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殘缺的太監，卻比男人更爺們：冒死改一字，從屠刀下搶回千人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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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史公在《報任安書》里寫過一句極沉痛的話：“夫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在中國的古代史中，宦官這個群體，一直都是被釘在恥辱柱上，他們是身體殘缺的刑余之人，在主流敘事里，他們要么是趙高指鹿為馬，要么是十常侍禍亂朝綱，再或是魏忠賢那樣的九千歲。陰險、貪婪、變態，似乎成了他們的出廠設置。

然而，在五代十國那個禮崩樂壞、人命如草芥的修羅場，卻有一個宦官，用手中那一支原本只用來書寫諂媚之詞的筆，做了一件連滿朝公卿都不敢想、不敢做的事。

他沒有橫刀立馬，也沒有慷慨陳詞，他只是在一個殺氣騰騰的字上，輕輕涂了一筆。可這一筆，讓一千多個原本必死無疑的無辜者，看見了明天的太陽。

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老達子就來給大家講講這個宦官的故事～

一字之差，生死之別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宦者傳》中，歐陽修用極其簡練的筆墨記錄了這件事：

“（莊宗）詔書云‘王衍一行，并宜殺戮’。居翰涂滅‘行’字，注‘家’字，由是幸免者千余人。”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卷二百七十四》中，記錄得更為詳細：

“居翰發視之，詔云：‘王衍一行，并宜殺戮。’居翰嘆曰：‘王衍既已降，許其不分家，今雖負約，衍妻、子罪當死，余人何預焉！’”

哪怕你翻遍二十四史，在那種皇權至上的年代，竟敢公然私改圣旨，而且還是在皇帝盛怒之下改動殺人令，這樣的操作也是極其罕見的。

這個敢于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人，名叫張居翰。

在五代十國那個全員惡人的亂世里，他像是一個異類。如果你只看這兩個史料片段，或許只覺得他膽子大。但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長，還原到公元926年那個血雨腥風的春天，你才會明白，這個改字的動作，到底承載了多大的勇氣和悲憫。

亂世里的千金一諾

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那時候的中原霸主，是五代第一戰神——后唐莊宗李存勖。這一年，李存勖意氣風發，派大將郭崇韜伐蜀。前蜀那個只知道填詞譜曲、帶著嬪妃到處旅游的文藝皇帝王衍，面對后唐的虎狼之師，選擇了奉表投降。

平心而論，王衍雖然治國無能，但在投降這件事上，表現得那是相當配合。為了展示天朝上國的氣度，也為了安撫剛打下來的蜀地人心，李存勖做足了表面文章。

根據《舊五代史·卷三十三·莊宗紀七》的明確記載，李存勖不僅下詔封王衍為順正公，還特意頒發了一道詔書，給王衍吃定心丸。

在這份詔書里，李存勖指天發誓：

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三辰，指的是日、月、星。古人敬畏天地，以此為誓，那是極重的承諾。李存勖的意思很直白：”老天爺看著呢，日月星辰作證，我李存勖絕不騙你，肯定給你封地，保你一家平安富貴。”

甚至，李存勖還賜給了王衍錦衣、玉帶等實物以示恩寵。

當時的王衍，畢竟還是太年輕，太天真，他居然信了這份沉甸甸的帝王承諾。于是，他拖家帶口，帶著母親徐太后、宗室貴族，以及隨行的宰相、大臣、仆役、樂工、雜役，浩浩蕩蕩一千多人，離開了錦繡成都，踏上了前往洛陽的漫漫長路。

他以為這是一條生路，殊不知，這是一條通往鬼門關的單行道。

絕殺令

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局勢突然發生了變化，李存勖那個看似堅不可摧的帝國，因為魏州的兵變而搖搖欲墜。更要命的是，被派去平叛的大將李嗣源（后來的后唐明宗），在軍隊的裹挾下，竟然也造反了，大軍掉頭直逼京師。

李存勖慌了，此時的他，必須親自帶兵東征去平定李嗣源。可在即將出征的前夜，李存勖突然想到了身后那個正在向洛陽進發的王衍龐大代表團。

在帝王的邏輯里，從來沒有信義二字，只有利害。哪怕之前指著三辰發過毒誓，在皇權危機面前，誓言瞬間變成了廢紙。

李存勖的邏輯鏈條很殘忍但很清晰，我現在要帶兵離京，京城空虛。王衍這幫人雖然投降了，但畢竟是亡國之君，身邊還跟著一千多號舊部。萬一他們趁我不在，在后方搞事情，來個里應外合，那我就是腹背受敵。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

于是，一道充滿血腥味的密詔從宮中發出，這道詔書是下給負責押送王衍的河中節度使向延嗣的，詔書的內容簡短而殘酷：

“王衍一行，并宜殺戮。”

八個字，判了一千多人的死刑，請注意這個詞“一行”。

在唐末五代的官文語境中，一行是一個集體概念，它指的不僅僅是王衍本人，而是包括隨行的所有人。前蜀的皇親國戚、宰相大臣、乃至隨軍的廚子、馬夫、歌女、雜役，這一千多口人，都在殺戮的范圍內。

這是一場即將發生的、合法的、有組織的集體屠殺。

樞密院里的抉擇

在那個年代，皇帝的詔書經過中書省起草后，最后要過一道關鍵手續，由樞密使復核后發出。樞密使，是五代時期極其重要的職位，掌管軍事機密，權勢極大，而當時的樞密使，正是張居翰。

