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不凡等: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的價值認同與實現路徑

王不凡,鄧佳茹.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的價值認同與實現路徑[J].中國鄉村發現,2025,(03):43-50.

在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已成為不可逆轉的重要趨勢和必然要求，既涉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層推進，更關乎城鄉居民的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這一論斷明確了鄉村振興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24—2027年）》也將“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寫入工作要點之中，進一步明晰了鄉村振興的建設方向。在此背景下，價值認同作為社會行動的精神紐帶，在鄉村振興實踐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當全社會對鄉村振興的價值目標、實踐路徑形成廣泛共識，才能凝聚起多元主體的參與合力，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持續的精神動力。

一、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價值認同的三個層面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鄉村振興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性實踐，其可持續推進依賴于農民群體對“共同富?！蹦繕说膬r值內化與情感認同。這種認同不僅是破解“資本邏輯侵蝕鄉土本體價值”現實困境的關鍵密鑰，更是實現傳統農耕文明現代轉型的精神性建構。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下，鄉村的經濟功能被邊緣化、生態價值被低估、文化認同被弱化，導致城鄉之間形成價值認知的斷裂。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本質上是對鄉村多元價值的重新發現與確認。價值認同可看作社會行動的“黏合劑”。鄉村振興涉及政府、市場、村民、社會力量等多元主體，唯有在“為何振興”“振興什么”“如何振興”等核心問題上形成共識，才能有利于鄉村振興政策的執行。

（一）經濟價值認同

經濟價值認同在鄉村振興價值體系中占據基礎性地位，是實現鄉村富裕的核心驅動力，其本質在于通過制度設計與實踐創新，實現農民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價值內化與利益共享。這種認同意味著對鄉村高質量發展的共同訴求，對農業產業現代化轉型緊迫性與必要性的深刻認知，不僅體現在對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追求上，更體現在對構建全產業鏈產業體系的長遠規劃之中。經濟價值認同要求構建從勞動創造到收益分配的正向制度循環，通過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和產權制度改革，將農民的勞動投入轉化為可感知的經濟權益。

從實踐維度審視，經濟價值認同的重要性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破解資本邏輯與鄉土價值的沖突，避免農民脫離土地的異化現象；其二，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增強經濟活動的透明度與參與感，重塑農民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其三，在經濟基礎與文化傳統的互動中，形成具有本土適應性的發展倫理，為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提供價值支撐與實踐路徑。經濟價值認同的建構，本質上是中國式現代化對“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鄉村化表達。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決定了鄉村振興必須朝向全體人民在物質和精神兩個文明的富裕，而從某種程度上講，農民在擺脫貧困之后，實現經濟地位的根本性重塑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建構，對經濟價值的需求是首要的。

（二）生態價值認同

生態價值認同是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是鄉村振興中綠色發展理念的集中體現。在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的戰略框架下，生態價值認同指向農民群體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價值認知與主動守護，其本質是人與自然關系在鄉村場域的辯證重構。從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角度看，生態價值認同構成“自然的人化”與“人化的自然”辯證統一的具體實踐。這種認同不是對自然的工具化利用，而是通過生態路徑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核心在于確立農民作為生態主體的地位，使生態實踐朝向價值驅動，在開發與保護的張力中構建起具有主體性的鄉村生態范式。這種認同的深化，本質上是中國式現代化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的鄉村化詮釋，它通過生態主體的覺醒與生態實踐的創新，為鄉村振興提供生態基礎與發展動能。

在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戰略中，生態價值認同根植于鄉村獨特的生態本底特征與城鄉生態需求的互補性。鄉村作為自然生態系統與人文生態系統的復合載體，承載著傳統農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體意識、輪作休耕的生態節律、有機種植的物質循環，這些構成鄉村生態價值的內在基因。這種基因不僅維系著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土壤肥力維持的生態功能，更形成區別于城市的生態特征，為鄉村振興提供不可替代的生態資本。當前，城市人口對鄉村生態與田園生活的向往，本質上是工業化進程中生態赤字引發的補償性需求。當城市居民將鄉村視為“詩與遠方”的精神棲息地，這種需求轉化為對清新空氣、有機食品、自然體驗的消費訴求，而鄉村生態價值認同正是滿足這一訴求的內在基礎。生態價值認同不僅守護著鄉村的生態底線，更通過城鄉生態需求的對接，促進實現鄉村振興的良性發展。

