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我的一個世紀》《二十世紀中國重要人物傳記》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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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正月初五，北京半步橋監獄。
冬日的陽光透過鐵窗灑進牢房，照在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婦人身上。她坐在硬板床上，雙手緊緊攥著洗得發白的被角。今天是農歷庚戌年的正月初五，也是她的七十歲生日。
清晨醒來時，她向同號的獄友們說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獄友們紛紛表達祝福。
中午開飯時，午飯里出現了五六塊肉丁，在那個年代的監獄里，這已經是相當不錯的伙食。號子里的幾位獄友都舉起碗，用這碗有肉丁的葷菜為她祝壽。
她高興地和大家吃完這頓特殊的生日餐。飯后，她按照慣例在床板上盤腿靜坐。
這是她在獄中養成的習慣，通過讓大腦放空來獲得片刻的平靜。長達數年的牢獄生活，已經讓她鍛煉出了頭腦"真空"化的能力。
但這一天，她卻怎么也無法平靜下來。越是努力想讓自己平靜，就越是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頭，眼淚止不住地流淌。
她想念著國內外的兩代孩子們，擔心著女兒夏國瑛和兒子夏大明能否頂得住這次運動的驚濤駭浪，擔心七歲的外孫女小琪是否遭遇了不測，擔心新婚的兒媳和親友們的處境。
在這間不足十平米的牢房里，七十歲的董竹君終于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這是她入獄以來第一次哭得如此失控。獄友們見平時堅強的她竟然哭出聲來，紛紛上前安慰。
這位白發老人名叫董竹君，是上海錦江飯店的創始人，曾經的全國政協委員。她從青樓賣唱女到督軍夫人，從離婚獨立到女企業家，一生經歷了無數風雨。
誰也不曾想到，這位已經古稀之年的老人，竟然能夠走出這座高墻，時隔一年多便完成令人驚嘆的人生逆轉。
【一】洋涇浜邊的童年與青樓歲月
1900年2月4日，農歷正月初五，董竹君出生于上海洋涇浜畔的一個貧民窟。
那條不流動的洋涇浜，黑如墨汁，稠如柏油，上面漂浮著各種污物、死貓、死狗，還有麻袋裝的嬰兒尸體。夏天一到，臭氣飄散，蚊蟲亂飛，讓人難以忍受。
父親董同慶是江蘇南通六甲鄉人，長相英俊，為人忠厚善良、耿直自尊，26歲時赴上海謀生，以拉黃包車為生。
母親姓李，江蘇吳縣人，貧農家庭出身，性格直爽，待人忠誠，靠給人洗衣度日，終日勞作不息。
董竹君幼名董阿媛，父母叫她阿媛，因樣貌秀美，人們又稱她為小西施。家住在破舊矮小的平房中，鄰居都是各行各業當小工的窮苦百姓。
每天，阿媛都幫著母親做家務，掃地、擦桌子、添柴燒火、洗刷碗筷，有時還會上街去買糧食和油鹽醬醋。傍晚時分，她就會站在門口盼著父親回來。
雖然生活艱難，父母還是在她6歲時將她送入私塾讀書。
父親常說，自己吃了沒文化的虧，無論如何也要讓女兒接受教育，這樣一家人的以后才有盼頭。阿媛聰明伶俐，天資聰穎，老師也經常贊賞她。
可幸福的生活沒有繼續多久。1913年，13歲的阿媛父親突然患上傷寒，不能繼續工作，母親也跟著沒了工作。
為了給父親治病和還債，父親不得不以300元的價格將她押給上海四馬路（福州路）長三堂子，做三年"清倌人"——即賣藝不賣身的歌妓。
阿媛流著眼淚，坐上一頂簡陋的轎子去清和坊。
在青樓里，照料她的阿姨孟三寶常常跟她講起的悲慘遭遇，這使她十分擔憂。她決定在逼迫她賣身前，一定要找到一位真心愛她的男子，求得歸宿，逃離青樓。
