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致敬《潛伏》真實版的這些人這些事，紀念天津解放77周年！

撰文｜印永清

77 年前的今天，38歲的天津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劉亞樓，指揮34萬解放軍，僅用29小時就突破“大天津堡壘化”的堅固設防，全殲57歲的福建老鄉陳長捷所率13萬國民黨守軍。

中國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天津宣告解放。

戰爭決勝的“天津方式”引出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傅作義將軍固守北平的信心動搖，第二天授權同意“和平解放北平問題協議”。15天后，解放軍開入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三大戰役的最后決戰——平津戰役取得勝利！

解放軍和地下黨共同解放天津

天津解放，自然是34萬解放軍浴血奮戰，解放區人民群眾后勤支持的結果，但天津地下黨的貢獻也功不可沒。劉亞樓曾在《人民日報》撰文：“應該說天津是解放軍和地下黨共同打下來的。在天津戰役開始前，我們拿到一張詳細的敵人城防圖，對各條街道在什么位置，敵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圍的情況等了如指掌。這樣，仗就好打了。”

劉亞樓下達天津戰役開始命令

作為反證，國民黨守軍司令陳長捷曾感嘆：“天津的碉堡陣地，經長年累月經營，尤其增修隱蔽錯綜的低碉，工事的設計、運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十分機密。然而解放軍雖是長途驟臨，卻能了如指掌，得以恰當選攻要害，一舉打碎防陣的體系以至不可收拾。這等情報的提供，是黨地下工作組織深入、機敏與細致到神化莫測的地步。”

此前，解放濟南用了8天，解放沈陽用了2天。中央軍委曾經給劉亞樓解放天津3天時間，林彪給了48小時，劉亞樓只用了29小時。

劉亞樓對天津戰役中地下黨作用的肯定，有著不同尋常的權威性和針對性。不同于其他解放軍將領，劉亞樓除了有10年國內戰爭的鍛煉，還有8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學習和二戰歐洲戰場大兵團作戰的實踐。他回國后，在東北戰場面對美械現代化裝備的國民黨部隊作戰，展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華和非凡的組織才能，得到上下廣泛贊譽。天津戰役集結了大量炮兵、裝甲兵等新兵種，劉亞樓要求新兵種和步兵、工兵等必須高度協同，而協同的前提之一，就是目標方位的精準，而戰術精準依賴地下黨城防情報的精確。

電視劇《潛伏》劇照。右起：吳敬中、余則成、李涯

10多年前，一部電視劇《潛伏》，讓余則成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天津地下黨的IP，留下至今還令人津津樂道的梗：天津這個地方，情況太復雜了。但筆者查閱遍相關資料，盡管戴笠重視軍統天津站，抗戰勝利后曾三次親自來津處理問題，盡管余則成有重慶“軍統電臺特支”案張蔚林烈士和在臺灣犧牲烈士吳石的影子，但真實的情況是，軍統天津站沒有地下黨打入。天津地下黨之所以能夠為解放天津提供翔實的情報，是基于嚴格貫徹了“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在人心向背中有扎根群眾的深厚基礎，有滲透于天津社會方方面面的規模和獲取情報的強大能力。

筆者花了很長時間，才捋出解放戰爭期間天津地下黨及外圍組織錯綜復雜的構成：南系、北系、地方系、渤海系、冀東系、冀察熱遼系、北方局太行軍區系、河北軍區系等。一般而言，地下黨員和各系統負責人，流動過程轉地不轉關系，垂直聯系，不發生橫向關系。

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南開大學、北洋大學等高校由后方遷回天津，原屬中共中央南方局（后上海分局）領導的地下黨，到天津進一步發展的黨員和外圍組織，簡稱“南系”。當時《大公報》記者、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當時地下交通站人員，后來成為數學家、南開大學副校長的胡國定，后來成為天津市政府顧問的胡曉槐等都屬于“南系”。

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獨特貢獻的地下黨員傅冬菊（右）和丈夫周毅之

原在北方由晉察冀中央分局所領導的地下黨和外圍組織，簡稱“北系”。后來擔任過天津市市長的聶璧初、市政協副主席的何國模等屬于“北系”。

始于原冀中區黨委所領導的“地方系”規模最大，在學運、工運、民運多有建樹，很多地下黨員成為進城后的接管干部。后來擔任過天津市、河北省黨政領導的于致遠、張淮三，送出“城防圖”的王文源、麥璇琨團隊等，都屬于“地方系”。毗鄰的各抗日根據地及有關單位，也分別在天津市內發展地下組織。陳長捷的警衛連長王亞川屬于河北軍區系，筆者大學老師、南開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魏宏運屬于冀察熱遼系，筆者所在廣電系統老領導李克簡屬于太行軍區系。