（三）文化價值認同

文化價值認同在鄉村振興中扮演著守護精神家園、凝聚鄉村力量的重要角色。鄉村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根基，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記憶、民俗風情、傳統技藝等。鄉村文化價值認同的內涵指向農民群體對本土文化基因的自覺承繼與創造性轉化。從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角度看，文化價值認同構成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能動反作用的具體呈現：當農民將節氣習俗、手工技藝、鄉土建筑等文化符號轉化為現代生活的實踐資源，文化認同便成為重構鄉村社會關系、抵御文化同質化沖擊的精神防線。這種認同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復歸，而是文化基因的當代表達。其核心在于確立農民作為文化主體的地位，使文化實踐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中構建起具有獨立的鄉村文化范式。

文化價值認同之所以重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它是鄉村社會凝聚力的核心紐帶，通過宗族記憶、節慶儀式等文化實踐，維系著不同群體的情感聯結與規則共識，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有效彌補了現代鄉村治理的規則短板；另一方面，它是傳統農耕文明現代轉型的介質，在非遺保護、古村落活化等過程中，文化認同推動文化資源轉化為發展資源，實現文化基因的價值再生產與可持續傳承。因此，文化認同為鄉村振興提供意義賦予功能，當農民將生態保護、社區建設等實踐納入文化傳統敘事，發展行為便獲得超越功利計算的精神動力。農民在文化實踐中確認自身主體地位，政府通過政策引導提供制度支持，市場通過文化消費反哺文化生產，最終形成傳統與現代共生的鄉村發展新形態，為鄉村振興注入持久的精神動能與文化生命力。

二、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價值認同的實踐路徑

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的價值認同構建，是經濟、文化、生態、組織四維價值協同共生的系統工程，其實踐路徑以特色產業為經濟載體、以文化創新為精神紐帶、以“兩山”理論為生態根基，形成整體性的價值認同體系。這一體系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指引，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貫穿鄉村振興全過程，既強調發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更注重發展過程的主體性參與，使價值認同從抽象理念轉化為具體實踐。三者相互支撐、互為條件，共同構成鄉村振興價值認同的實踐邏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開花結果。

（一）以特色產業培育為核心驅動經濟價值認同的實踐轉化

鄉村經濟價值的認同依賴于對地域資源獨特性的精準識別與保護性開發。特色產業是鄉村經濟價值認同的物質載體，其培育需立足地域資源稟賦。例如，浙江省桐鄉市以烏鎮全域旅游為依托，充分利用烏鎮本地資源稟賦開發旅游業，為周邊群眾創造了大量就業創業機會，成為推動就業增收、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烏鎮通過“管線地埋”等創新模式，在保留古鎮水鄉風貌的同時實現基礎設施現代化，將歷史遺產轉化為旅游資產；通過引入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戲劇節等重大活動，將“地方IP”升級為國際影響力，實現資源從“物理存在”到“價值符號”的轉化。這種對地方性知識的經濟化，實際上是賦予資源現代經濟意義，使其成為市場認可的價值載體。

經濟價值認同的可持續性需依托“利益共享化”機制，將經濟收益與鄉村主體需求綁定，通過“參與感”與“歸屬感”的強化，實現從“經濟增長”到“社會認同”的價值鞏固。烏鎮模式的實踐表明，利益共享需通過多維度策略實現，例如崗位優先與空間讓渡、產業鏈延伸與農民增收，以及帶動周邊鄉村橫港村、陳莊村抱團組建鄉村旅游公司，挖掘竹編、藍印花布等非遺資源等措施，不僅提升了村民的經濟獲得感，更通過“發展成果由村民共享”的實踐，使其從“發展旁觀者”轉變為“建設者”，進而鞏固對鄉村經濟價值的認同。鄉村經濟價值的認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需要通過創造性轉化與共享性機制主動建構，最終實現鄉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同振興。

（二）以文化傳承創新為紐帶推動價值認同的協同塑造

鄉村振興中文化價值認同的實踐路徑，需通過文化基因的原真性保護、現代性轉化與社會性參與三個層面協同推進。原真性保護是價值認同的基礎，要求對鄉村傳統村落形態、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地方性知識進行系統性保護，通過古建筑修復、技藝傳承人培育等方式，在尊重歷史肌理的前提下保留文化根脈，避免因城市化進程導致的文化斷層。現代性轉化是價值認同的動力，需將傳統技藝、民俗節慶等文化元素與現代需求結合，例如通過非遺工坊建設、數字化傳播等手段，推動非遺技藝從靜態展示轉向生活化應用，或通過沉浸式文化體驗活動增強參與者的文化感知，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解碼。社會性參與是價值認同的鞏固，需構建政府引導、市場賦能、社會共建的多元參與格局。在此過程中，政府通過政策支持搭建非遺保護平臺，市場通過品牌運營提升文化經濟價值，社會通過社區參與強化文化歸屬感，從而形成文化認同與行為參與的良性互動，使文化保護從外部輸入轉向內生驅動，實現鄉村文化從傳統遺存到現代價值的認同躍升。

