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通遼：尋根西遼河

　　新華社北京1月9日電 1月9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內蒙古通遼：尋根西遼河》的報道。

　　2025年的一個春日，斷流二十七載的西遼河干流水頭經過長途跋涉，終于抵達內蒙古通遼市境內的教來河口，成功匯入下游有水河道。

　　全線過流！消息傳來，兩岸群眾歡欣鼓舞。

　　西遼河流過通遼（二〇二五年四月八日攝）。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連振攝

　　這不僅是一條河流的重生，更是一次文明記憶的喚醒。這條河流，正攜著考古學界沉甸甸的共識，從歷史的塵封中浩蕩歸來。

　　一條流量并不算大的河流，何以與長江黃河并列？一片曾被認為是邊陲的土地，如何能成為“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西遼河，正以其深埋地下的瑰寶和貫通古今的文脈，向我們展開一幅中華文明的早期圖景。

文明曙光：北緯43度線以北的奇跡

　　西遼河是遼河的上游，自1998年起長期處于斷流狀態，成為全國七大江河中唯一斷流的河流。它的“失語”，一度像是其在主流歷史敘事中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的隱喻。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明確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

　　“這讓生活在西遼河流域的人們無比驕傲、無比自豪。”內蒙古民族大學博物館特聘教授、西遼河研究專家工作站首席專家張鐵男說。

　　在西遼河流域，時間可以被丈量得十分久遠。

　　這片土地的人類歷史，可追溯至距今一萬多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隨后，一條清晰而璀璨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如史詩般鋪陳開來：距今約9000年的小河西文化、約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約7000年的趙寶溝文化、約6000年的紅山文化、約5000年的小河沿文化、約4000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前，考古學文化研究多集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如仰韶、龍山、河姆渡、良渚文化等，對長城以北研究相對較少。”2025年11月初，考察位于內蒙古通遼市的哈民遺址時，中央民族大學原副校長、教授麻國慶指出，“70年代之后，牛河梁遺址等研究引發新思考，哈民遺址在北緯43度出現，使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范疇更靠北，超越了夏家店文化、紅山文化分布范圍。”

　　之所以講“西遼河——萬年文化根脈、五千多年文明史”，是因為這里有著堅實的考古學支撐。

　　其中，兩個高峰尤為奪目。一個是興隆洼文化，這里出土了約8000年前的碳化粟和黍，證實了原始農業的萌芽，人類于此開始定居、建筑房屋、發明陶器、出現早期宗教禮儀。

　　另一個，則是更為世人熟知的紅山文化。2024年6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紅山文化與西遼河流域文明化進程綜合研究”啟動，最終實證遼西地區率先跨入文明的門檻。

　　隨著考古工作不斷深入，西遼河地區文明因素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不斷印證，“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一連串問題似乎集中地反映在這里。”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如此評價。他進而指出，遼西地區的考古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這里可謂“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

　　而哈民遺址的發現，則翻開了西遼河核心區域文明的序章。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它，被稱為“北緯43度以北的奇跡”，是中國考古在北緯43度以北發現的最大聚落。“其聚落結構特別，碳化建筑材料有序保留，為了解當時人們居住生活提供重要信息。”麻國慶評價道。在哈民遺址出土的80多萬粒碳化黍、粟，和十幾座保存完好的半地穴式房屋構架，靜靜訴說著一個最初文明社會的富庶與穩定。

古國崛起：中華文明的北地先聲

　　西遼河流域的貢獻，遠不止于史前。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熔鑄過程中，它扮演了至關重要的“催化劑”角色。

　　耶律阿保機在西遼河流域建立遼政權，遼朝按照“五德終始”的學說，以繼承后晉水德的木德自居，將自身排列進中國正統譜系。繼起的金朝，也沿襲了這一模式。金章宗曾下詔，“更定德運為土”，將金排列到北宋之后的歷史譜系中。

　　西遼河流域，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熔爐。山戎、北狄、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蒙古、女真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參與締造了“大中華”的歷史篇章。正如我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費孝通所言，這片區域正是“民族走廊”，見證了“多元”如何走向“一體”。

文脈新章：打造文化品牌新引擎

　　今天，西遼河文化正被系統地喚醒，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資源。

　　2024年9月22日，一個關鍵的步伐邁出：河北、遼寧、內蒙古三省區在京簽訂《冀蒙遼西遼河文化發展工作聯席機制》。這意味著，對西遼河文化的研究、保護與開發，從一省一地的單打獨斗，升級為跨區域的協同作戰。

　　與此同時，學術研究不斷深入。2025年9月22日，2025北京文化論壇“西遼河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及其現代意義”專業沙龍舉辦。“西遼河流域文化能夠切實體現出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遼寧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徐昭峰還特別提到，西遼河地區形成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標識體系，是龍崇拜、玉文化、禮制文明和長城文化的重要源頭。

　　2025年11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郝時遠在通遼市考察時說：“內蒙古通遼市的哈民和南寶力皋吐這兩個遺址有限的出土文物，已展現出中華文明在西遼河流域孕育發展的態勢。我們在比較和深入解讀這些遠古密碼的過程中，還要做出更進一步的努力。”他進一步指出，“如何把西遼河文化的特色體現出來，需要我們在考古發掘中提煉共性，彰顯個性，考慮整個文明的相互傳播、人群交往等，這可能是未來需要加強的方向。”

　　通遼市作為西遼河文化的重要發源地，近年來正以“西遼河文化”為引擎，系統推進文化資源的保護、傳承與創新轉化，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化品牌。通過舉辦西遼河文化節、西遼河讀書會、建設科爾沁500公里風景大道、開發“云上西遼河”數字平臺等舉措，推動文化遺產“活”起來、文旅產業“強”起來、區域形象“亮”起來，讓沉睡的文明記憶煥發時代生機。

　　在通遼市博物館里，兩件文物無聲地佐證著這片土地的悠久統一性。一件是西周“邢姜太宰巳簋”，出土于西遼河流域的霍林河畔，是目前我國出土商周青銅器的最北點；另一件是秦代陶量殘片，刻有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書，證明“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秦法已抵達這片地域。

　　歷史與現實，在此刻交織。

　　今天，西遼河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清晰面貌，從歷史深處奔涌而出。它滋養的，不僅是土地，更是面向未來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