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基本解放后,毛澤東就開始籌劃解決臺灣問題。打一開始,毛澤東就在準備武力解放臺灣的同時,準備著和平的一手。
對于臺灣問題,毛澤東的認識很深,他非常清楚:在美帝國主義保護下的臺灣,其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決它也需要更多的時間。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fā)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時評,這是中國第一次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當年7月初,毛澤東和朱德討論了進攻的問題。他還指示陳毅、粟裕等:
“新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加強海軍力量,做到中央一聲令下,隨時殲滅敵人。”
當年10月,金門之戰(zhàn)失敗,但毛澤東解放臺灣的決心沒有被動搖。他后來總結說:
“當時,蔣介石在臺灣立足未穩(wěn),美國人也從臺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臺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臺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臺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臺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
朝鮮戰(zhàn)爭后,毛澤東認為又到了一個可以解決臺灣問題的時候了,此后,中國一度掀起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宣傳高潮。中央軍委還制定了“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zhàn)方案,并做了相應的部署。
而此間,美國政府在不斷擴大對臺灣問題的干涉。美國的干涉,增加了解放臺灣的難度。根據(jù)統(tǒng)計,美國第七艦隊在我東南沿海集結了5艘航母、3艘巡洋艦、40艘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以阻止中國大陸解放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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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萬隆會議,在毛澤東看來是一個契機。前文提到,他一直在準備武力解放臺灣的同時,也著手準備和平解放。
因此,大陸利用參加萬隆會議的機會,闡明我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臺立場,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事實,支持我們,擴大我國的影響。
自然,我們也在尋求與美國直接對話或者談判,以緩和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我們對外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對目前臺灣海峽局勢的看法,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廣泛同情與支持。
許多國家紛紛要求美國政府美國政府響應中國政府的建議,盡早就緩和緊張局勢,從臺灣撤兵等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
無疑,毛澤東等在此后看到了和平解放臺灣的曙光。
隨后,幾位關鍵人物的陸續(xù)登場,讓毛澤東更加相信和平解放終會到來,其中之一正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中國近代著名作家、學者,他與魯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和海峽兩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毛澤東與他進行了長談,并托他回到香港后積極與蔣經國寫信,將中國的“和平解放”的新方針和新政策,帶到臺灣。
后來,曹聚仁的確如此做了,但一直未等到積極回復。
在曹聚仁之外,章士釗、許孝炎等人物,也參與到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中來。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是有效的,不久,蔣介石在反復權衡后,派出宋宜山回大陸,以探親名義做掩護,與周恩來會面,談論臺灣解放事宜。周恩來向宋宜山闡明了大陸關于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政策。具體如下:
“一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二是臺灣作為中國政府統(tǒng)轄下的自治區(qū),實行高度自治;三是臺灣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預;四是美軍撤離臺灣,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此后,毛澤東還提出:“臺灣只要與美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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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周恩來
此時的毛澤東期盼著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是他最想要的結果,1957年4月16日,毛澤東曾向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說:“國共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隨后,關于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內外掀起了巨大的輿論浪潮。
毛澤東始終認為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能在沒有外力干預下解決,當然是最好的。要完全避開外力,其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平解放。
因始終不放棄和平解放,不久后,在蔣介石派兵炮轟我沿海地帶,并向美國請求武力幫助之際。毛澤東非常巧妙地利用炮擊金門,和蔣介石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具體怎么做的,我們來回顧一下——
金門炮戰(zhàn)爆發(fā)后,美國態(tài)度非常強硬地表示要“介入臺海危機”。但實際上,他們只是嘴上說說而已,他們僅僅起一個護航作用。
最終結果,讓美國有些瘆得慌:他們的護航居然都遭到了失敗。為啥?因為解放軍的猛烈的炮火,一上場就讓美國的補給船隊遭受了重創(chuàng)。
之后,美國生怕真的打起來。于是他們呼吁停火,然后逼迫蔣介石從金、馬撤軍。
美國這個舉動,背后是大陰謀:須知,一旦蔣介石從金、馬撤軍,那么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就失去了一個“隨時對話”的紐帶,如此一來,美國就可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了。
毛澤東迅速察覺到了美國的意圖,他果斷阻止蔣介石退出金、馬,決定將金、馬留在臺灣當局的手中。唯有如此,才符合國共兩黨“一個中國”的利益。就這樣,毛澤東堅決做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新決策。
后來,毛澤東在提及這一決策時說:
“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里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里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打炮,什么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么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
時任福州軍區(qū)司令員的葉飛在回憶錄中說:
“毛主席決定不拿下金門,現(xiàn)在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個對話的渠道。”
此間,毛澤東對蔣介石表達了贊許,他甚至覺得蔣介石和他是達成了某種“共鳴”,因為,在金門炮戰(zhàn)中,蔣介石也反對把金門、馬祖與臺灣島割裂開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
蔣介石的態(tài)度,更加讓毛澤東堅定地想要和平解放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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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蔣介石
進入60年代后,毛澤東在解決臺灣問題上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中共對臺灣問題開始由“和平解放”轉變?yōu)椤昂推浇y(tǒng)一”。
1963年1月4日,周恩來指示張治中在給陳誠的信中提出:
“只要臺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總裁(按:蔣介石)與兄(按:陳誠)意見妥善處理”。
周恩來將根據(jù)毛澤東談話和中央對臺政策,結合自己實踐總結的“一綱四目”思想,通過中間人傳達給了陳誠。
陳誠是蔣介石的心腹,他一直不愿意違背民族大義讓臺灣分裂出去,成為民族的罪人。
1965年3月,陳誠病逝后,在發(fā)表的遺囑中,沒有講反共,也沒有講反攻。離世前,他在遺囑中向蔣介石進言說:“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臺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
看到這份遺囑后,國民黨右派很不滿,他們想在其遺囑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tài)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遺囑的被公布,讓毛澤東、周恩來等更加確信過去對臺通氣工作、傳話、傳信的結果,他們確信過去的工作是有效果、有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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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
事實也的確如此,70年代初,中日關系改善,臺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更加確信:和平解決臺灣的可能性已越來越大。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就在此后不久,一直充當中共代表與臺灣當局溝通的章士釗辭世了,享年92歲。章士釗的辭世,對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是一個重大不利因素。
1974年元旦,越南軍艦入侵中國西沙群島。蔣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當即指示臺灣“外交”部門“發(fā)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
中越海戰(zhàn)爆發(fā)后,駐守西沙的中國海軍要求增兵,毛澤東同意增兵,并強調:海軍經過臺灣海峽“直接走”!
過去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考慮,為避免不必要摩擦,解放軍海軍軍艦在東海和南海間的往來調動都繞道臺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
有了毛澤東指示后,解放軍軍艦不再饒道,此間,蔣介石聽到臺灣軍方請示是否讓中共軍艦通過的請示后,揮手應允:“西沙戰(zhàn)事緊哪!”
當晚,臺灣海軍打開探照燈,我方的導彈護衛(wèi)艦順利通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達成了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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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毛澤東
此后,蔣介石又重新動了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jié)期間,蔣介石將與中共重開談判的使命交給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
然而,就在這之后不久,即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突然病逝。第二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
于是,臺灣問題就這樣成了毛澤東的最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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