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7年延安的一個春日，在翠綠樹枝掩映下的窯洞里，毛澤東與彭德懷正在地圖前認真探討著戰況，與這種沉浸安靜氛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窯洞外蔣介石的飛機正大肆轟炸著延安周邊。
突然，一顆重磅炸彈毛澤東窯洞門前不遠處爆炸，一陣山搖地動之后，四周硝煙彌漫。負責警衛的參謀賀清華大呼不好，直接沖進窯洞尋找毛澤東，但推開門的瞬間他愣住了：只見毛澤東從容自若，一只手還拿著筆在地圖認真著畫著。
看見賀清華進來，便問他：“客人走了嗎”？
賀清華一臉懵逼，“啥客人啊”。
“飛機呀，”毛澤東不急不慢地說道，“真是討厭，說來就來。”聽毛澤東這么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
賀清華更是直呼六六六，好家伙，這也太穩了吧。
其實，教員的沉穩從容一向聞名遐邇，戰火紛飛中他談笑自若的例子可不止這一個，重慶談判時流露出的大氣從容氣質，更是讓大家所熟知。
一、原因的爭議
現在我們馬后炮式的談論教員的沉穩從容，總有人感覺輕描淡寫，覺得沒什么了不起的，但換位思考一下，真要突然把他們扔在了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指不定成啥樣呢。
所以說，咱們這么一想就知道，教員的穩，確實不一般。
在《格言別錄》里，有句話說得特別好：
宜靜默，宜從容，宜謹嚴，宜儉約。
那么我們普通人要怎么做，才能像教員一樣，行事放松自如，任何時候都是閑看庭前花落，輕搖羽扇城頭呢？
關于教員這方面的解讀，現在網上有很多。比如，有說調慢語速的，有說增加幽默技巧的，還有從肢體語言分析的。這些不能說有錯，但基本是從表面分析，沒有進入根本。
也有說教員讀書多，特別是讀歷史書特別多的，僅《資治通鑒》就讀了17遍，自然見多識廣，遇事不慌；也有說教員經歷豐富的，年紀輕輕就輾轉過好幾個城市……等等。
從這個角度分析的，確實有一定道理。這些對教員沉穩氣質的形成，絕對有促進作用，這點絕對毋庸置疑。
但總感覺仍然沒有觸及核心。
1972年2月，歷史性的一刻出現了。尼克松與教員進行了會面。時任美國國務卿談到對教員的印象：“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里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
這個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如果是僅僅靠以上分析的原因，一個人是很難產生如此強大氣場的。教員身上散發的這種那種藐視一切的從容氣派，明顯不是一些技巧性的東西所造成的。
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強大的力量。
二、真正原因顯現
這種力量給人的感覺是，教員總是從一種更高的維度、更遠的視角來審視當下。
當一個人始終能把自己放在那么高遠的位置時，必然是內心里有一種宏大的目標愿景在牽引著他。在這樣足夠長遠宏大的目標下，當下的一切總顯得那么渺小、那么不值一提，以至于很難讓人心里激蕩起太大波瀾。
而這些反映到一個人的外在氣質上，便是大家常說的沉穩從容。
教員心里，當然也有一個這樣宏大的目標。
1951年，教員在與原新民學會成員周世釗追憶青年歲月時曾說，
“……湖南圖書館的墻壁上，掛有一張世界大地圖，我每天經過那里，總是站著看一看，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別多，這樣多的人怎樣過生活，難道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決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不應該永遠存在的，是應該徹底推翻、徹底改造的！”
“……我因此想到，我們青年的責任真是重大，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長。從那時候起，我就決心要為全中國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星星之火，此時已經發出了它耀眼的光芒！
這星火，便是貫穿他一生的終極目標——改造中國。
我們的教員，因為這個堅定而長遠的目標，從此便進入了“無我”的狀態。
三、從容的“無我”狀態
目標既定，閑雜盡散。只要周邊的小事影響不到這個目標，教員便變得滿不在乎。衣食住行、個人聲譽、外人評論，甚至個人生死，都變得云淡風輕。
從此以后，在千瘡百孔的中國大地上，你可以看到一個特別超脫的教員。
他為了全身心地學習提高，甚至“在中午只花去買兩個米餅來吃的時間”。
他可以過著十分困苦的生活而毫無怨言，在北京求學，“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
對于婚禮這種看起來很神圣、很重要的儀式，他與楊開慧、賀子珍兩任妻子的結合，也都沒有正式舉辦。這些繁文縟節，他完全不care了。
他甚至常常不洗澡，做派也不雅。他的同事直言，“你能從他脖子上身上刮出一斤多的污垢。”在餐館里，他會用衣袖去擦灑在桌子上的飯菜和酒水。他會赤腳穿鞋，或穿襪子而讓襪筒耷拉在鞋面上。
那些足以讓人手舞足蹈、挑動情緒的事，在教員這里，都成了過眼云煙、不過爾爾。
而他，也逐漸被貼上了沉穩從容的標簽。
帶著這份從容，教員通過革命的方式，走向他實現宏大目標——改造中國的路上。
四、應對挑戰
1928年末，井岡山一片生機盎然，革命熱情高漲。這是教員長期耕耘的結果，他為了中國革命的辛勤付出，在這時總算有了收獲。
但令他沒想到的是，湖南省委在當時錯誤思想的指導下，非但沒有通報表揚，反而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沒有執行上級政策；批判教員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并把撤銷毛澤東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從組織中徹底開除。
這是一段很出名的歷史插曲誤會。
教員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這種打擊實在太大了，要知道被徹底開除可是最高處分，現在的教員，基本宣告政治生涯結束了。教員一開始也很錯愕，倒不是因為影響升遷，升官進爵并不是感冒的東西，他只是好奇，為什么上級與他有這么大的理念差異。
但他很快就穩下來了，他覺得，當師長也挺好嘛，革命分工不同，至少現在還沒有影響他繼續革命、改造中國。
依然是從容不迫，甚至還很積極踴躍。他以師長身份在隊前豪邁講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元氣滿滿，斗志一點沒減!