鄉村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其文化價值認同建構需通過多維度、立體化的實踐路徑實現價值內化與外化。以寧海縣鄉村振興實踐為典型樣本，文化價值認同的培育呈現出鮮明的保護、傳承、創新特征。強蛟鎮峽山社區通過打造非遺旅游景區與國家級傳統村落，構建起海洋文化活態傳承體系：依托“中國十大最美濕地場館”與華東首座民間海洋生物博物館，將漁民號子、船模制作等非遺技藝融入沉浸式展陳與文創開發，既實現傳統技藝的當代轉譯，又通過文化消費場景的營造增強參與者的價值共鳴。梅林街道花園社區則聚焦文化符號的體系化建構，通過村史館等空間載體系統梳理千年古村文脈，將宗族文化、耕讀傳統等抽象概念轉化為可感知的歷史場景，這種具象化表達既強化了村民的鄉土認同，也構建起對外傳播的文化IP。更深層次的實踐突破體現在深甽鎮“南溪楠小院”開創的庭院文化經濟模式，該模式通過傳統庭院空間與現代經營理念的有機融合，創造城鄉文化對話的新型場域。非遺活態傳承、文化符號建構、城鄉互動創新，共同構成了鄉村文化價值認同的立體化實現框架，既守護了文化根脈，又賦予其時代生命力。

（三）堅持以“兩山”理念引領生態價值認同的內生建構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指引下，鄉村各地積極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不斷實踐中深化“兩山”理念的生態價值認同?！皟缮健崩砟钭鳛樯鷳B文明建設的哲學內核，內在要求重構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將生態保護從被動約束轉化為主動選擇。這一理念通過制度創新與利益聯結機制，實現了生態價值從觀念認同到實踐認同的跨越。例如“兩山”理念誕生地安吉余村通過建立礦山修復基金和生態旅游收益反哺機制，將環境治理成本與產業發展收益掛鉤，形成“破壞者付費、保護者受益”的良性循環。在價值轉化路徑上，需突破傳統資源觀的局限，將生態要素納入資本化運作體系，通過碳匯交易、生態產權抵押等金融創新，使空氣、水流、森林等自然資本成為可量化、可交易的資產。余村實踐表明，當生態保護與村民收入增長形成正相關時，環境治理就會從“政府要我干”轉變為“我自己要干”，這種內生動力機制正是生態價值認同的核心要義。

生態價值認同的深化需構建從觀念到實踐的動態轉化機制。這一過程需突破傳統環境治理的外部規制邏輯，轉向以利益共享為基礎的實踐理性建構。通過建立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利益聯結機制，將環境治理成本內化為產業發展收益。金融創新工具如碳匯交易、生態產權抵押等，將自然資本轉化為可量化、可交易的資產形態，推動生態價值從抽象概念向具體經濟價值的顯性轉化。當環境治理行為與個體經濟利益形成穩定預期時，生態保護將從被動服從轉向主動選擇，這種價值內化機制正是生態認同的實踐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轉化并非單向度的制度安排，而是需要持續培育社會主體的環境責任意識，通過參與式治理強化個體對生態價值的情感認同與行為自覺，最終實現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的升華，構建生態價值認同的持續再生產體系。

三、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的價值認同建構，在實踐層面仍面臨多重結構性矛盾與動態性挑戰。這些挑戰既源于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中的歷史慣性，也與城鄉關系重構中的利益博弈密切相關。唯有系統解析挑戰背后的深層邏輯，才能構建具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推動價值認同從理念共識轉化為實踐合力。

（一）三個方面的挑戰

在經濟價值認同層面，通常面臨著資本邏輯與鄉土本位的結構性矛盾。在城鄉要素流動加速的背景下，部分工商資本以規模經營為名行土地兼并之實，通過長期租賃、股權合作等方式控制農業產業鏈，導致小農戶在收益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這種“資本下鄉”模式雖然帶來短期資金與技術，卻可能削弱農業的就業吸納能力，使農民淪為“產業工人”而非發展主體。一些地方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將農地轉為非農用途以獲取短期收益，沖擊了“以農為本”的鄉土傳統。更為深層的問題在于，產業選擇存在同質化傾向，部分地區盲目跟風發展網紅產業，導致市場飽和與資源浪費，這種外生驅動模式難以形成持續競爭力，更無法培育農民的經濟主體意識。

