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賦能基層！兩法修訂施新政，基層助殘“零距離”

本報記者王曉慧北京報道

隆冬清晨，寒風凜冽。河南省安陽市滑縣錦和街道創業社區的道路上，留下了一行行深淺不一的足跡，網格員宋建偉帶著縣殘聯的鑒定專家，敲開了居民景大媽的家門。

屋內，77歲的景大媽正為自己的腿腳發愁。

因為腦梗導致半身不遂，加之子女常年在外，一想到要去縣城做鑒定，老人就愁眉不展。看著工作人員在這冰天雪地里特意趕來，景大媽緊緊握住他們冰冷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本來還發愁怎么去縣城做鑒定，沒想到你們直接上門服務，真是幫了我天大的忙！”

2026年1月1日是新修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施行的日子，其中明確村委會、居委會須承擔殘疾人發現、政策宣講、資源對接、權益監督等職責，打通殘疾人服務“最后一公里”。這場“送服務上門”的暖心實踐，正是基層組織迅速響應、落實助殘法定職責的有力詮釋。

安置在社區里的殘疾人公療車間

主動服務破堵點，織密基層助殘網

我國殘疾人總數約8500萬人，然而目前持證殘疾人僅占約4000萬人，意味著仍有大量符合條件者游離在證件管理體系之外。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基層服務缺失、個人主觀顧慮等多重因素的疊加。如今，各地基層組織正主動介入、積極作為，著力破解殘疾人服務中的諸多“堵點”問題，讓助殘服務更有溫度、更具實效。

此前，像景大媽一樣的部分殘疾人因出行不便、擔心被“貼標簽”等心理與現實阻礙，遲遲未辦理殘疾證；還有部分殘疾人家庭對康復訓練、就業幫扶等利好政策知曉率偏低，陷入“有政策享不到”的困境。為改變這一局面，新法規實施后，各地基層組織主動擔當作為，摒棄“被動等待”的傳統模式，轉向“主動服務”的新范式，以網格化管理為重要依托，織密織牢殘疾人排查與服務網絡。

在具體實踐中，各地基層組織結合本地實際探索出諸多行之有效的服務模式。在山東海陽市，村委會工作人員通過“敲門行動”開展全覆蓋排查，創新建立“未持證殘疾人臺賬”“需求清單”雙清單管理模式。針對排查出的未持證殘疾人，工作人員不僅專人上門解讀政策、消除其心理顧慮，還積極協調市殘聯、醫療機構組建流動評殘服務隊，深入村鎮開展集中評殘服務，真正實現讓殘疾人“足不出村”就能完成全部評殘流程，極大降低了辦證門檻。

河南焦作的社區級殘疾人康復救助站點

除了破解辦證難題，各地基層組織還聚焦殘疾人康復等核心需求精準發力。在浙江杭州市臨平區南苑街道，社區居委會則聚焦殘疾人康復服務堵點，推出“康復服務進家門”定制化服務。社區居委會通過前期細致排查，精準掌握了轄區內多名重度殘疾人的居家康復需求。在此基礎上，社區主動對接區康復中心，組建起由康復治療師、社工、志愿者構成的專業服務團隊，根據每位殘疾人的具體身體狀況量身定制個性化康復方案，每周定期上門提供肢體訓練、言語康復、康復指導等針對性服務。

“以前要家屬推著輪椅送我去康復中心，來回要大半天，現在在家就能接受專業康復訓練，太方便了。”家住保障橋社區的重度肢體殘疾人王女士的感慨，道出了定制化康復服務帶來的切實便利。值得一提的是，為讓助殘政策真正走進千家萬戶，社區還搭建了“線上+線下”融合的政策宣講平臺：線下通過“殘疾人座談會”“政策解讀會”等形式開展精準宣講，線上依托社區微信群、視頻號推送政策解讀短視頻，全方位提升政策知曉率。

這些實踐充分證明，基層組織的主動服務不僅能精準打通殘疾人服務的“最后一公里”，更能推動助殘服務從“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轉變。通過主動發現需求、精準對接資源、提供多元服務，基層組織正成為殘疾人身邊最可靠的“貼心人”，讓更多殘疾人切實感受到政策的溫暖與社會的關愛，為殘疾人事業高質量發展筑牢了基層根基。

職責法定強支撐，賦能事業高質量發展

基層組織助殘不僅是打通殘疾人服務“最后一公里”的關鍵環節，更是國家治理體系在助殘領域的“神經末梢”。而將基層組織助殘職責法定化，正是為殘疾人事業高質量發展筑牢基礎支撐的核心舉措。

在職責法定化推進之前，基層助殘工作長期面臨保障不足的困境。過去，基層助殘往往依賴行政命令或領導重視程度，容易出現“一陣風”或“邊緣化”現象。職責法定化的落地，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將助殘工作從“軟任務”變成了“硬指標”。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了基層組織在殘疾人康復服務、權益維護、無障礙改造等方面的具體義務，確立了“法定職責必須為”的原則。這不僅消除了基層工作的模糊地帶，更倒逼基層組織將助殘工作納入法治化、規范化的軌道，確保助殘工作不因人員變動而削弱，不因財力緊張而停滯。

從實踐價值來看，職責法定化是重要保障。回顧“十三五”脫貧攻堅歷程，我國710萬農村建檔立卡貧困殘疾人脫貧，但部分低收入殘疾人家庭仍存在返貧風險，基層組織的常態化幫扶成為鞏固脫貧成果的關鍵一環。以興賓區為例，當地通過建立殘疾人信息臺賬，實現“人在網格走、事在網格辦”，正是依托法定職責的剛性要求，確保困難殘疾人應保盡保、應兜盡兜。

同時，基層組織作為連接政府、社會與殘疾人的橋梁，其職責法定化不僅規范了基層組織的行為，也為社會力量參與助殘提供了清晰的接口和平臺。通過法定職責的牽引，基層組織能夠更有效地整合社區資源、動員志愿者隊伍、引入社會組織服務，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基層落實”的良性互動格局。這種法治化的治理框架，讓基層助殘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法治實踐，為殘疾人事業的長遠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廣西來賓的瑞民社區，構建“殘協+黨員+網格員”幫扶網絡

當前，各地正以新法規施行為契機，將職責法定化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持續完善基層助殘服務網絡。例如，多地推進殘協與“殘疾人之家”資源整合，京津冀地區鼓勵基層引入專業助殘社會組織等。隨著這些舉措的落地，將逐步破解基層助殘服務能力薄弱、資源分布不均等難題，推動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多方聯動、精準高效”的助殘新格局。

從社區的入戶走訪到就業崗位的精準對接，從政策宣講到權益維護，基層組織正以法定職責為抓手，把溫暖切實送到殘疾人身邊。可以說，新法規的實施，不僅徹底打通了殘疾人服務的“最后一公里”，更讓殘疾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為實現殘疾人全面發展和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

責任編輯：周南 主編：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