直到1948年11月，為迎接天津解放，中央決定，把原華北各根據地地下黨、南系、北系黨組織合并，由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統一領導，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員會。工委書記黎智，委員為李之楠、魏克、沈爾琳、王文化，下設學校、企業、職青三個委員會統籌各方力量。

1949年天津解放時，市內有地下黨員1564人，加上近兩年撤出市區的地下黨員，在團結發動群眾護廠護校、做好上層知名人士統戰工作、收集提供軍事情報、分化瓦解敵人和配合解放軍武裝進攻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

城防圖如何匯總而來？

劉亞樓所說的“城防圖”，是由多份地下黨提供的秘密圖紙匯總而成。

1948年7月，“地方系”的天津時政工委書記王文源接到獲取天津城防圖的任務，找到地下黨員、工務局第一區工程處工程員麥璇琨。麥璇琨利用其擔任城防第八工段施工總監工的身份，收集到全城城防工事資料，經過實地觀測，繪制了《天津城防堡壘化防御體系圖》。圖紙標有精確的城防外圍線，護城河寬度、深度、坡度，交通壕和碉堡位置、形狀、出入口、射擊孔位置等。地下黨員、西北角大眾照相館經理康俊山對圖紙作了技術處理，裱在兩張農村老年夫妻相片后面，由交通員趙巖穿越封鎖線送到解放區。

1948年9月，陳長捷再次修筑城防工事時，在天津工務局建筑科工作的張克誠，利用與負責驗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師常學詩在同一辦公室的機會，趁其不備將城防工事布置圖帶回家，經過兩個不眠之夜的工作，將圖紙手工復制后交給組織送出。

“北系”的地下黨員曾常寧在中共華北局城工部劉仁的親自指揮和部署下，與沙小泉等密切配合，獲取了《塘沽城防圖》和《咸水沽兵力駐扎表》，并通過父親曾延毅做傅作義的策反工作。《大公報》記者、地下黨員李光詒通過親戚、國民黨華北聯勤總部第十二兵站少校秘書李貽亮，弄到了部隊最新部署的番號、駐地、人員和槍支的花名冊。地下黨員張治以賣油炸魚蝦小販的身份，到國民黨軍的駐地偵察，繪制出天津市內外圍地區包括從北站到宜興埠、民權門、赤土直到東局子飛機場一帶的地形、道路、碉堡、火力配備等情況的詳圖。“河北軍區系”的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的警衛連長、地下黨員王亞川提供了天津警備旅的布防、天津守備及動力配備情況、防區范圍和重要人員名單。這些資料全部送到前線指揮部，對攻城作戰起了重要作用。

獲取送出天津城防圖的團隊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1991年，黨史工作者陳德仁費盡周折，找到天津解放前夕組織、繪制、拍攝、送出國民黨城防工事圖的五位地下黨人王文源、劉鐵錞、麥璇琨、康俊山、趙巖，發現五人中三人竟然是初次見面。

幾位“潛伏”地下黨員的人生側影

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里，筆者在眾多地下黨人中選擇幾位，展現他們的傳奇人生和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以示敬意。

他們是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

胡國定

1947年，當時負責中央研究院數學所籌建的數學家陳省身，賞識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畢業的胡國定，介紹他到清華讀研究生。入學手續均已辦妥，但有人告密說他是共產黨。陳省身又重新把他介紹給了他的南開老同學、南開大學教務長吳大任。

20世紀30年代中期，漢堡。左起吳大任、陳已同、陳省身

陳省身不清楚胡國定的地下黨身份，看重的是他的學術才華。

胡國定從小就酷愛數學、物理，中學畢業后于1943年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受中共秘密黨員的父親影響，在勤奮學習的同時，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革命運動，1945年正式入黨。1946年至1947年，任交通大學學生會黨組織負責人。

胡國定20世紀40年代照片

1947年5月國民黨特務將交通大學的16名學生運動骨干列入黑名單，準備抓捕。胡國定雖未列入名單，但黨組織認為他已引起敵人注意，決定讓他轉移，到平津開辟地下交通站。

1947年9月，胡國定住進天津南開大學思源堂半地下室右手最后一個單間宿舍，成為南開大學教務長、數學系教授吳大任的助教。同時，他又是南系天津地下交通站負責人。在胡曉槐、孫大中等地下黨員的配合下，至天津解放，交通站悄悄將聞一多的夫人高孝貞，時任馮玉祥的秘書、后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知名人士楚圖南、李何林等400多人安全地轉移到解放區，成功率百分之百。

