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不好騙了，開始巧立名目硬搶了！

hi，我是胖胖。

依稀記得，錢鐘書在《圍城》中寫下一句話：

“天下就沒有偶然，那不過是化了妝的、戴了面具的必然?！?/p>

深感認同，人于世上行走，所遇之事形形色色，所遇之人良莠不齊，與其寄望運氣，我想，倒不如對一切事，多保留一分警惕。

昨天，刷到這樣一則新聞：

紀女士是師范專業畢業，有普通話二甲證書，之前教音樂。

2025年12月，她在招聘平臺收到一家名為杭州達刻服裝設計的面試邀約，卻被安排面試一份有聲書錄制的兼職。

崗位與公司名稱并不一致，但在當時，這個細節并沒有引起她足夠的警惕。

對方讓她讀一段文本，給一分鐘準備時間，只要流暢不卡殼，就算通過。

隨后，她拿到了一份所謂的書單，上面列著書名、字數、最低收益、最高收益。

對方解釋，這些書尚未出版，需要錄制成有聲書上傳平臺產生收益。

而在收益之前，紀女士被告知，需要先支付一筆費用，作為版權稅或版稅使用費，金額大約是預期收益的10%，用來防止文本泄露。

對此，紀女士她支付了六百多元，并與杭州月升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簽署了《文本錄制合作協議》。

簽約公司與最初招聘公司并不一致，但合同、辦公場地、話術，都讓這件事看起來說得通。

之后，紀女士開始正式錄制。

由于在家時間較多，她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進去，連續多天錄到凌晨兩點多。文本字數高、生僻字多、語句拗口，但她還是盡量按要求完成。

她并不是抱著僥幸心理，而是希望把這份工作做好。

與此同時，另一位合作者田女士也參與了這份兼職。

她本職是鋼琴老師，在簽約前曾猶豫過，但對方給出的解釋看起來合理，加上辦公場地正規，她最終也支付了費用。

她后來發現，文本內容粗糙、錯字多，甚至疑似AI生成，但仍然按要求繼續錄制。

期間更換文本，還被要求補簽協議、補交費用。

問題集中爆發在交付之后。

田女士在錄制完成后，被告知審核需要時間，最終卻收到錯誤超過100處，沒有收益，自行退群的結果。

紀女士這邊，在校對過程中發現問題試圖溝通，卻始終無法與對方進行有效聯系。

招聘平臺上的賬號被凍結，辦公地點已經人去樓空，招商人員表示該公司在2025年12月31日被清退，已有多人報警。

層層鋪陳之下，目的早已昭然若揭！

從崗位合理、流程完整，到先交費用、高強度任務，再到審核否定、溝通失聯，這一整個過程咱們可以看到是連續的。

不要求你一次性投入巨大成本，而是一步步讓你付出時間、精力和金錢。

當騙局走到盡頭，很多人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把判斷重點從事情對不對，轉移到了自己行不行。

紀女士提到“我也懷疑我的智商”，這不怪她，而是這個過程自然導向的結果。

因為，整個流程始終在暗示：

問題不在外部，而在個人能力與執行質量。

有聲書錄制先交費這幾年冒出來很多，我也曾咨詢過這類兼職，之前讓我覺得警惕的是，它所提到的所謂的版權、平臺、審核標準，都掌握在對方手中，而參與者無法核實作品是否真的上線、收益如何計算，也無法對審核結果提出有效申訴。

這類模式的共同點是，把合作包裝成一種對等關系，卻把所有風險留在一方。

你承擔了成本，付出了勞動，卻無法掌握結果，也無法追問過程。

一旦失敗，事情便自然地被解釋為未通過、不合格、不符合標準。

每一步它們都能自圓其說，等你察覺問題時，事情已經結束，留下來的，只剩下反復的自我審視。

所以，參與者無法掌握任何關鍵環節的驗證權，這一點，就需要從一開始警惕。

作品是否上線，由誰上線，收益如何結算，結算依據是什么，審核標準是誰制定的，又是否一致——這些問題，在一開始如果就沒有被清楚說明，那么在后期，也就幾乎沒有被追問的空間。

當一件事要求你不斷付出，巧立了那么多名目，卻始終無法讓你看清規則本身，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信號。

而一旦進入，退出的成本就開始悄然累積。

大家可以算算，前期投入的可能是金錢，讓人產生已經付出的心理，中期投入的是時間和精力，熬夜、重復、修改，讓人越來越難以中途放手，到了后期，你開始害怕承認這件事本身就不對，因為那意味著前面的所有努力，都要被推翻。

所以，很多人會選擇繼續相信流程，繼續配合要求，繼續等待一個并不確定的結果。

不是不想停，而是已經不知道該怎么停。

還有一點，它們往往游走在模糊地帶。

合同看似存在，條款卻缺乏對等約束，合作名義成立，雇傭責任卻被徹底規避，對方并不直接否認你的付出，而是用審核、標準、規則這些說法，把問題推向一個你無法觸碰的層級。

事情到最后，很難迅速定性，也很難立刻討回公道。

當越來越多的人在類似經歷中感到無力、疲憊，甚至選擇沉默，這種模式反而會變得更加穩固。

寫到這，自認為招聘平臺占很大的責任。

因為整件事之所以能夠成立，是依托在一個看起來足夠正規、足夠可信的入口之上。

對多數普通人而言，招聘平臺本身就帶有天然的篩選背書意味——能出現在這里的崗位，至少在形式上應當是被審核過的。

也正因為這種預期，很多人并不會在第一時間對平臺上的信息產生強烈懷疑。

可問題在于，平臺提供了流量、渠道與信任，卻并未同步承擔起與之相匹配的審查與糾偏責任。

從公司名稱與崗位內容明顯不一致，到簽約主體前后更換，再到先交費才能合作這種早已反復被提醒的高風險模式，這些信號并非事后才能發現，而是本就存在于流程之中。

如果類似崗位能夠長期存在，甚至反復招人，本身就說明平臺在審核、風控與事后處置上，存在明顯的空檔。

而當問題真正暴露，平臺往往只是凍結賬號、下架崗位，卻很少對已經發生的損失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信息被切斷，主體消失，剩下的維權成本，幾乎全部轉嫁給了個人。

而對很多投入并不算特別巨大的受害者來說，報警、取證、追責，本身又是一道不低的門檻。

于是，違規成本被壓得很低，而試錯成本被推得很高。

對平臺而言，下架一個賬號，幾乎沒有代價，但對參與者而言，損失的卻是真實的時間、勞動與情緒消耗。

當平臺既是信息的集散地，又是信任的放大器，卻只承擔中介展示的角色時，風險就會被系統性地向下游轉移。

這并不是要求平臺對所有結果負責，而是至少要對明顯失衡的合作模式保持足夠敏感。

哪些崗位本身就不具備合理性，哪些條款存在結構性風險，哪些企業在短時間內反復更換主體、集中招人，這些并非無法識別。

當一個平臺選擇對這些問題保持低敏感度，最終承擔后果的，就只能是那些試圖通過勞動換取回報的普通人。

警惕當然重要，但僅靠個人的警惕，我想永遠補不上平臺該承擔的那一部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