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幫義 | “君子不器”辨

關于孔子說的“君子不器”（《論語·為政》），錢穆先生是這樣解讀的：“不器非謂無用，乃謂不專限于一材一藝之長，猶今之謂通才。”（《論語新解》）意思是說，君子應該成為通才、全才，而不是專才、專家。學界類似看法還有不少。問題是，這些看法準確嗎？筆者以為不然，孔子說的“君子不器”應該被理解為：君子不能僅僅滿足于成為“器”，還要努力追求“道”，堅守“道”。

首先，從先秦時期的詞語運用來看，“器”常常相對于“道”而言（與“器”類似的詞還有“技”“術”“藝”“才”，這些詞也常常與“道”相對而言）。《周易·系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記·學記》：“大道不器。”《禮記·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尹文子·大道上》：“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孟子·盡心下》：“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這都是“道”“器”對舉的用法。雖然“君子不器”這一說法并未出現(xiàn)“道”字，但結合先秦時期的詞語用法，我們不難理解到它的真實意思：君子不能僅僅是“器”，還得有“道”。

其次，我們能在《論語》中找到很多內(nèi)證支持這種解讀。在《論語》中，我們不僅看到孔子說過“君子不器”，還說過“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衛(wèi)靈公》）、“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這都是在鼓勵君子求道，讓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遠大的理想、強烈的使命，而不要僅僅滿足于掌握謀生之技，解決衣食之憂。這些話雖然不是與“君子不器”同時說的，但它們都出現(xiàn)在《論語》中，對我們理解“君子不器”具有啟發(fā)作用，可以互相補充。

孔子不僅以“君子不器”來修身，也用它來教育學生，最能體現(xiàn)這一點的，是孔子與子貢的兩次對話：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wèi)靈公》）

孔子的回答是一種比喻的說法，意思是君子需要“賢”“仁”，就像“工”需要“器”。古代士與工的社會分工不同，因而對他們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在孔子看來，士作為國家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等方方面面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國家的興衰存亡息息相關，因此對士的道德要求要明顯高于工。所謂的“賢”“仁”，正是“士志于道”“君子謀道”中的“道”，這是對士的要求，而工只需要掌握“器”即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公冶長》）

子貢主動問老師：“賜也何如？”作為學生，子貢自然渴望得到孔子的表揚。但當孔子說他是一個“器”的時候，他似乎不滿足，所以忍不住又追問下去：“何器也？”最終，孔子以“瑚璉”這種重器來比喻他，意思是他很有才。這當然是孔子對子貢才華的高度表揚，但從“君子不器”的標準來看，孔子對子貢的表揚有所保留——在孔子看來，子貢還算不上君子。子貢自然記得老師平時常常教導弟子們積極求“道”，以他的悟性，想必能明白老師的這種保留態(tài)度，因而沒有繼續(xù)追問。這段對話，如果不結合“君子不器”來理解，我們未必能讀出人物這么豐富的心理，也未必明白孔子是用“君子不器”的道理教育子貢應該積極追求“道”而不要滿足于“器”。

如果我們結合孔子對其他學生的表揚和批評，就能更好地理解孔子對子貢的態(tài)度。樊遲向孔子請學稼、學為圃，孔子很不滿，稱之為“小人”，原因是：“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小人”并非指人格卑鄙之人，而是指老百姓。這段文字常常被用來作為批評孔子歧視勞動人民的證據(jù)，其實不然。在孔子看來，如果子貢是小老百姓，那么學會農(nóng)業(yè)耕作這些器物層面的事情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成為君子，成為對邦國有用的人才，就必須通過學習禮、義、信等，使自身達于道的層面。孔子時代，天下興亡是士的責任，士擔負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因而他認為，士不能將眼光局限于農(nóng)業(yè)耕作這種“器”物層面，而要成為禮、義、信的道德表率。因此，他希望樊遲學君子之事，也就是不要滿足于做一個“器”。孔子對樊遲的批評，與他對子貢的表揚而有所保留，在思想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君子不器”。

孔子對子貢的評價高于對樊遲的評價，但不及對顏回的評價。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這是孔子從“仁”的角度對顏回的表揚。比較來看，孔子“瑚璉”之評并沒有直接說子貢是君子或者仁人，這個評價不如他對顏回“三月不違仁”的評價高，顯示出他對子貢的表揚確實有所保留。

子貢是“孔門十哲”之一，是“言語”科的高才生，兼善“文學”和“政事”，“德行”或許不及顏回等人，但也超出一般人，這樣的人才即使放在今天也可稱為通才，但孔子還是以“君子不器”為標準對其諄諄教導。很顯然，孔子說的“君子不器”不是要求學生去做通才，而是教育學生追求“道”、堅守“道”。當然，我們也不能據(jù)此就說孔子否定“器”的價值。他說過：“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子路》）所謂“器之”就是量才使用的意思，這話的前提是承認“器”的價值。可見，孔子認為為人處世不能滿足于“器”的層面，但并不否認“器”的價值。不過，《論語》中對“道”的肯定遠多于對“器”的肯定，顯而易見，孔子更重視的是“道”而非“器”。正因為如此，孔子才會提出“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體現(xiàn)的是對“道”的追求，古代已有學者作了這樣的理解，如邢昺《論語注疏》：“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朱熹的解讀大體也是這個意思：“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論語集注》）他們用“德”來解釋“不器”，跟本文說的“道”意思接近。李零先生在《喪家狗：我讀〈論語〉》中解釋“君子不器”的時候說：“器是用來載道的。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飯，不是飯碗。”這個解釋較之錢穆等人的見解更接近古人的看法，也更符合《論語》的原意，錢穆等人的見解則屬于誤讀。目前來看，這種誤讀似乎還比較普遍，我們有必要指出來，以求更準確地理解這句話的真實含義。

作者：葉幫義，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