天津解放后，胡國定全力投入摯愛的數學和高等教育生涯，曾到蘇聯留學，成為我國信息論研究的開拓者，成就斐然。

1981年，作為數學家的胡國定在南開大學副校長任上，開始聯系對他學術生涯和地下黨工作有過“雙重”支持的陳省身，與時任美國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的陳省身商議組建“南開數學研究所”，僅為此就通信60多封。他懂得這件事對中國、對南開大學的意義。

為解決南開數學研究所用房、經費等問題，他一趟趟跑教育部，執著地找教育部部長、找各司司長。南開大學原校長候自新說，他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當時在教育部都出了名。1985年，南開數學研究所經國務院批準成立，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一件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陳省身先生把余生的光與熱都投在了這里。

胡國定、陳省身與學生座談

胡國定先后任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他和陳省身先生一起，為南開數學研究所的建立、建設和發展竭盡全力。如今，胡國定已離世15年，而這所“數學界的黃埔軍校”在40年的流光歲月里，擁有中國科學院院士4人，（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3人）、南開大學講席教授5人。在數學強國的征程上，學術影響遍及全球，桃李滿天下。

胡曉槐

胡曉槐原名叫胡蔭，江蘇淮陰人，和胡國定同一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學的是土木工程。

大學時期的胡曉槐

解放戰爭時期的交通大學是上海學生運動中的“民主堡壘”。1947年5月，他作為地下黨員，參與組織3000名學生到南京請愿，被列入國民黨逮捕的“共產黨嫌疑犯”黑名單，組織上安排他去浦東川沙工作，改名胡曉槐。

1947年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政工處開列的拘捕學生名單，里面胡蔭即胡曉槐

1948年7月，他被轉移到天津，作為一名秘密交通員，參加胡國定的“南系”地下交通站工作。胡曉槐在胡國定的宿舍里搭了個地鋪，黨組織安排他在育才中學任教。同來的還有胡國定的女朋友周淑華、胡曉槐的女朋友尢佳珍，她倆是上海交大化學系的同班同學。組織安排她們同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夜校教書。尢佳珍的父親曾經在輪船招商局工作，有時來津人員一時買不到船票，就讓她父親找關系買。

胡國定每次接到上級指示，通知胡曉槐來人的船名、船號和接頭暗號，讓他去接人。胡曉槐通過兩問兩答的接頭暗號接到來人，但來人的身份，只有胡國定知道，胡曉槐和另一位交通員孫大中不得過問。就這樣，數百人經過他們轉移到解放區。

自左到右，胡曉槐、尢佳珍、周淑華、胡國定青年時代合影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胡曉槐參與接管國民政府的天津工務局，后來擔任過市政工程局局長、市政府顧問，用上海交大時期的專業訓練和革命者的激情，深耕天津市政領域。他主持過海河改造、全國第一個環形放射狀快速城市交通網絡（天津“三環十四射”）、全國第一條國際規范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段等重點建設項目。

96歲的胡曉槐2019年接受記者采訪

在改革開放初期激情燃燒的歲月里，胡曉槐善于通過創新來開展工作。他主動突破計劃經濟的藩籬，通過下放權力和深化改革，激發了人的市場意識、競爭意識、開拓意識，重構隊伍，激發效能，在天津中環線、外環線的設計建設中，突破資金、技術等短板，涌現出中專生胡習華設計出中環線中山門蝶式立交橋的現象。老市長李瑞環在一次城建會議上說：“在最困難的時候，曉槐同志總是有辦法，他是打開天津城市建設的一把金鑰匙。”鄧小平同志在天津視察市政建設時曾指出：“改革，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加上我們講政治，威力就大多了。”

王輝

筆者20世紀80年代末剛當記者，分口跑天津社會科學院。社科院在“科研立院，服務天津”的方向下，工業經濟所、社會學所、歷史所等各單位亮點頻閃。常跑社科院，認識了當院長的王輝，但不知道他當過地下黨，感覺他經歷豐富，詼諧幽默、善解人意、深思敏銳，雖然剛由“政界”轉到“學界”，但沒有官架子。

他后來自述，這個轉型開始于1981年參加南開大學社會學專業班。社會學起源于歐洲，20世紀初引入中國，1952年被取消，取消的原因是“資產階級學科”。在撥亂反正特殊歷史時期開辦的這個專業班，目的是為全國高校恢復社會學服務。王輝后半生的命運由此改變：