妓女
老鴇
董竹君自小就生得標致，再加上在私塾讀過書，身上有著不同于青樓女子的脫俗氣質，唱歌又好聽，很快就成了紅角"小西施"。
慕名而來的大爺、公子們絡繹不絕，上門看她的客人越來越多。她心里清楚，賣藝不賣身只是暫時穩住自己的借口，等成人了，青樓一定會逼著自己接客。
1914年，14歲的董竹君遇到了經常來擺花酒、打麻將的"夏爺"。
年方二十六七歲的夏之時是四川籍革命黨人，曾任四川副都督、重慶鎮撫府總長，后受人排擠被迫辭職，出川后來到上海與革命黨人一起謀劃活動。
他常以青樓作為掩護，有時穿洋裝，很英俊大方，和其他人有所不同。
夏之時對董竹君一見傾心，交談中發現她讀過書，言談之間頗有見識，便打心眼兒里喜歡。他對董竹君說要她和他結婚，救她出去。
以夏之時的地位與財力，為她贖身易如反掌，但董竹君并未被感情沖昏頭腦。她知道彼時自己地位低下，若是被贖走，和一件商品有什么不同。
她對夏之時說，哪天你不高興了，說我是你拿錢買來的，我該情何以堪，何以與你共處。
兩人約法三章：第一，明媒正娶，只做大房，不做小老婆；第二，到日本讀書；第三，結婚后，夏之時管理國家大事，董竹君主理家務。夏之時全部答應。
計議已定，兩周后，董竹君裝病逃出青樓。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她在孟三寶的幫助下，趁著和看守酩酊大醉，悄悄翻過長三堂子的墻，鉆進一輛黃包車，消失在夜色中。
老鴇
1914年春天，兩人在松田洋行舉行了新式婚禮。當時袁世凱正懸賞3萬銀元捉拿夏之時，婚后不久，夏之時便帶著15歲的新娘東渡日本。巧的是，在船上她見到了孫中山和宋慶齡。
【二】日本求學與四川生活的裂痕
到達日本后，董阿媛擁有了新的名字——董竹君。按照約定，夏之時送她進了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在日本那幾年，是董竹君自出生以來最快樂舒心的日子。
在學校里，她認識了很多新朋友，有了新的社交圈。
她如饑似渴地學習知識和文化，除了白天上課，學習家政、處理家務，還常常讀書看報到深夜，眼睛經常是紅腫的。老師們都非常喜歡她，贊揚她認真學習、努力用功的精神。
不過，夏之時很怕遭到妻子的背叛。1915年他奉命回四川時，臨行前給了董竹君一把槍，說是叫她防賊，若做了對不起他的事就用它自殺。
他還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學讀書的四弟到日本陪讀，用意無非是監視她的一舉一動。
大女兒夏國瓊出生后，學習時間不夠用，幸而雇到一位善良的日本婦女幫助照顧女兒，董竹君才得以用不到四年的時間念完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理科的全部課程。
求學期間，一家三口在經濟方面很緊張。夏之時經常將衣服一件一件拿去典當，有時為了付學費和開支，索性將整只皮箱拿去抵押。
他連買煙的錢也沒有時，董竹君就從垃圾簸箕里選些煙頭，拆開后，用練習寫字的廢紙裁條，卷幾支給他吸著過癮。
1917年秋，董竹君從東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師畢業后，原想補習法文，前往巴黎留學。但夏之時的父親病危，她便急急忙忙帶著女兒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四川合江縣。
回到四川后，董竹君面對的是一個關系錯綜復雜、思想封建守舊的大家庭。夏家是當地望族，占地約3畝的東勝街大院，大小房屋20多間，是一座四進院。
宅院坐北向南，兩扇釘吊著銅絲銜環的黑漆大門，室內擺設豪華別致，紅木桌椅、沙發、地毯、古董、油畫、字畫，四周茂林修竹，綠蔭幽幽。
董竹君的出身成為她無法擺脫的標簽。她明白送禮只能緩解燃眉之急，要贏得人心還得靠實力。
