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慣例的決定：13名拒不變革的戰犯，1975年獲釋內情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撫順、北京等地的戰犯管理所召開特赦大會，293名在押戰爭罪犯全部獲得釋放。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七次特赦，也是最特殊的一次——此前六次特赦均以"確實改惡從善"為前提，而此次卻是無條件全部釋放，其中包括13名被公安部最初列為"不宜釋放"的"最頑固戰犯"。這一打破慣例的決定，源于毛主席"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的明確指示，在當時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卻深刻影響了后續的歷史進程。

回溯特赦的醞釀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新中國成立后，針對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先后進行過六次特赦。從1959年首次釋放溥儀、杜聿明等33名戰犯，到1966年第六次特赦57人，均遵循"改造合格者優先"的原則。這些特赦既體現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也為社會各界所認可。但隨著"文革"的推進，特赦工作一度停滯，剩余戰犯的處理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1971年5月，公安部報送的戰犯病亡報告引起周恩來的重視，他批示批評管理疏漏，要求為戰犯提供"特赦的出路"。1974年12月，病情加重的周恩來仍牽掛此事，批示公安部開列全部戰犯名單，計劃在四屆人大后實施特赦。當月23日，周恩來赴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毛主席明確表態："還有一批戰犯，關了這么多年，建議把這批人釋放。"這一指示為特赦工作定下了基調，但爭議也隨之而來。

1975年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關于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列出293名在押戰犯名單，同時建議13名"思想頑固、拒不悔改"的戰犯繼續關押。這13人中包括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軍統北方區區長文強、第五十一軍中將軍長王秉鉞等，他們或長期不承認罪行，或公開抵觸改造，被認為是"最難轉化"的群體。報告提交后，部分同志提出擔憂：這些人罪行深重，無條件釋放可能引發民眾不滿，甚至存在潛在安全風險，不少人主張維持"分批釋放、擇優赦免"的慣例。

面對爭議，毛主席在2月27日作出長篇批示，明確否定了"部分關押"的提議："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他還具體交待了安置政策："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毛主席的決定看似突然，實則基于深遠的現實考量。

當時國內正處于特殊歷史時期，政權鞏固已無需依靠高壓手段；而國際上，改善對外關系、推進祖國統一的需求日益迫切，特赦戰犯成為傳遞和平信號的重要途徑。正如他早年所說，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反而會激化矛盾。

為落實毛主席的指示，華國鋒召開全國"四長"會議，明確要求"倒光口袋，一個不留"，徹底清理在押戰犯。3月17日，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特赦決定，取消所有前提條件，給予全部戰犯公民權。3月19日，特赦大會如期舉行，黃維、文強等13名"頑固戰犯"與其他280名戰犯一同走出監獄，接過了特赦通知書。

釋放后的安置嚴格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崗位，年老多病的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勞動能力的由國家供養。13名原"頑固戰犯"中，黃維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專注于軍事史研究；文強投身文史編撰，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對于愿意回臺灣的10名戰犯，中央給予全額路費和往返通行證，雖因臺灣當局阻撓未能如愿，其中張鐵石憤而自殺，但這一舉措仍贏得了海內外輿論的廣泛認可。

此次特赦的影響遠超預期。曼谷《新中原報》評論稱，此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轉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祖國統一具有重要意義。在大陸的特赦人員通過書信、廣播等方式，向臺灣親友傳遞和平信息，為后來的兩岸交流埋下伏筆。而那些曾被視為"頑固不化"的戰犯，晚年大多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黃維致力于永動機研究，文強撰寫多篇文史稿件，用親身經歷見證了政策的包容。

1975年的最后特赦，并非單純的政策調整，而是特定歷史階段的必然選擇。毛主席力排眾議的決定，拋開了個人恩怨與短期顧慮，著眼于民族大義與長遠發展。293名戰犯的釋放，尤其是13名"最頑固戰犯"的獲釋，用實際行動證明了政權的自信與政策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