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我媽周慧蘭這輩子，最信不過我那個早早發家、卻跟我們家不怎么來往的大伯許建軍。
我出國前那頓尷尬的餞行宴上，大伯在門口塞給我一張銀行卡，沉聲說里面有二十萬。
回到家，我媽看到那張卡，就像被踩了尾巴的貓，渾身的毛都炸了起來。
“二十萬？他許建軍能有這么好心？”她一把奪過卡，翻來覆去地看，仿佛那不是一張卡，而是一顆定時炸彈，“安安，你聽媽說，這錢我們不能要！他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第二天，她就跟上了發條似的，一大早就把我從床上薅起來，非要拉著我去銀行查個究竟。
“我今天就要看看，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她一邊拽著我往外走，一邊發著狠，“要是里面真有二十萬，我周慧蘭當著你的面，把這張卡吃了！要是里面一分錢沒有，看我回頭怎么去撕爛他那張虛偽的臉！”
那頓餞行宴，吃得我如坐針氈。
地點就在我們家樓下那家叫“和順居”的小飯館，我爸媽提前三天就訂好了包間。說是包間，其實也就是用一個木板隔出來的小空間，隔壁桌劃拳的聲音，聽得一清二楚。
可即便這樣，對我家來說，也算是奢侈了。
我叫許安，那年夏天，我剛收到國外一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這本是天大的喜事，卻也給我們這個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帶來了沉重的壓力。
國外的學費和生活費，像一座大山，壓得我爸媽喘不過氣來。
這頓飯，名義上是為我餞行，實際上，更像是一場家庭內部的“募捐動員會”。來的都是些沾親帶故的叔伯姨嬸。
飯桌上，我媽周慧蘭是絕對的主角。她端著酒杯，滿面紅光，挨個敬酒，嘴里說著我從小到大的光榮事跡，從我三歲會背唐詩，到我高中拿了奧賽獎。
我坐在旁邊，尷尬得腳趾都快能摳出一座三室一廳。
我知道，我媽說的每一個字，都是在為接下來可能的“借錢”做鋪墊。
我爸許建民，則完全是另一個狀態。他悶著頭，一杯接一杯地喝著廉價的白酒，臉喝得通紅，話卻沒幾句。偶爾被親戚問到，也只是“嗯啊”地應著，眼神始終有些躲閃。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兒子有出息，他這個當爹的，卻連學費都湊不齊，這比什么都讓他覺得丟人。
就在這片熱鬧又尷尬的氣氛中，包間的門被推開了。
我大伯許建軍，和他老婆，也就是我大伯母張翠芬，走了進來。
整個包間的空氣，在那一瞬間，似乎凝固了。
所有人的說笑聲都停了下來，目光齊刷刷地看向門口。
我大伯個子不高，但身板很硬朗。他穿著一件半舊的夾克，頭發梳得一絲不茍。他話不多，臉上也沒什么表情，但眼神里總透著一股讓人看不透的深沉。
我大伯母則完全相反。她燙著時髦的卷發，穿著一件看起來就很貴的連衣裙，手腕上戴著一個金光閃閃的手鐲。她一進來，就熱情地跟所有人打著招呼，仿佛這里是她家的主場。
“哎呀，我們來晚了，來晚了！建軍公司里有點事，脫不開身。”大伯母笑著解釋。
我媽臉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復了正常。她站起身，不咸不淡地說：“大哥大嫂能來，就是給安安面子了。快坐，快坐。”
那語氣，客氣里透著疏離。
大伯一家在我們家，一直是個很特殊的存在。
他們很有錢。早在九十年代初，大伯就辭了鐵飯碗，下海做生意，成了我們這個三線小城里，第一批發家的人。
可我們兩家的關系，卻很冷淡。
冷淡到，逢年過節，都只是打個電話問候一聲，很少走動。
我知道，這都是因為我爸。
當年，就是因為我大伯，我爸才從一個前途光明的國企工人，變成了一個只能在小工廠打零工的下崗職工。