“在1978年以后，我由于天津市委改組，從市委辦公廳主任的崗位調到市委政研室。”“1979年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提出對社會學‘也要趕快補課’。學術界很快行動起來”“在費孝通等人的倡導下，得到了教育部和南開大學的支持，1981年在南開大學創辦了社會學專業班。從全國18所高等院校77屆文科中選拔43名學生學習一年，授予社會學和原學科雙學位，以應急需。除了正式生以外，還招收14名旁聽生。我就是一名旁聽生。”

“當時聽到這個消息以后，我感受到一種知識的誘惑。記得年輕時參加革命，就是源于革命知識的誘惑。”

王輝是這個班歲數最大的，他51歲，班上最小的21歲，實際上是兩代人。此外，從官員到學者的開始，還是有一番心潮起伏：

“我在辦公廳供職時，乘車下基層，總有負責人接待。記得在70年代中后期，市委常委開會聽取南開大學楊石先校長匯報時由我負責聯系，楊石先還親筆給我寫過信，而今我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蹬著破自行車上學，心里總有點若有所失。后來想想，參加這次學習，得到的是知識，失掉的是官架子，何樂而不為！”

這個班為我國和天津恢復和重建社會學發揮了重要作用。出現了宋林飛、王思斌、孫立平、潘允康（旁聽生）、王來華、周雪光、邊燕杰等一批一流的社會學家和學科帶頭人。王輝也成為重建社會學優秀的推動者和傳播者。除了學術研究，他在天津首創千戶城市居民戶卷調查、犯罪問題調查以及老齡問題調查，得到了費孝通先生的肯定，也發揮了咨政作用。

王輝20世紀80年代與費孝通先生合影

筆者是在他離休后才知道他從事地下工作的往事，他這樣描述18歲秘密入黨時的情景，那是1947年11月9日晚：

“那天晚上，我急速奔向勞潤田（王輝一同入黨的同班同學）的家。那提神送爽的秋風，仿佛化作了催紅呼綠的春風，令人陶醉，沁人心脾。我的心臟跳動，血液循環似乎驟然加速了，啊!我不再只是個中學生了，我要成為一名共產黨員，要登上政治舞臺，為國家出一份力了。”

清華大學學生、地下黨員石在專程來天津主持了他們的入黨儀式。他看了王輝他們寫的入黨材料，用火柴點燃燒掉后鄭重代表黨組織宣布批準他們入黨。石在而后的一番話，王輝記了一輩子，“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對敵人要像一頭獅子，‘橫眉冷對千夫指’；對人民要像一頭老黃牛，‘俯首甘為孺子牛’；對工作要像一頭駱駝，有韌性，因為任重而道遠。”

王輝曾任天津市第一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晚年的他，借助社會學進行老年問題的研究和傳播，在報紙、廣播開設專欄，又成為老年人的知心朋友。他筆耕不輟，《王老漢隨談》《王老漢隨筆》在老年人中一書難求，還在85歲時當選“全國老有所為楷模”。2017年10月15日，他悄然離世，遺囑要求，后事除了家人，誰也不告訴。

沙小泉

沙小泉已經99歲，依然健在。近四十年前，筆者當記者跑兩會時，認識了時任科委副主任、市政協委員的她。她自己和別人都沒提起她輝煌的地下黨經歷。

年輕時的沙小泉

1946年秋天，19歲的她，由北京大學轉入南開大學，領導天津“北系”地下黨組織。很多人難以想象，這位身材瘦高，戴著厚厚的近視鏡，看上去弱不禁風的女性，竟然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把地下黨員從最初的8個人發展到了130多人，黨的外圍組織——地下民青發展了240多人，在天津書寫了一篇又一篇波瀾壯闊的紅色史詩。

1945年8月1日，距離來天津一年多前，地下黨員王文化告訴沙小泉，北京大學地下黨組織批準她入黨了。同時，為了保密，王文化要沙小泉取一個化名。沙小泉的原名叫劉芳庭，取化名“沙小泉”，寓意“沙漠中的一涌小小泉水，永遠造福人民”。

晚年沙小泉

從那一天起，80多年過去了，這股泉水還在繼續涌出涓涓細流。她說，“我們離休以后，沒有工作崗位了，怎么還能繼續貢獻？只能捐獻一切。”沙小泉寫好了遺囑，她要把遺體和眼角膜捐獻給醫學事業。

他們用青春的“潛伏”

詮釋了對黨的無限忠誠

他們用“青春萬歲”的一生

踐行無悔誓言

今天

讓我們致敬這些人這些事

紀念天津解放77周年！

來源：天津日報

編輯制作校對：季建爽

審核：王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