張居翰，字德卿，如果我們翻開史書，會發現他身上有兩個非常違和的標簽：第一，他是宦官；第二，他是個好人。

他早年侍奉晉王李克用，后來輔佐李存勖，是個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在《舊五代史》里，史官給他的評價是“性恬淡、謹慎、無所爭競”。在那個宦官干政、貪污納賄成風的年代，張居翰不結黨、不營私，簡直是一股清流。

當這份散發著寒氣的詔書擺在張居翰的案頭時，他面臨著一生中最大的抉擇。

按照官場邏輯，他完全可以像歷史上絕大多數官僚一樣，蓋章、下發，然后裝作什么都沒發生。畢竟，殺的是前蜀的人，保的是后唐的江山，執行的是皇帝的命令，這叫照章辦事，是體制內最安全的生存法則。

如果抗旨，那就是死罪，如果泄露機密，也是死罪，但張居翰做出了一個讓后世史官都瞠目結舌的舉動。

《資治通鑒》記載，張居翰看了詔書，長嘆一口氣。他的內心活動大概是這樣的：“人家王衍既然已經投降了，雖然現在皇帝毀約要殺他全家，那也是王衍夫妻和兒子的命數，是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但是，剩下那一千多隨從、雜役、小官，他們有什么罪？為什么要跟著陪葬？”

這不僅僅是同情心，這是一種超越了政治立場的良知。但他能怎么辦？去找皇帝理論？當時李存勖急著出兵，正在氣頭上，去勸諫大概率是提著燈籠進廁所——找死。退回詔書重寫？時間來不及，前線軍情如火。

張居翰做了一個大膽到極點的決定：篡改圣旨。

史書記載，他將詔書貼在柱子上（以此來掩飾動作的顫抖或不便），提起筆，將那句“王衍一行，并宜殺戮”中的“行”字，涂改成了“家”字。

詔書變成了：“王衍一家，并宜殺戮。”

這一筆重若千鈞

哪怕不懂書法的人也知道，行字和家字，筆畫結構完全不同。要把行改成家，必然會留下明顯的涂改痕跡。

在古代，圣旨的每一個字都代表著皇權的威嚴，甚至用詞、格式都有嚴格規定。擅改詔書，是大不敬，是欺君，是夷滅三族的死罪。

張居翰是在拿自己那顆花白的腦袋，去賭那陌生的一千多條性命，詔書發往了秦川驛（今陜西一帶）。

負責執行的監斬官向延嗣拿到詔書后，看到那個涂改過的家字，肯定是一臉懵。按照之前的口風，明明是要斬草除根的。但白紙黑字寫著一家，而且上面蓋著樞密院的鮮紅大印。

在那個混亂的時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詔書說只殺一家，那就只殺一家吧。最終的結果是：“由是幸免者千余人。”

四月，秦川驛血流成河，前蜀末代皇帝王衍，以及他的宗族骨肉，全部被殺。但在他身后那一千多名無辜的百官、隨從、雜役，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他們或許永遠都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洛陽皇宮深處，有一個身體殘缺的老人，為了他們的性命，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為什么他沒死？

讀到這里，肯定有讀者會問，張居翰改了圣旨，這可是天大的事，事后李存勖沒發現嗎？他為什么沒被清算？

首先，是天時。

張居翰改詔書的時候，是同光四年四月，此時李存勖正處于焦頭爛額的崩潰邊緣。詔書發出去沒幾天，李存勖就在那個著名的興教門之變中，被流矢射中，死在了洛陽城。

也就是說，下達必殺令的皇帝，比受刑者王衍死得也沒晚幾天。李存勖一死，整個后唐亂成了一鍋粥，根本沒有人有精力去復查一道關于前蜀俘虜的處決命令到底執行得徹不徹底。

其次，是人和。

接班的后唐明宗李嗣源，雖然是武人出身，但相比李存勖的荒唐，他寬厚得多。更重要的是，張居翰這個人，在官場的口碑極好。

他歷事三朝，一直以謹慎寬厚著稱。早在李存勖攻破幽州時，他就曾私下救過大詩人魏莊的弟弟魏博，把他藏在密室里好幾年。這種積攢下來的陰德和人望，成了他的護身符。

到了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張居翰因年老多病，主動請求告老還鄉。后唐明宗不僅批準了，還特意下詔褒獎，每個月給他大量的俸祿養老。最終，張居翰在長安安然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老達子說

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張居翰的傳記很短，短到如果不仔細翻閱《新五代史》，你很難注意到這個名字，但每次讀到這，總讓人掩卷沉思。

漢娜·阿倫特曾提出平庸之惡的概念，指在制度的裹挾下，普通人放棄思考、盲從命令從而作惡。在那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如果張居翰照讀圣旨，沒有任何人會指責他，因為他在履行職責。

但是，張居翰向我們展示了另一種可能——平庸之善。他并沒有推翻暴政的能力，也沒有振臂一呼的號召力，他只是一個宦官，一個權力的依附者，但他守住了生而為人的最后底線。

歷史常常是諷刺的。

那些飽讀詩書、滿口仁義道德的文官士大夫，在亂世中往往為了保命明哲保身，甚至落井下石。反而是這樣一個被視為六根不全的宦官，在那個絕對權力的縫隙里，用一支筆，完成了一次偉大的人性救贖。

正如北宋名臣薛居正在編寫《舊五代史》時，雖然對宦官群體充滿了鄙視，但寫到張居翰時，也不得不發出一聲由衷的贊嘆：

“居翰以此一字，救千人不死，其陰德大矣。”

歷史記住了李存勖的武功，記住了五代的戰亂，也請記住這個故意讀錯、寫錯一個字的太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