她決定先買一大批洋貨作為見面禮，分給家里的大大小小，上至老人下至小孩，還有家里的伙計丫頭，人人都有份。
在夏家的日子里，董竹君對家中長輩恭恭敬敬，對同輩刁難也處處忍讓，打理家里的一切。
她每天從早忙到晚任勞任怨，學縫紉、繡花、燒菜、洗衣、招待親友，教子侄們讀書，幫總管上賬，樣樣都做，將夏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條。
無形之中，她成為夏家的當家人之一，地位也因此提升。
1918年，夏之時率領全軍及家屬去往成都，終于可以脫離封建老家，按照結婚時的愿望組織幸福美滿的新家庭，董竹君感到很快樂。
可到了成都，夏之時的軍隊被迫繳械，解除軍職，他為此心灰意冷，思想開始走下坡路。
1919年，由于夏之時在四川派系斗爭中錯跟了人，被解除了公職。失意的他開始吸食鴉片，脾氣越來越壞。在董竹君患肺病避居的三個月里，他從未去看望她。
日本人的侮辱、國內的嚴峻形勢，讓董竹君的心情非常復雜。而夏之時從早到晚和人商談國事，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喜歡她交友，若有人和她多來往幾次，就要疑神疑鬼。
董竹君連生四個女兒，在重男輕女的封建家庭中地位更加尷尬。
婆婆對兒子放出狠話，一個賣唱的只配當個姨太太，你趕緊給我取個正房回來。她還以"低俗出身不能掌家"為由，苦勸夏之時再娶。
大女兒夏國瓊出麻疹時，董竹君騰出一間房子，進行消毒后放兩張床，日夜看護40多天，直到女兒完全康復。
夏之時對此很不高興，認為她不該為了一個女孩的病對其他事情全然不顧。他認為女孩子無需多讀書，但董竹君并不認可。
矛盾在1920年底達到頂點。當時董竹君懷著第三個女兒即將臨產，夏之時叫她去打牌，因為晚了幾分鐘就遭到一番打罵。
婆婆甚至動過"弄死一個女兒"的念頭，說自己當年生第二個女兒時就把她淹死了，后來就連生兩子。
而曾經喊著"要將女兒培養成巾幗女杰"的夏之時，不但一心只想升官發財，也開始將"哪個軍閥不是三妻四妾的，只有我夏之時就你一個太太"掛在嘴邊。
他對生病的大女兒置若罔聞，甚至還因為董竹君照顧孩子，責備妻子為一個女孩耽誤家事幾十天。
終于，董竹君為夏家生下了一個男孩。這一次等來的不是董竹君的好日子，而是一家人對這個兒子與對四個女兒截然不同的態度。
丈夫的吸毒賭博讓夏家日漸凋敝，董竹君四個女兒的教育和前途開始越來越迷茫。
【三】離婚獨立與上海灘的艱難創業
在苦悶的心境下，董竹君依然自強不息。她在成都東勝街開辦了"富祥女子織襪廠"，招收女工，幫助女人走向社會，這是成都第一家女子織襪廠。
她經常叮囑這些女工，好好努力，學會本事，自己若能在經濟上獨立，要花錢自己有，多么自由，誰也不敢隨便欺辱你們。
1926年，董竹君在隔街的桂花巷租房創辦"飛鷹黃包車公司"，由父母協助經營。
每天蒙蒙亮，她就起床去公司，站在凳子上講話，教導車夫們如何對待顧客，如何使車身保持干凈，如何在出汗后避免生病。
這家公司的管理學習了國外的一些經驗，公司車租低，車子的修理費、車夫的制服費都由公司出錢，車夫得病、受傷，也由公司負擔醫藥費，有時車夫付不出租車費，還可以減免或分期付清。
車夫都愿意拉"飛鷹"的車子，公司的生意很是興隆。
那時候，夏家的外交內政由董竹君一人負責，她除了處理兩個廠子的業務，還要照管家中三餐廚務、清潔衛生、人客來往等，每天忙個不停，晚上才有時間讀書看報。
兄弟妯娌、媽媽丫頭、廚司轎夫等，一家二三十口人，都能按照她擬定的家庭規章行事，生活頗有條理，又充滿朝氣。而彼時的夏之時為了進行活動，經常和人鬼混。
1929年春，四川局勢混亂，各路軍隊招兵買馬、擴充勢力，設立造幣廠，造成幣值貶值，百業蕭條。董竹君選擇關閉了這兩家工廠。
同年，董竹君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與夏之時分居，帶著四個女兒離開四川，前往上海。
