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構建面向綠色發展的人才生態

在全球向綠色低碳轉型的時代浪潮中，人才已成為驅動能源革命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引擎。

當前，澳大利亞因其獨特的國情，對人才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單一的技術維度，而是迫切需要能夠應對政策風險、洞悉市場規律、創新商業模式并精于社會溝通的復合型人才。在此背景下，傳統教育體系的局限性日益凸顯，單一的學科培養已難以滿足產業轉型對跨界能力的迫切需要。為應對這一結構性挑戰，澳大利亞逐步構建了一個教育與就業深度協同的人才生態系統，為各國探索綠色發展路徑提供了具有啟示意義的剖析樣本。

本文將系統性拆解澳大利亞人才生態的構建邏輯與運行機制，從教育體系協同、作為橋梁的制度化產學研協作等方面展開深入分析，為我國構建高質量綠色人才戰略提供參照與借鑒。

悉尼大學校園

澳大利亞的綠色轉型背景與人才生態變革

以澳大利亞的實踐與經驗為切入點，可進一步剖析其獨特的能源轉型路徑催生相應人才需求的過程，及其為滿足這些需求而構建的教育與就業協同生態系統。

澳大利亞的綠色轉型進程受多重因素交織影響，這并非線性規劃的結果，而是動態演進形成的。在頂層設計層面，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氣候與能源政策呈現一定的階段性搖擺與不確定性特征，相關政策在碳稅、直接行動與保障機制等不同方案之間經歷了多次調整，未能向市場提供清晰且持久的信號。這種頻繁的政策變動對產業發展的穩定預期產生了影響，也對相關從業人員的政策研判能力與風險管理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制度保障層面，以“可再生能源目標（RET）”為核心的證書市場機制通過設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為每一單位綠色電力的生產簽發相應的憑證，增強了市場需求的剛性。對于發電企業而言，這種機制使其能夠在常規售電收益之外，通過出售證書獲得額外的資金回報。由此構建的證書交易市場，形成了輔助激勵作用，能夠利用證書價格的波動信號自動調節投資回報率，為產業發展提供持續且堅實的底層市場化驅動力，確保頂層設計的減排目標能夠通過底層的商業行為有效落地。同時，澳大利亞得天獨厚的日照資源稟賦，結合其以獨棟住宅為主的特點，共同催生并強化了以戶用屋頂光伏為核心的分布式優先發展路徑，這一路徑的成功實踐使澳大利亞在全球分布式能源應用領域中居于典范地位。

由此，當前澳大利亞的能源轉型背景呈現頂層政策搖擺、底層市場驅動、末端應用分散的復雜發展格局。其政策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要求從業人員具備敏銳精準的政策研判能力與風險管理能力；市場化的能源機制與發展導向，催生了對金融投資、能源經濟以及商業創新等領域人才的迫切需求；分布式能源的廣泛普及，使電力系統運行模式經歷根本性變革，需要大量具備扎實工程技術知識、兼通并網工程技術、能有效進行社會溝通并推動多元主體協作的跨界人才。這種獨特的國情深刻地重塑了其對綠色發展人才能力模型的需求，提出了復合化、跨界化和動態化的新特征，即要求人才具備高度的復合型特征而非單一的技術技能。

面對這種多維度的人才需求，傳統的單一學科培養模式已難以適應。因此，構建一個能夠動態響應產業發展和政策導向的人才生態系統成為關鍵。首先，需要在教育端進行前瞻性改革，將綠色金融、能源市場、環境政策、系統工程與社會治理等內容有機融合，形成多學科交叉的人才培養模式。其次，需要通過深化產學研融合，實現教育資源與產業需求的有效對接，促成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在人才培養環節的良性互動。再次，一個完善的人才生態系統還需要政府與社會的共同參與。其中，政府應在財政支持、制度設計和公共平臺建設等方面發揮統籌作用，優化人才配置效率。最后，建立覆蓋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在職培訓的社會化支持網絡也至關重要，能確保各階段人才能夠持續更新知識結構，形成一個開放、靈活、可持續的人才供給體系。只有通過教育體系的前瞻性改革、產業鏈與創新鏈的深度融合以及社會支持網絡的不斷完善，才能為國家在綠色轉型中提供穩定而高效的人才支撐，才能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中保持戰略主動。

