殊地位。明代《天工開物》和清乾隆帝御制詩中也有關于新疆地區采玉、雕玉、貢玉的描述。眾多與玉相關的地名記載,為研究早于張騫鑿空西域1000多年的“玉石之路”,了解中原與西域上下幾千年不絕如縷的政治、經貿、人文往來提供了依據。

      此外,唐代杜環游歷中亞、西亞和北非,所著《經行記》記載了波斯、碎葉、大食等國家和地區風物,成為研究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史的珍貴史料。從這些史地資料可以看出,古代中國開辟的地區間、國家間交通線路,主要是王朝封貢之路、貿易通商之路、文化交流之路,顯著區別于西方地理大發現后開啟長期劫掠、血腥殖民和殘酷奴役的航線軌跡,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與和平性,為人類文明交流史留下了深刻而獨特的印記。


      新時代地名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地名,是鐫刻于中華山河間的歷史年輪,更是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中的文化密碼。保護與弘揚優秀傳統地名文化,講述其中蘊藏的中國故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是傳承文明、增進認同的時代命題。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始終致力于地名工作的規范化。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發布《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廢除了帶有侮辱性的稱謂、地名等,強調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發布的《地名管理條例》中,對涉及民族因素地名的命名或更改作了明確的說明,指出地名的命名要“有利于人民團結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尊重當地群眾的愿望,與有關各方協商一致”。2012年,民政部《關于加強地名文化建設的意見》等法規文件出臺,要求充分發揮地名文化對地名工作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地名文化保護工作不斷加強。


      ▲慕田峪長城上的舞龍舞獅表演。新華社發

      新時代推進地名文化保護傳承,需在多個維度協同發力。要深入開展地名文化研究、文化資源挖掘、評價標準體系建設,增強地名承載歷史記憶、民族情感與地方特質的能力。要開展豐富多彩的地名文化活動,有機融入城市更新、街區改造和居民生活,講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賦能文旅融合發展。如,與文物保護、鄉村旅游結合,講好千年古縣、千年古鎮(村)、百年古鎮(村)的故事;依托歷史淵源和人文典故,打造文化體驗、情景再現活動,開發文創產品等。要強化地名信息查詢等公共服務,完善地名信息平臺、持續開展不規范地名整治等,加強國際交流,推動中國地名文化走向世界,在文明互鑒中展現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與治理智慧。

      (作者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調研室)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海寧

      制作 | 胡曉蝶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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