夏之時嘲笑她，咱們來個君子協議，我和你暫不離婚，以5年為限，如果你帶著女兒5年內在上海灘沒有餓死，我就用手掌心煎魚給你吃。
1929年底，董竹君帶著四個女兒來到上海，住在一間三層樓的小屋里。
初到上海時生活很苦，但她帶著女兒每天把房間擦洗得干干凈凈，連樓梯過道也不放過。她的女兒們也因此養成了注重清潔衛生的習慣。
最初幾年極其艱難。她去得最多的是典當行，變賣家產、跑當鋪、向朋友借錢，成了一種常態。欠了幾個月的房租付不出，要挨房東罵，受鄰居奚落。
即便如此，董竹君也不愿去找有錢的朋友，夏家的親友也從不往來，她常常想起幼時的家訓：人窮志不窮。
一家人加上她的雙親，全靠大女兒夏國瓊教人家鋼琴維持生計。四個孩子也跟著她飽嘗人間的苦難。但即使在窮困得靠典賣衣物度日時，董竹君的決心仍不動搖，她要讓女兒們受高等教育。
為了讓女兒們建立為人民謀幸福的世界觀，董竹君還帶她們接近進步人士，去看蘇聯電影。1931年7月，魯迅先生在環龍路一所暑期學校演講，題目是《上海文藝之一瞥》。
董竹君明知4個女兒都聽不懂，但為了讓她們在進步思想的氛圍中受到熏陶，還是帶著她們去聽，并讓她們乖乖地坐在最后一排?；貋淼穆飞?，孩子們不斷地問七問八，做母親的心里特別高興。
1930年春末，董竹君在二叔的鼓勵下，將家產變賣后僅剩800塊錢，東拼西湊辦起了小規模的群益紗管廠。
經人指點，她遠赴菲律賓，一次就招回了一萬元股資。有了這一萬塊資金，董竹君的紗管廠隨即規模翻番，生意漸有起色。
1932年1月28日，侵華日軍進攻上海閘北，群益紗管廠遭到炮擊，讓日軍炸了個片瓦不剩，被迫停工。
董竹君還因收藏宣傳革命的傳單遭到法租界巡捕的逮捕，后被保釋。一夜之間，她又回到了原點。
在她受困于監獄期間，大女兒夏國瓊為安全起見，將家搬到了福履理路（今建國西路）資敬坊1號。董竹君出獄后，再將家偷偷地搬到辣斐德路（今復興西路）桃源村。
這一期間董竹君陷入了極度的貧困，在尋求翻身的那段時間里，她是個堅硬的女人，為了生活，即便把家里能當的東西全當完了，也從未想過要向命運低頭。
1934年，她與夏之時正式離婚。離婚時她只提出了兩點要求：其一，夏之時不要斷絕撫養費；其二，一旦她有個三長兩短，請夏之時念及情分，培養四個女兒大學畢業。
后來夏之時并沒有履行，還強迫她交出孩子，董竹君予以拒絕。
同年，四川軍火采購員李崇高得知董竹君離開夏家的事后，欽佩她的為人，敬佩她曾經的經歷，從購置槍支的款項中借出2000元給她。
董竹君用這筆錢于1935年3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開辦了錦江川菜館，以成都錦江命名。
憭靠自己在四川、日本所獲得的經驗，董竹君大膽結合東西方以及日本文化，通過改良菜品口味，提升服務風格，錦江川菜館竟然招徠了眾多食客。
她不僅有"豪門燒菜"的手藝，還讓錦江變得超凡脫俗。除了改良口味的川菜，還有中西合璧的豪華考究裝潢，張大千的叢竹、郭沫若寫的條幅，讓錦江川菜館呈現出典雅通融的文化氣息。
開門便是滿堂紅，上海灘青幫、洪幫的頭面人物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都是這里的?？?。1935年，卓別林訪問中國時曾在此品嘗了香酥鴨子。
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又在法國公園附近的華龍路（后改為雁蕩路）開辦錦江茶室，并率先公開招聘女服務員，同時作為地下黨、左派人士和文化界進步人士的活動據點。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從日本回國抵達上海，住在上海高乃依路捷克人開的公寓里。董竹君擔心他的食品安全問題，派錦江川菜館的職員給他送了一個多月的飯。