清華大學“唐仲英計劃”2025暑期赴澳大利亞實踐支隊在斯威本科技大學進行調研交流

根基：穩定與創新并舉的教育體系

教育是人才供給的源頭。一個成功的綠色人才教育體系，必須兼具穩定性和前瞻性，既要保證人才培養的標準化，又要滿足市場的個性化需求。

一是具有穩定體系與個性化培養相結合的課程設置。

澳大利亞在綠色能源領域課程體系設計上兼顧穩定性與前瞻性，逐步形成了制度化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模式。

一方面，其高等院校普遍開設可再生能源體系（Renewable Energy Systems）、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環境經濟學（Environmental Economics）等核心課程，并與國家資格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以及專業認證體系保持緊密銜接，從而確保教育供給在標準化、規范化和持續性上的長期一致性。這種安排避免了因短期政策調整或市場波動導致的課程頻繁更迭，為可再生能源產業穩定輸送具備扎實理論基礎的專業人才。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高校積極推行個性化培養模式，允許學生在導師指導下結合個人興趣和市場導向自主設計課程結構。例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ANU）在可持續能源學位項目中，設置了跨學科選修模塊，學生可以跨院系選修商業分析（Business Analytics）、數據科學（Data Science）或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等專業課程。這種跨學科的組合方式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復合能力，使其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快速適應多領域融合的新需求。

因此，通過統一標準與個性化發展的有機結合，澳大利亞構建起既穩定又靈活的人才培養體系，為綠色轉型提供了持續的教育支撐。

二是通過項目實踐彌合學與用的鴻溝。

澳大利亞在人才培養中高度重視項目實踐環節，注重將真實政策環境和產業案例融入教學，以實現學用結合和素養提升。同時，其用人單位普遍青睞具備項目經驗和市場理解力的畢業生，因此高校普遍與產業界和政策機構合作，將實踐項目引入課程體系。

例如，墨爾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實施的墨爾本可再生能源項目2.0（Melbourn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2.0）中，學生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參與校園購電聯盟，在融資、合同談判、能源采購與運營全流程中鍛煉了系統工程、數據建模和合規治理等核心能力；悉尼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UTS）依托澳大利亞清潔能源金融公司（Clean Energy Finance Corporation，CEFC）和澳大利亞可再生能源署（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ARENA）的支持，建設了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分布式能源試點項目，學生有機會在其中參與能源效率評估、碳排放核算以及政策合規性審查。這些項目不僅強化了學生的工程與管理技能，也讓他們深入理解了政策工具在項目推進中的作用。

可見，通過將國家層面的能源戰略與高校的實踐教學相結合，澳大利亞有效彌合了教育培養與產業需求之間的結構性差距，推動了從單純知識學習向綜合能力提升的轉變，為清潔能源產業提供了更高質量的人才供給。

三是動態評估與質量保障的制度支撐。

除了課程設計與項目實踐的創新，澳大利亞綠色人才教育體系的穩固根基還在于其動態、多元的質量保障與評估機制。這一機制并非僵化的行政命令，而是一個由專業認證、行業參與和持續反饋構成的有機系統，為教學創新提供了制度支撐與合法性。

一方面，諸如澳大利亞工程師協會（Engineers Australia）等專業機構的認證，為相關學位設定了嚴格的專業能力基準，確保了畢業生知識體系的標準化與權威性。另一方面，高校普遍設立由產業界、政府機構和研究單位組成的課程咨詢委員會，定期對培養目標、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評估與修訂。這種制度化的安排，可將產業一線的最新需求和前沿動態迅速轉化為教學改革的動力，確保了人才培養的創新性與前瞻性。

因此，通過這種將外部專業認證的剛性標準與內部持續改進的柔性機制相結合的模式，能有效避免教學創新可能帶來的質量失控風險，確保教育體系在鼓勵跨學科探索和實踐教學的同時，其產出的人才質量始終能得到產業界的高度認可，從而構筑穩定與創新并舉的堅實根基。

