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委內瑞拉后,這幾天伊朗那邊又開始亂上了,騷亂的起因就不用多說了,看到流亡在美國的伊朗巴列維王儲又跑出了號召推翻教士集團的統治,就說說他爹當年是怎么把巴列維王朝搞終結的吧。
應該說巴列維國王是親手搞垮了自己的統治,他曾視為“最大功績”的以“現代化”為目標的社會化改革——白色革命,瓦解了巴列維王朝的統治根基,把所有支持自己的力量都推向了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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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場改革的致命性,得先搞懂巴列維王朝的統治基礎。在巴列維國王建立初期,伊朗是個典型的農業國,全國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的統治核心是地主階級和教士集團,國王能坐穩王位,很大程度上依賴地主階層和教士集團的支持——他們控制著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幫國王穩定基層統治。
二戰后隨著伊朗石油經濟的發展,政府財政收入水漲船高。而巴列維國王自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又是借著美國的力量重新掌握實權,想借此機會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擺脫對地主和教士階層的依賴,于是在1963年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總稱“白色革命”(區別于暴力革命,強調和平改革),而土地改革就是其中最核心、也最致命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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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的土改方案,從根源上講其目地是要“耕者有其田”,如果單看條文堪稱“開明”:限定每個地主擁有土地的最高額度,超過部分由政府強制收購,收購款分10年付清;政府再把收購來的土地,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賣給無地農民,農民沒有足夠的錢可以分期付款,15年內付清即可,前5年還不需支付利息。
巴列維國王對此信心滿滿,他認為這是“解放農民”的壯舉——無地農民能拿到自己的土地,必然會感恩戴德,成為王朝最堅定的支持者;而地主階層雖然損失了部分土地,但政府會給予補償,不至于徹底反目。按照官方統計,到1971年,土改推行8年后,伊朗已有92%的農戶擁有了屬于自己的耕地,這個數據一度讓巴列維在國際上獲得了“改革先驅”的贊譽。
但現實很快給了國王一記響亮的耳光。西方有句諺語:“通往地獄的道路,都是由善意鋪設的。”巴列維的土改,恰恰違反了當時伊朗社會的運行規律,最終釀成大禍。
問題的核心的是:看似普惠的土地政策,根本不符合伊朗的農業生產條件。伊朗雖然總的農地數量很大,但問題在于缺水,主要是靠天吃飯加上需要花大力氣維護的水利灌溉設施。根據當時伊朗農業部的調研數據,在傳統耕作模式下,一個5口之家要完全靠土地上的產出維持溫飽,至少需要5-7公頃的耕地。但根據國王的土改方案,多數農民的財力能購買的土地多是零散的小塊地,就是分期付款也買不起。以至平均下來每戶農民獲得的土地只在2公頃左右。
更關鍵的是,即便是這小塊土地,農民也難以承受。當時伊朗農村的生產力極其落后,幾乎沒有機械化農具,農民靠人力和牛耕勞作,產出極低。根據史料記載,1970年伊朗糧食平均畝產僅為80公斤左右,遠低于當時的世界平均水平(120公斤)。靠這樣的產出,農民根本無力支付土地的分期付款——很多農民剛拿到土地,就因為付不起款項被政府收回土地,反而從“無地農民”變成了“負債農民”。
而另一邊,地主階層也被徹底得罪。雖然政府承諾給予土地收購補償,但補償價是政府單方面確定的,遠低于市場實際價格。根據統計,政府的收購價僅為市場價的30%-40%,很多地主損失慘重。更讓他們不滿的是,法律禁止他們再購買土地,原本靠土地積累的財富無法再增值,只能轉向城市投資,這也動搖了他們對王朝的支持。
土改的直接后果,是農業生產的全面崩潰。大量農民因為無力耕種或支付款項,選擇放棄土地,導致全國出現了大面積的土地拋荒。根據伊朗官方公布的糧食產量數據,1963年土改開始前,伊朗糧食總產量為1200萬噸,能夠實現自給自足,還能出口100萬噸谷物、50萬噸稻米和30萬噸食糖;但到了1971年,糧食總產量暴跌至850萬噸,不僅無法出口,還需要進口600萬噸糧食和200萬噸肉類才能滿足國內需求,農業貿易逆差一下擴大到10億美元(相當于當時伊朗石油出口收入的15%)。
農業崩潰的連鎖反應,很快蔓延到整個社會。無法靠土地養活自己的農民,被迫背井離鄉,涌入德黑蘭、伊斯法罕等大城市尋找工作。根據統計,1963年至1978年間,伊朗城市人口從1200萬激增到2500萬,其中70%以上是來自農村的流民。這些流民大多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從事最底層的體力勞動,收入微薄,生活困頓,社會矛盾激化的情況下對權貴和城市階層充滿怨恨。
城市里的資源根本無法容納這么多新增人口。當時德黑蘭的住房缺口超過50萬套,大量流民只能住在城市邊緣的貧民窟里,沒有干凈的飲用水,也沒有基本的醫療保障。更糟糕的是,1975年國際油價突然下跌,給了伊朗經濟致命一擊——伊朗財政收入的70%來自石油出口,油價下跌直接導致政府財政崩盤,無力投入資金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
財政崩盤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75年至1978年間,伊朗的通貨膨脹率從10%飆升至40%,食品價格上漲了3倍,日用品價格上漲了2倍。城市中產階級的收入被嚴重稀釋,原本支持國王現代化改革的知識分子、商人階層,也因為生活水平下降而心生不滿。
此時的巴列維王朝,已經陷入了“眾叛親離”的絕境:農村的地主階層被得罪,不再支持王朝;農民階層不僅沒成為新的盟友,反而因為土改和失業對國王充滿怨恨;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因為通貨膨脹和生活困頓,也站到了王朝的對立面。而原本就一直反對國王世俗化改革的宗教教士階層,此時抓住了機會,成為了反對運動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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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領袖霍梅尼利用民眾的不滿,通過宗教宣傳號召大家推翻巴列維王朝。1978年,伊朗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參與人數從最初的幾萬人增加到幾百萬人。軍隊內部也開始分裂,不少士兵拒絕向民眾開槍,甚至倒戈加入抗議隊伍。
1979年1月,巴列維國王在內外交困之下,被迫離開伊朗流亡海外。2月,霍梅尼回到德黑蘭,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巴列維王朝正式覆滅。
回顧巴列維王朝的崩塌,一場“善意”的土改無疑是導火索。巴列維國王對伊朗農村的底層邏輯缺乏了解,忽視了伊朗的社會現實和生產力水平,雖然初衷為了強國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但脫離國情與社會規律,最終親手瓦解了自己的統治根基。所以說盲目的勤奮配以善意的初衷,往往比刻意的作惡更能動搖根基。因為惡有邊界,而無智的善舉,其破壞力沒有上限。
多說句伊朗未來會怎樣還不好說。
1月9號伊朗全境的網絡完全與全球互聯網斷開連接,移動電話也切斷了與全球網絡的聯系。這種情況在去年伊朗政府鎮壓國內騷亂時也曾出現過。
不過這次馬斯克摻和了進來,他同時激活了覆蓋伊朗全國的星鏈網絡并可以免費使用,馬斯克承諾將保持該網絡運行,以防止伊朗當局切斷人民與外界的網絡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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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則表示:“我們正密切關注局勢。如果他們像過去那樣開始槍殺示威人民,我們就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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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協助伊朗干掉了昨夜試圖伊朗境內支持騷亂的、由以色列支持的庫爾德武裝人員。
所以最終看各大國如何角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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