夏衍、潘漢年等人士也經常光顧錦江。錦江專設的"特別間"，成為秘密集合會及進步人士活動的重要據點。
在抗戰期間，她捐獻了大量資金支持抗日，還與《大公報》記者蔣逸霄等人共同創辦進步雜志《上海婦女》，但迫于環境壓力于1940年停刊，也出版了36期。
1940年，上海局勢緊張，董竹君前往菲律賓馬尼拉，但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在菲滯留。
董竹君搭乘的是日本紅十字會難民船。所有乘客在底層貨倉過著沙丁魚似的生活，熱得透不過氣，臭氣熏天，進出都在別人身上踩來踩去。
為了能夠呼吸新鮮空氣、活動身體，董竹君選擇別人不愿做的倒垃圾、洗碗碟、收拾臺桌這些工作。貨倉內空氣不流通，傳染病很快蔓延開來，病倒的人還未斷氣就被拋入大海，葬身魚腹。
沒多久，董竹君也支持不住了，上吐下瀉，一天里要去廁所很多次。為了避免在別人身上踩來踩去，她就干脆睡在通道旁邊，又鼓起勇氣用日語請求日本醫生為自己醫治，才避免葬身大海。
1945年初，董竹君乘難民船返滬。
到了日本，又被困九州。為了盡快回到中國，她穿著已經骯臟不堪的單薄衣服，裹著羊毛毯，踏著厚厚的積雪，像闖關那樣一步一步走去多個部門申請回國簽證。
在險渡朝鮮海峽時，董竹君患上了氣管炎，但無論如何總算踏上了祖國的大地。
回到上海后，錦江兩店已被代理人弄得面目全非。董竹君戰戰兢兢，見機行事，方才化險為夷。同年夏初，她在上海馬浪路（現馬當路）377號為地下黨開辦秘密印刷所。
她讓地下黨員任百尊出面買下永業印刷所，秘密經營。永業印刷所及后來創辦的協森（尊記）印務局、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印刷了許多進步書刊和文獻。
1949年春末，董竹君按照指示，護送一批青年去淮陰解放區。她利用和楊虎的關系成功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為營救張瀾、羅隆基立下頭功。
上海解放后，她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指令，以錦江兩店人員為班底，創立了錦江飯店。錦江川菜館、錦江茶室合并為錦江飯店，搬進了茂名南路英國籍猶太人沙遜的高檔產業華懋公寓。
1951年6月9日，錦江飯店正式掛牌，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國賓館。
董竹君將自己含辛茹苦十六年所賺得的十五萬美元全部奉獻給了國家，還交出了自己的花園住宅，她只保留了郭沫若書寫的《沁園春》詞和一套文房四寶。她出任董事長，并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1967年5月12日，董竹君在北京家中拍了幾張照片。數日后的深秋某天，一群人突然沖進她的家。他們誣蔑董竹君是兩面派、特務、國家間諜、反動分子，要將她押去公安部。
董竹君穿著一身單薄的衣服，洗臉用具也沒讓帶，就被他們帶走了。67歲的她被先后關押在秦城監獄、功德林監獄，最后轉到半步橋監獄。整整五年的牢獄生活開始了。
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歲月里，董竹君遭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
68歲的她還遭受過暴打，甚至一度被打得昏死過去，進了太平間。半年時間頭發全白，體重急劇下降，每天早上一摸頭就是掉下來的一把頭發。
在最痛苦、最絕望的時刻，董竹君想起了早年在上海聽魯迅演講時的那句話。就是這句話，成為她在獄中每日默念的精神支柱，支撐著她在瀕臨崩潰時一次次站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