清華大學“唐仲英計劃”2025暑期赴澳大利亞實踐支隊在悉尼科技大學作專題交流

橋梁：制度化的產學研協作

如果說教育是“播種”，那么高效的產學研協作與成果轉化機制就是確保“果實”能夠成功落地的橋梁。

第一，以制度保障從源頭開始的協作與知識共享。

澳大利亞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形成了制度化、高效率的協作模式，其核心在于系統性地彌合大學、產業與政府三方在目標、時間尺度與風險偏好上的內在差異。

首先，研究項目在立項之初便要求產業界共同參與問題定義、資源投入與成果責任分擔，從源頭上確保研究方向與實際需求高度契合，從而顯著提升了成果的轉化效率。

同時，政府通過建立知識強制共享制度，將公共資助項目的研究方法、數據、模型以及失敗經驗統一納入開放規范，使分散的個體探索積累轉化為行業層面的公共知識資產，大幅度降低了重復試錯帶來的成本，加速了技術成果從實驗室階段向市場應用的跨越。

在此基礎上，以墨爾本大學為代表的高校進一步通過明確的專利收益分配機制（如學部40%、發明人40%、學校20%）實現激勵相容，調動了研究人員和機構在成果轉化中的積極性。而非正式的交流文化則補充了正式制度安排，為創意碰撞、項目孵化和跨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圍，使制度化與文化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成果從源頭到落地的高效流轉。

第二，以金融推動成果的商業化。

在制度基礎之上，完善的金融支持體系成為推動科技成果初步商業化的重要催化劑。澳大利亞通過公共資金的先行托底，有效降低了清潔能源和新興技術在早期階段面臨的高風險困境，為企業和投資者提供了進入新市場的安全保障。

同時，長期購電協議（PPA）的廣泛應用為收益預期提供了穩定性，使項目能夠獲得資本市場的長期支持，并在融資環節中提升了信用等級和資金獲取效率。

此外，澳大利亞還通過需求聚合機制降低交易成本，推動分布式能源與清潔能源項目獲得更大規模的市場機會，從而形成風險共擔、收益穩定、成本降低的良性循環。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在這一過程中相互配合，使科研成果能夠在完成示范性應用后順利進入規模化推廣階段，進而在能源市場中形成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為綠色轉型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和金融保障。

第三，以專業化中介服務加速技術匹配與落地。

在完善的制度與金融框架之外，澳大利亞產學研協作的另一個關鍵支點，是其成熟且多元化的專業中介服務體系。這一體系由大學的技術轉移辦公室（TTOs）、類似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的國家級科研機構以及各類行業協會共同構成。這些機構扮演著不可或缺的“催化劑”角色，其專業價值在于，它們能夠熟練運用學術界與產業界兩種“語言”，有效彌合兩者在文化、目標和工作節奏上的鴻溝。

這些中介機構不僅為科研人員提供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潛力評估、商業計劃撰寫等專業服務，還主動為產業界尋找、篩選并匹配符合其需求的技術項目，并協助雙方進行合同談判與項目管理。它們的存在，極大地降低了產學研合作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風險，將原本復雜、零散的個體對接行為，轉變為一個流程化、專業化的服務過程。

這種專業化的第三方力量，確保了科研成果的轉化不再僅僅依賴于偶然的機遇或個人關系，而是被納入一個高效、可靠的軌道，使整個協作“橋梁”更加堅固與通暢。

生態：社會化支持與人才留存

人才的可持續供給不僅依賴專業的教育和順暢的就業市場，更需要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支持網絡來充當“連接器”和“孵化器”。澳大利亞的經驗突出展示了一個成熟的人才生態系統是如何通過非正式的社會化渠道，實現供需互動與人才的長期留存。

首先，作為“連接器”的學生組織能促進供需精準對接。

學生社團與學者聯合會等社會組織在人才生態系統中發揮著關鍵的樞紐作用，有效搭建了課堂之外產業需求與人才供給深度互動的平臺。這一類組織并未局限于基礎的社交聯誼功能，而是逐步演變為促進知識傳播、提供人才培養機會的平臺。例如，通過中澳青年聯合會（Australia-China Youth Association，ACYA）、中澳創新論壇及澳中環保論壇等平臺，為學生提供深入洞察環保政策與行業前沿的窗口，高頻次的非正式交流機制降低了產學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壁壘，從而實質性地推動了人才培養與產業實踐的精準對接。