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媽心里，一扎就是二十年。
所以，當大伯和大伯母坐下后，飯桌上的氣氛，就變得更加微妙了。
大伯母依舊在跟親戚們炫耀著她新買的包，新做的頭發。
我媽則時不時地，用話敲打她幾句，綿里藏針。
“嫂子這鐲子真亮，得好幾萬吧？我們家安安這出國的學費，都還差一大截呢。人比人，真是氣死人哦。”
大伯母的臉色，有點難看，但也沒法發作。
我爸依舊在喝酒，只是喝得更兇了。
只有我大伯，他從頭到尾，都沒怎么說話。他只是默默地，給我夾了幾次菜，然后，用一種我看不懂的眼神，看著我。
那眼神里，有欣慰，有愧疚，還有一些，我當時完全讀不懂的，更復雜的東西。
那頓飯，最終在一種尷尬到極致的氣氛中，不歡而散。
親戚們陸陸續續地走了。臨走前，大多會塞給我一個小紅包，有的一百，有的二百。我知道，這已經是他們能拿出的，最大的心意了。
我爸喝多了，被我媽攙扶著，走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心里沉甸甸的。
“安安。”
一個低沉的聲音，在身后響起。
我回頭，看見大伯正站在飯店門口的陰影里。大伯母已經坐上他們那輛黑色的奧迪車，在不耐煩地按著喇叭。
“大伯。”我停下腳步。
大伯走到我面前，從懷里，掏出了一個鼓鼓囊囊的牛皮紙信封，塞到了我手里。
“大伯沒啥文化，也說不出什么大道理。”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帶著一絲疲憊，“你一個人在外面，不比在家里。別省著，該吃的吃，該穿的穿，別讓人看扁了。”
我捏了捏那個信封，感覺里面硬硬的，像是一張卡。
“大伯，這……我不能要。”我趕緊想推回去。
“拿著！”大伯的手，像一把鐵鉗，按住了我的手，“這是大伯的一點心意。你要是還認我這個大伯，就拿著。”
他的語氣，不容置疑。
“里面有二十萬。密碼，是你的生日。”
說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轉身，快步走向了那輛奧迪車。
車門打開，又關上。黑色的轎車，很快就匯入了城市的車流，消失不見。
我站在原地，手里捏著那個信封，感覺它有千斤重。
二十萬。
對我家來說，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是我爸在那個小工廠里，不吃不喝干二十年，都掙不來的數字。
我拿著信封，追上我爸媽。
“安安，你磨蹭什么呢？”我媽回頭，不耐煩地問。
當她看到我手里的那個信封時，她的眼睛，一下子就瞇了起來。
“這是什么？”
“是……是大伯給的。”我小聲說。
“他給的？”我媽一把奪過那個信封，打開，看到里面那張嶄新的銀行卡，她的臉色，瞬間就變了。
“他給你這個干什么？里面有多少錢？”
“大伯說……有二十萬。”
“二十萬？”
我媽的聲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尖利得刺耳。
正在前面踉蹌走路的、已經喝得半醉的父親，也停下了腳步，回過頭來，一臉茫然地看著我們。
“周慧蘭，你大半夜的，嚷嚷什么？”
“嚷嚷什么？許建民，你看看你這個好大哥！”我媽舉著那張銀行卡，沖到我爸面前，像是舉著一個罪證，“他給了安安二十萬！二十萬啊！他安的什么心？”
我爸看到那張卡，也愣住了。他酒醒了大半。
“他……他真給了二十萬？”
“你以為呢！”我媽冷笑一聲，“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他許建軍能有這么好心？當年我們家都快揭不開鍋了，安安連喝奶粉的錢都沒有，我抱著孩子去求他，他給了我們什么？他就給了我二百塊錢！像打發叫花子一樣！”
這是我們家，一個塵封了多年的傷疤。
