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偷拍惡搞視頻上網，被訴侵權

“他同意我發的！他說要當岳陽市第一大網紅！”法庭上，被告振振有詞。而原告卻堅稱：“我從未同意！”一段從女子胯下爬過的視頻被偷拍上傳抖音，究竟是誰在說謊？當朋友間的玩笑變成全網嘲笑的素材，法律該如何界定這條模糊的邊界？

這事得從岳陽東站附近說起。一群跑商務車的司機，平時在車站等客拉活，閑來無事常互相開玩笑。2021年8月的一個下午，司機沈先生和幾個同行在超市門口聊天，有人聊到了“敢不敢從女子胯下爬過去”的賭約。現場有人起哄：“爬過去就給200！”或許是面子掛不住，或許是一時沖動，沈先生真就從一個女股東的胯下爬了過去。這一幕，被旁觀的趙某用手機悄悄錄了下來。

朋友間私下玩笑，錄下來自己看看也就罷了，但要是發到網上，性質還一樣嗎？

幾天后，這段視頻出現在了抖音平臺。賬號“獨人醉翁”發布了視頻，配文寫著“男兒膝下有黃金，有錢能使鬼推磨”。視頻很快在本地司機圈傳開，沈先生的電話被打爆了，朋友、同行都在問：“你怎么拍這種視頻？”“丟不丟人？”更讓他難以承受的是，連家人也開始接到詢問電話。沈先生又羞又怒，找到發布視頻的司機翁某，要求立刻刪除。但翁某不僅不刪，兩人還發生了激烈爭吵，甚至驚動了警方。

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條，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丑化、污損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權。同時，如果發布的內容導致他人社會評價降低，還可能構成名譽權侵權。沈先生認為，這段視頻讓他成了朋友圈的笑柄，妻子因此與他爭吵并回了娘家，同行看他的眼神也變了，嚴重影響了正常生活和行業聲譽。于是，他一紙訴狀將翁某告上法庭，要求公開道歉、賠償精神損失費2萬元及為取證支出的公證費2000元。

法庭上，雙方各執一詞。翁某拋出“同意發布”的抗辯，還申請了三位證人出庭。可這三位證人的證言，卻讓庭審變成了一場“羅生門”。

第一位證人趙某，正是偷拍視頻的人。他說話顛三倒四，一會說沈先生主動要求發視頻，一會又說自己勸他別發，甚至扯出“鉆500個給5萬”的離奇賭約，把法官都聽迷糊了。書記員不得不反復打斷：“你慢點說，你說的是誰？能不能說名字？”這種混亂的證言，在法律上證明力很低。

第二位證人徐某，證言稍微清晰些，但同樣矛盾。他說沈先生爬完后確實說過“別發”，但過了一會兒又“不知道發什么神經”，說了句“我要當網紅”。這種“一會兒不讓發、一會兒又讓發”的說法，很難被法庭采信。

第三位證人閆（yán）某，說話吞吞吐吐，既不敢得罪原告也不敢得罪被告。法官直接點破：“你來講證，就不要怕得罪人！事實是什么就說什么！”他才勉強承認，沈先生當時說了“無所謂”，但并未明確授權發布。

那法律上該如何看待這種“同意發布”的辯解呢？

即使原告真的說過“我要當網紅”之類的氣話，也不等同于法律意義上的“授權”。尤其是在玩笑場合、情緒沖動或特定語境下說的話，很難認定為真實、明確的意思表示。更重要的是，肖像權、名譽權屬于人格權，其許可應當清晰、自愿，且最好有書面或可靠證據支持，而非事后的一句模糊辯解。

沈先生當庭提交了關鍵證據——公證書。他早在起訴前就去公證處固定了證據，把抖音視頻、評論、轉發頁面全部做了公證保全。遇到網絡侵權，公證保全證據是維權的重要一步！未經公證的網頁截圖，對方可能以“P圖”“假證據”為由反駁，而公證書具有法定的證據效力，能讓你的舉證更扎實，也避免證據被刪除后無從追查。

翁某也提供了兩份微信轉賬記錄，顯示沈書生爬完后確實收了兩人各200元。但這只能證明“爬胯”行為與經濟激勵有關，并不能證明他同意發布視頻。法庭調查逐漸清晰：視頻是趙某偷拍后通過微信發給翁某，翁某未打碼就上傳抖音，并在原告多次要求后仍拒絕刪除，導致影響持續擴散。

庭審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調解環節。

法官看事實基本清楚，試圖促成和解。他直接問翁某：“你發視頻，確實給人造成了困擾。除了道歉，愿不愿意適當補償？”翁某開始只肯道歉，拒絕賠錢。法官點明：“你要法院判，可能不止這個數。而且全程直播，網上都能看到。”

經過幾輪討價還價，翁某最終松口：當庭道歉，15天內支付3000元，包含公證費2000元及部分補償，訴訟費另付。沈先生考慮到同行關系，也表示接受。翁某當場站起來，對著沈先生鞠了一躬：“雖然你同意我發，但我確實對你造成了影響。對不起，以后還是朋友。”

在短視頻時代，人人都是記錄者，但并非一切都能成為“素材”。朋友間的玩笑，一旦越過隱私和尊嚴的邊界，就可能從娛樂變成侵權。法律不保護“玩笑過度”，更不認可“他同意”的模糊辯解。事實上，這類案件也反映出一些人在網絡傳播中法律意識的淡薄——以為“好玩”“沒惡意”就能免責，殊不知侵權與否，關鍵看客觀行為與后果。

鏡頭可以記錄生活，但不應審判人格；流量可以追逐熱度，但不能消費尊嚴。每一次點擊發布前，請記得：鏡頭對面，是一個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