一方面，產業界的代表（需求方）能夠帶來前沿的技術挑戰和商業模式（如“綠氫出口價值鏈”），為高校的人才培養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學生和學者（供給方）得以直接了解行業動態，并展示自身的研究潛力。如促成海上風電制氫等聯合研究項目就是這種互動的直接成果，也是供需有效對接的最佳體現。它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產業需求引導學術研究，學術成果反哺產業創新，從而讓身處其中的人才培養更具針對性和前瞻性。

其次，通過構建第三空間促進創新與人才留存。

除了直接的供需對接，這些社會化網絡還構建了一個介于正式課堂和職場之間的第三空間。這個空間是非正式的、包容的，為創新思維的碰撞和人才的長期發展提供了土壤。

澳大利亞的經驗表明，這個第三空間的價值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激發創新。學生和學者可以在輕松的環境中與業界人士自由交流，許多跨界合作的靈感正是在這種非正式的互動中產生的。二是增強歸屬感以留存人才。通過提供租房指南、跨文化交流等軟性支持，可極大降低國際人才融入本地的門檻和摩擦成本。

這種人文關懷顯著增強了人才在澳大利亞當地的歸屬感和適應性，使人才生態系統不僅能吸引人，更能留住人，為綠色能源領域的人才儲備和長期發展創造穩定、包容的軟環境。

再次，從會議室到咖啡廳，充分營造務實創新的文化氛圍。

一個真正充滿活力的人才生態，其核心不僅在于有形的組織和平臺，更在于無形的、崇尚務實與開放的文化氛圍。澳大利亞產學研合作的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其形式服務于內容的務實理念。許多創新項目并非誕生于嚴肅的會議室匯報，而是在咖啡廳等非正式場合的輕松交流中萌芽。

這種文化氛圍的價值在于，它極大地降低了創意交流的門檻。在這種環境下，學生和青年學者敢于提出尚不成熟的想法，而不必擔心被程序化的評估標準過早否定。產業界的投資者或管理者也能更早地介入，以對話代替審視，提供建設性的反饋。這不僅加速了從創意到原型的孵化過程，更重要的是，它向生態系統中的所有成員傳遞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價值在于想法本身，而非呈現的形式。

這種文化促進了跨領域的信任與合作，使得人才的供需互動不再是單向的“面試”，而是雙向的“共創”，為生態系統的可持續創新注入了最底層的文化動力。

綜上所述，澳大利亞的實踐經驗表明，人才戰略必須與本國產業優勢深度綁定，避免科研教育與產業應用脫節。若產業化環節薄弱，領先的科研成果也難以轉化為持久的產業競爭力。因此，人才培養須覆蓋從前沿研發到先進制造、工程應用和全球供應鏈管理的全鏈條，以確保“軟實力”與“硬實力”協同發展，鞏固國家在全球新能源產業中的競爭優勢。

與此同時，在優化人才培養路徑方面，澳大利亞的實踐經驗重在強化頂層設計，推動儲能、碳中和等新興專業與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領域交叉融合；建立長效的產業人才需求預測機制，避免結構性失衡；深化產教融合，鼓勵企業從課程設置到項目實踐全過程參與是構建精準對接產業需求的人才培養體系的關鍵。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綠色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底色，圍繞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需求協同育人這一長遠目標，不僅需要關注對能源體系的重構，更需要實施系統的人才工程。強化國際合作是提升人才全球勝任力的必由之路。通過深化聯合研究與人才交流，參與國際綠色技術標準與市場機制的協同，能夠培養出具備國際視野、適應多元文化與復雜規則的復合型人才，從而在全球能源治理體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在此基礎上，教育與就業的深度協同是構建成功人才生態系統的關鍵。應立足產業優勢、優化培養路徑、強化國際合作，搭建未來綠色人才戰略的核心支柱。只有在教育、產業和社會網絡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個開放、靈活、前瞻的人才生態，才能為全球綠色發展注入持久動力。（作者楊廣進系清華大學學生職業發展指導中心主任助理，馬昕系清華大學學生職業發展指導中心講師，鄒濟系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來源：《神州學人》（2026年第1期）

作者：楊廣進 馬昕 鄒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