這個時候，基本能看清了：一個人日常的小沉穩可以靠技巧維持，但真到了這種事關命運走向的關頭上，還得看內心的力量。
教員就是這種人。
不過到目前為止，這種表現的前提，還都是身處逆境時的。有意思的是，一個人在逆境時能夠堅韌不拔，并不代表他順境時依然能守住這口“氣”。
我們好奇的是，春風得意時的教員，還能這樣冷靜從容嗎？
我們看看1935年春時的教員，那時候正處于長征的后期，教員還沒有走出職業生涯的低谷，他以一個毫無實權的身份，和紅軍艱難地走到了遵義。
在長征途中經歷過一系列血和淚的失敗教訓后，紅軍廣大指戰員終于看清：現在的指揮員李德和博古根本指揮不了紅軍，必須得做個了斷了。
后來召開的遵義會議，經過分析和討論，鮮明地指出了李德、博古的錯誤。
而教員因為長征期間的突出表現，在這次會議后進入了常委圈子，張聞天甚至還提議教員當一把手。
教員經過這么多年的曲折后，似乎就要功德圓滿、走向巔峰了。
他會不會興高采烈、忘乎所以呢？
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并沒有。教員在這個時候依然是沉穩如舊，他冷靜地婉拒了張聞天的提議，建議還是由張出任一把手。
教員的考慮是深遠的。他的終極目標是依靠黨的力量改造中國，這就需要組織的內部必須團結，特別是核心層絕對不能亂。他本人對于權力沒有太大興趣，不想因為大的人事變動影響團結穩定的大局。
這是一個英明的決定。
在當時紅軍接連打敗仗的情況下，亟需人心的穩定、隊伍的團結，教員的這一冷靜退步，緩和了劍拔弩張的緊張局面，更重要的是，讓留學派的張聞天繼續出任一把手，實際也是宣告，會議針對的是博古個人的錯誤指揮，跟其他留學派們沒有關系。
此時的教員，依然是冷靜沉穩的，他沒有因形勢利好而沖昏頭腦。
從此以后，大家終于接受教員為整個組織的舵手。
經過這么多大的波動，教員都以從容的姿態應對過去了。而這，也進一步沉淀了他的這種氣質、這種能力。
在后來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在與張國燾、蔣介石的斗爭過程中，雖然仍有過驚心的場面，但日漸沉穩的教員，都能一一冷靜化解，穩坐釣魚臺。
曾經滄海難為水。相對于他的大目標來說，這些都是小場面，在他看來，無非是“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成不了大氣候。
五、結束語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文章里，教員寫道，
“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分析教員的沉穩從容，同樣也不能只看到教員的肢體語言這些表象，那些外在的技巧，說到底都是“術”，看懂問題的本質，看到教員內心長遠目標的牽引，才是真正的大“道”。
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教員曾滿懷希冀的吟誦，“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實現教員的這種美好愿景并不是毫無章法，關鍵的是，作為他老人家的后人，不僅要學習他的外在氣質，更要學懂他分析問題的方法，這才是他老人家想要看到的“堯舜”盛景。
現代社會，我們面臨的工作頭緒更在繁雜，想要穩穩地處理各項挑戰，也要在心里定下一個長久目標，立下一個堅定信念。無論它最終能否實現，至少，它給我們立起了一座燈塔。
在這座燈塔的照耀下，我們才能始終不迷航，始終不為外界紛雜的事物干擾，以一個從容沉穩的確定狀態，來直面這個不確定性的年代。
周國平在《守望的距離》中說，
“生而為人，忙于人類的事務本無可非議，重要的是保持心的從容”。
希望教員的從容能給在讀的大家帶來啟發。
偉人不朽，亙古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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