我媽又把它，血淋淋地，揭開了。
我爸的臉，一下子漲成了豬肝色。他想說什么，但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個字都沒說出來。
“他現在倒好，隨手就拿出二十萬！”我媽的眼圈紅了，聲音里帶了哭腔，“他這是在干什么？他是在羞辱我們！他是在用錢，堵我們家的嘴！想讓我們忘了他當年是怎么對我們的嗎？”
“周慧蘭！你夠了！”我爸終于忍不住，吼了一聲，“大哥他……他也許沒那個意思。安安出國，是大事，他這個做大伯的，表示一下心意，也是應該的。”
“心意？有這么表示心意的嗎？”我媽不依不饒，“我告訴你，許建民，這張卡，要么就是一張空卡，他許建軍就是為了在親戚面前充胖子，裝大方！要么，就是這里面的錢，來路不正！他想把我們安安拖下水！”
“你……你不可理喻！”我爸氣得渾身發抖。
“我不可理喻？我告訴你，這件事，沒完！”我媽指著那張卡，斬釘截鐵地說，“明天，我就拉著安安去銀行！我倒要親眼看看，他許建軍，到底在我們面前，演的哪一出戲！”
那晚的爭吵，最終以我爸摔門而出，去了樓下小賣部買酒而告終。
我媽則坐在沙發上，抱著那張銀行卡，哭了一夜。
我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我知道我媽心里的苦。
當年，我爸是國企的正式工，工作體面，收入穩定。我大伯則不務正業，天天琢磨著怎么“下海”發財。
后來，大伯做生意虧了本，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讓我爸替他背了鍋。我爸因此被單位開除，我們家的生活，從此一落千丈。
我爸從一個受人尊敬的“許師傅”，變成了一個只能在小工廠里打零工的“許師傅”。
我媽也從一個衣食無憂的家庭主婦，變成了一個必須為了幾毛錢，跟菜市場小販爭得面紅耳赤的女人。
這些年，她心里積了太多的怨和恨。
而這些怨和恨，都指向了一個人——我大伯，許建軍。
所以，當這張裝著“二十萬”的銀行卡，突如其來地出現時，它點燃的，不是希望，而是我媽心里，積壓了二十年的，那座休眠火山。
我知道，我媽不是不想要這筆錢。
我們家太需要這筆錢了。
她只是，無法接受，這筆錢，是來自那個她恨了半輩子的男人。
她更無法相信，那個男人，會如此“慷慨”。
在她看來，這背后，一定藏著一個巨大的陰謀，或者一個更傷人的羞辱。
她要去銀行，不是為了驗證那二十萬。
她是要去驗證她二十年來的恨，到底是不是對的。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亮，我媽就把我從床上薅了起來。
她的眼睛又紅又腫，顯然是一夜沒睡。但她的精神，卻異常亢奮，像一個即將走上戰場的士兵。
“快！起來！穿衣服！跟媽去銀行！”
我睡眼惺忪，想說等銀行開門再去。
“等什么等！”她不由分說，把我推進了衛生間，“早點去排隊！今天必須把這事弄清楚！”
我爸從他的小房間里走了出來，胡子拉碴，滿身酒氣。
“周慧蘭，你非要鬧成這樣嗎？”他有氣無力地說。
“我鬧？”我媽冷笑，“許建民，你就是個窩囊廢！你哥都騎到你脖子上拉屎了，你還替他說話！今天這事，你別管！我就是要去看看，他到底安的什么心！”
我爸看著我媽那副樣子，知道再說什么都沒用，只能長嘆一口氣，又縮回了自己的房間。
我被我媽，幾乎是“押”著，出了門。
八月的清晨，天已經很熱了。可我媽拽著我的手，卻冰涼。
一路上，她嘴里都在不停地念叨。
“安安，你聽媽說，一會兒到了銀行，要是那卡里真有二十萬，你也不能要。這錢，我們拿著燙手。”
“要是那卡里一分錢沒有，你也別難過。就當是看清了你大伯是個什么樣的人。省得你以后，還傻乎乎地把他當親人。”
“媽就是咽不下這口氣！他憑什么啊？他憑什么這么作踐我們？”
我聽著她的念叨，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感覺，我不是去銀行查一筆錢。
