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設立和平委員會，直擊當今國際秩序的基石—國與國一律平等

川普提出的設立“和平委員會”的構想正在繼續發酵，越來越多的國家表示已經受到邀請，阿根廷總統米萊、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已經表態同意加入委員會。從已經披露的有關信息來看，川普設想中的這個“和平委員會”，是對現行國際秩序的徹底顛覆，不僅把“議而不決”的“廢話俱樂部”的聯合國架空，更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基石“國與國一律平等”信條的大膽拋棄。

在全球化的話語場中，“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是被反復強調的外交準則，是寫進國際公約的莊嚴條款。這一理念最早可追溯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主權國家體系，強調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享有平等地位，后來成為聯合國的基石之一，《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一款明確規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

但當我們拋開口號的濾鏡，審視這個星球上真實的權力版圖與發展圖景，便會赫然發現：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從來不是主觀臆斷的偏見，而是嵌在地理稟賦、歷史進程、制度選擇中的客觀事實。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分配、世界銀行決策機制等，都體現了事實上的不平等。有人將這份不平等視為“政治不正確”的禁忌，有人用“發展階段不同”的話術模糊本質，有人甚至將承認落差等同于“貶低自身”或“宣揚霸權”——可越是回避，這份由實力、資源、話語權筑成的鴻溝，就越在現實中橫亙成無法逾越的壁壘。

不敢承認國與國的不平等，本質上是三種心態在作祟：一是弱者的“自尊焦慮”，將承認差距等同于承認失敗，用“我們終將超越”的虛幻口號，掩蓋現實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二是強者的“虛偽克制”，嘴上喊著“平等互利”，實則害怕戳破謊言后，失去維系霸權的道德遮羞布；三是理想主義者的“認知誤區”，將“權利平等”與“實力平等”混為一談，誤以為在法律條文上的平等，就能消弭現實中的落差。于是，整個國際社會便在這種集體回避中陷入虛幻而不能自拔。

將“國與國一律平等”絕對化，不敢或不愿承認真實客觀存在的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就會陷入以下困境：

忽視國際治理的現實需求：國際事務的決策需要效率，完全平等的協商機制往往導致議而不決。大國在維護國際秩序、提供公共產品方面承擔更多責任，也相應獲得更多話語權，這是國際體系的客觀現實。1月7日，川普政府宣布退出并停止資助66個國際組織和條約機構，就是對現有全球治理模式的一次刻意戰略性突破，因為這種模式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愈演愈烈。

混淆形式平等與實質正義：將資源貧乏的小國與發達國家置于完全平等的談判地位，看似公平，實則可能損害小國利益。國際社會中的“特殊與差別待遇”原則，正是為了彌補事實不平等，追求實質正義。

“國與國一律平等”，可以說是自啟蒙運動以來，白左在國際領域最大的敘事，體現了白左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將抽象的道德原則凌駕于現實政治之上，忽視國際政治的復雜性及將國家利益等同于“民族主義”或“排外主義”，忽視國家作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正當角色的思維特性。

其實，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知道，被白左奉為圭臬的所謂“國與國一律平等”，就和他們喋喋不休的“人與人一律平等”一樣，都是一個偽命題。但這兩個命題，自啟蒙運動之后廣為流傳，已經成為碰不得也說不得的天然的“政治正確”。“人與人一律平等”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一人一票制”成為民主制的最基本要求，“國與國一律平等” 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聯合國成員國無論大小貧富均享有平等投票權成為處理國際事務的最基本準則。

但問題恰恰就出在這兩個“一律平等”。“一人一票”民主制是現代西方亂象的最核心原因，“一國一票”是聯合國混亂的最基本原因，幸好還有五大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在起剎車作用，否則就更不知道亂到何種程度了。

如果聯合國真的解散了，一大批具有寄生屬性的國家就會失去穩定的經濟來源。同時又因失去國際話語權，沒有了被利用價值又會被某些國家拋棄，失去一大筆不義之財。其實它們本身就不具備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能力，它們還在文明進化的道路上蠕動，就像有些人根本不具備一個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一樣，他們距現代文明還有不小距離。從一個國家來說，這樣的人不應該有決定國家治理的能力及權利；從國際上說，這樣的國家不應該有決定國際事務的能力及權利。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客觀事實，但幾乎所有人都視而不見，或心里清楚但不敢說出來，只有川普，敢于當眾戳破這個虛幻的肥皂泡。

接下來真正的看點，可能不在于“有沒有這個委員會”，而在于它會不會在達沃斯或之后被進一步“實體化”：成員名單如何構成、與聯合國機制如何銜接或競爭、資金規則是否會被修改，以及關鍵盟友會選擇觀望、參與、還是公開抵制。

對于全球治理來說，這更像是一場壓力測試：當傳統多邊機制被批評效率不足時，新機制若以強人主導與資金門檻換取速度，國際社會愿意付出多大的制度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