在文化價值認同層面，通常在現代化進程中遭遇雙重擠壓。一方面，城市化導致的鄉村人口外流使傳統節慶、手工藝面臨失傳風險，年輕一代對鄉土文化的功利性計算加劇了文化空心化現象。部分地區雖啟動非遺保護工程，但存在重申報輕傳承的傾向，傳承人老齡化與后繼乏人問題突出。另一方面，文化復興項目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異化，某些古村落開發過度強調網紅打卡屬性，仿古建筑群淪為空殼景觀，民俗表演變為程式化演出，導致文化內涵被娛樂化消解。這種文化表層化現象折射出深層認知矛盾：如何在保持原真性的同時實現現代轉化，成為文化價值認同的關鍵挑戰。

在生態價值認同層面，則面臨著保護與發展之間的張力。部分地區在生態紅線劃定中還存在“一刀切”現象，如禁止一切開發活動的絕對保護模式，導致社區居民失去傳統生計來源，加劇了“要我保護”的被動心態。而另一些地方則以生態為名行開發之實，打著生態旅游旗號建設高強度開發項目，造成偽生態建設泛濫。這種矛盾折射出生態價值認同的新問題，即環境治理仍停留在政策規制層面，未能內化為社會主體的自覺行動。更為隱蔽的挑戰在于技術依賴，某些解決方案雖提升短期效益，卻弱化了傳統生態智慧。

（二）應對策略

第一，以黨的領導強化價值認同的政治引領。在鄉村振興實踐中，黨的領導是凝聚價值共識的核心紐帶。經濟價值認同需通過政策杠桿引導資本下鄉與農民利益深度綁定，基層黨組織通過“黨員責任田”“干部包戶”等制度，讓干部成為農民利益的直接代言人，在產業發展中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文化價值認同則依托黨組織搭建傳承平臺，通過黨員帶頭學非遺、老藝人傳幫帶等舉措，讓傳統技藝在社區內部活態傳承，避免文化保護淪為外部展示的櫥窗工程。生態價值認同方面，黨組織牽頭建立"村級生態檔案"，將山水林田湖草保護納入干部考核，推動環境治理變為村民自覺。以統籌兼顧的方式，確保三大價值認同在發展中保持正確方向，避免生產異化、文化空心化、生態功利化等傾向。

第二，以“雙創”實踐激活價值認同的文化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可以為價值認同注入持久動力。在經濟領域，推動傳統農耕智慧與現代科技融合，例如將節氣農事規律轉化為數字化種植模型，既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又強化農民對傳統經驗的認同感。文化領域則通過“非遺+文創”等跨界實踐，讓傳統技藝成為時尚單品，使年輕人在消費中重新認識鄉土文化的價值。生態領域要更加強調“天人合一”傳統智慧的現代應用，例如借鑒輪作休耕理念發展生態農業，既保持土壤肥力，又打造高端農產品品牌，深入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鄉村振興發展。在人才價值的實現方面，通過“新農人培育計劃”吸引青年返鄉，用短視頻、直播等新媒介講述鄉村故事，構建傳統與現代對話的橋梁，使價值認同突破代際隔閡，形成全社會的情感共鳴。

第三，以整體實踐推動價值認同的深度融合。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的價值認同建構，需突破單一領域視角，構建經濟、文化、生態三大價值的系統性協同。這就要求在實踐中統籌經濟、文化、生態目標，在資源分配上兼顧短期效益與長期價值，通過交叉協同打破條塊分割，形成發展合力。要通過整體規劃將發展成果轉化為農民可感知的獲得感。更重要的是，要將高質量發展要求融入鄉村振興全過程。這種整體實踐不僅可以實現三大價值的互促共進，更有利于通過實踐參與讓農民成為發展的主人，使農民在經濟發展中確認主體地位，在文化傳承中重拾鄉土自信，在生態保護中領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真諦，從根本上鞏固價值認同的內生基礎。通過持續的實踐探索，讓價值認同從理念轉化為行為習慣，在代際傳承中構建鄉村振興的文化軟實力，推動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

四、結 語

鄉村振興的價值認同是城鄉融合發展的精神基礎，其核心是在經濟、文化、生態等維度形成共識，為共同富裕目標提供思想支撐。從學理邏輯看，價值認同是破解鄉村振興“動力不足”“方向偏離”的關鍵；從實踐路徑看，需以“兩山”理論、“千萬工程”為指引，通過生態轉化、產業培育、文化創新、黨建引領等方式，將價值認同轉化為具體行動；從現實意義看，這一問題域的探究將有利于深化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未來，鄉村振興價值認同的構建需要長期堅持，既要避免急功近利，也要防止脫離實際。唯有在實踐中不斷強化價值共識、優化實現路徑，才能讓鄉村真正成為“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家園，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

作者王不凡系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鄧佳茹系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