我是被我媽，帶去審判我的親情。
我們到銀行的時候，銀行還沒開門。門口已經有幾個大爺大媽在排隊了。
我媽拉著我，站在了隊伍的最前面。
她那副如臨大敵的樣子，引來了旁邊人的側目。
“大妹子，你這么早來，辦什么業務啊？這么急？”一個大媽好奇地問。
我媽看了她一眼，沒好氣地說：“查賬！”
九點鐘，銀行的卷簾門，“嘩啦啦”地升了起來。
我媽第一個，沖了進去，取了個號。
“A01”。
她捏著那張小紙條，像捏著一張決定命運的判決書。
等待的時間，格外漫長。
我媽坐在等候區的塑料椅子上，坐立不安。她一會兒站起來，看看叫號的屏幕，一會兒又坐下，不停地搓著手。
她的嘴唇，因為緊張，有些發白。
我看著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知道，無論今天的結果是什么，對她來說，都是一種傷害。
如果卡里沒錢，那會證實她二十年來的怨恨，讓這道家庭的傷疤，爛得更深。
如果卡里有錢，那會顛覆她所有的認知，讓她陷入更深的自我懷疑和痛苦之中。
我甚至有點希望，那卡里，不多不少，就是二十萬。
這樣，或許，還能讓事情，有一個相對體面的收場。
“請A01號到3號窗口辦理業務。”
電子叫號的聲音響起。
我媽像彈簧一樣，從椅子上彈了起來，拉著我，就朝3號窗口走去。
她的腳步，有些踉蹌，像一個喝醉了酒的人。
3號窗口后面，坐著一個很年輕的姑娘，扎著馬尾辮，臉上還帶著一點沒褪盡的嬰兒肥。
她看到我媽那副氣勢洶洶的樣子，明顯愣了一下。
“您好，請問辦什么業務？”
我媽沒有回答她。她從口袋里，掏出那張銀行卡，和我的身份證，一起從窗口下面的縫隙里，塞了進去。
然后，她把臉湊到玻璃上，幾乎是貼著那個小小的通話孔，用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說：
“查查！查查這張卡里，到底有多少錢！”
那架勢，不像是在辦業務，倒像是在審問一個犯人。
柜員姑娘被我媽這陣仗弄得有點懵，但還是接過了卡和身份證。
她看了一眼身份證上的照片，又抬頭看了看我，然后開始在鍵盤上熟練地操作起來。
我媽則死死地盯著柜員面前的那臺小小的、凸面的電腦顯示屏。她的脖子伸得老長，眼睛一眨不眨，仿佛想用她的目光，把那塊屏幕看穿。
我站在我媽身后，也能感覺到她身體的緊繃。我甚至能聽到她因為緊張而變得粗重的呼吸聲。
周圍很吵，有別的窗口叫號的聲音，有客戶咨詢的聲音，還有點鈔機“嘩嘩嘩”的聲音。
可在我這里，世界卻異常的安靜。
我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了那個小小的窗口里。
柜員姑娘操作完畢，抬起了頭。
她的臉上，帶著職業性的、恰到好處的微笑。
“女士，您好。”她說，“請問您需要辦理什么業務嗎？比如取款，或者轉賬？”
“我問你里面有多少錢！”我媽等得不耐煩了，用手指，重重地敲了敲那層厚厚的防彈玻璃。
柜員姑娘似乎沒料到我媽會是這個反應。她又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數字，然后，再看向我們時，臉上的表情，發生了一絲微妙的變化。
她把那臺小小的顯示屏，稍微朝著我們的方向，轉了轉。
她的聲音，也變得比剛才，更輕，更柔和了一些。
“女士，是這樣的。為了保護您的賬戶隱私和安全，具體余額，我們是不方便大聲報出來的。要不，您自己過來看一下吧。”
我媽迫不及待地，把整個腦袋都湊到了那個玻璃窗口前，眼睛幾乎要貼在了屏幕上。
我也好奇地，從我媽的肩膀旁邊，伸長了脖子，朝那塊屏幕望去。
屏幕是藍色的底，上面，一串黑色的宋體數字，靜靜地躺在那里。
我徹底懵了，屏幕上赫然顯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