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第一章 荒野白骨
我叫周正，干了二十七年刑警。
今年三月七號，星期二，早上七點半，我剛進辦公室，手機就響了。是隊里的小張，聲音又急又喘：“周隊，南郊楊樹溝發現白骨，已經確認是人骨。”
我抓起外套就往外走：“現場封鎖了嗎？”
“封了，轄區派出所先到的，說是個放羊的老頭發現的。”
“讓技術科和法醫立刻過去，我二十分鐘到。”
三月的天還冷著，早上有霧。我開車出城，上了往南的國道。這條路我熟，十三年前，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也在這附近，發現過一具女尸。
那時候我三十四歲，剛調到市局刑偵支隊。現場在國道邊的一片玉米地里，女尸半裸，脖子上有勒痕，死亡時間大概三天。當時成立了專案組，查了半年，走訪了上千人，排查了上百個嫌疑人，最后還是成了懸案。
卷宗現在還鎖在我辦公室的鐵柜里，編號070315。受害人的照片我至今記得清楚：二十三歲，長發，左耳垂有顆小痣，名字叫李秀娟，外地來打工的。
紅燈。我踩下剎車，點了根煙。十三年了，李秀娟的家人每年都會打電話來問進展，后來電話少了，去年她父親去世，她弟弟打來電話，說：“周警官，我爸走前還在念叨，說我姐的案子什么時候能破。”
我說：“對不起，我們還在查。”
其實已經沒查了。卷宗積了灰，當年的辦案人員有的退休，有的調走，只有我還時不時翻出來看看。不是不甘心，是習慣了，就像有的人習慣飯后散步，我習慣在抽屜里放一本舊卷宗。
綠燈亮了。我踩油門，霧漸漸散了，路邊的楊樹光禿禿的，地里還留著去年玉米的殘稈。
到楊樹溝是八點二十。現場已經拉起了警戒線，幾個派出所的民警在維持秩序，十幾個村民圍在遠處看。小張跑過來，臉凍得通紅：“周隊，在那邊溝里，挺深的。”
“報案人呢？”
“那個放羊的老頭，姓王，六十八歲，就住在前面村里。已經問過話了，說早上來放羊，羊往溝里跑，他下去趕羊，看見個骷髏頭。”
“一個人來的？”
“就他一個。他說這溝平時沒人來，草深，還有野狗。”
我戴上手套鞋套，跟著小張下溝。溝是雨水沖出來的，不寬，但深，坡上長滿了枯草和灌木。下到溝底，一股土腥味混著腐爛的味道。技術科的老劉已經在拍照了，法醫老陳蹲在一堆白骨旁邊。
“周隊。”老陳抬頭看我，眼鏡片上都是霧氣。
“怎么樣？”
“初步看，女性，身高一米六左右，死亡時間……不好說，至少五年以上，骨頭都風化了。”老陳用鑷子小心地撥弄骨頭，“顱骨有裂縫，可能是鈍器擊打，也可能是自然風化。得回去仔細檢驗。”
我蹲下來看。白骨散落在不到兩平米的地方，大部分完整，但很脆，一碰就可能碎。衣服只剩下幾片化纖碎片，顏色褪得差不多了。旁邊有個破了的塑料包，里面是些腐爛的雜物。
“有身份信息嗎？”
老劉拿起一個黑色錢包，已經爛得不成樣子，但還能看出形狀。他小心地打開，里面有幾張糊成一團的紙，還有一張身份證，塑封層開了，照片模糊，但名字能看清：劉芳。
“劉芳。”我念出這個名字，腦子里迅速搜索。沒印象，不是我們懸案庫里的。
“錢包里還有這個。”老劉用鑷子夾出一個小塑料袋，里面裝著幾枚硬幣，一張公交卡，卡面也糊了，但隱約能看到“江城公交”的字樣。
江城。離我們這兒兩百多公里。
“周圍搜過了嗎？”我問小張。
“搜了方圓五十米，沒發現其他物品。再遠還沒搜，等您指示。”
“擴大范圍，一百米，仔細搜。特別是衣服、鞋子、首飾，任何能證明身份的東西。”
“是。”
我站起來，環顧四周。這地方偏僻，離最近的村子也有三公里，不通車，只有一條羊腸小道。拋尸的好地方。
老陳繼續檢查白骨，突然“嗯”了一聲。
“怎么了？”
“右腳踝這里，”他用鑷子指著一塊腳骨，“有織物殘留，像是襪子。”
我湊近看。果然，腳骨上纏著一小圈灰色的織物，已經和骨頭粘在一起了。
“襪子？”我問。
“對，化纖的，質量很差，便宜貨。”老陳小心地取樣，“保存得還算完整，可能是鞋子保護了這部分。”
“能提取DNA嗎？”
“試試看。十三年了，又是在野外，希望不大，但襪子貼身穿，如果有皮膚細胞脫落，也許能提取到。”
十三年。我心里一跳。又是十三年。
“抓緊時間，盡快出報告。”
“明白。”
我在現場待到中午。小張帶人擴大了搜索范圍，找到了一只破爛的運動鞋，左腳的，已經風化得只剩鞋底和一點鞋面。還有幾縷頭發，粘在一塊石頭上。
回程路上，小張開車，我在副駕看現場照片。
“周隊，您說這會是個什么案子？情殺？搶劫？”
“都有可能。”我看著窗外飛逝的田野，“等尸檢和DNA結果出來再說。”
“要是DNA能比對上就好了。”
“但愿。”
回到局里已經下午兩點。我泡了碗面，一邊吃一邊翻舊卷宗。李秀娟的案子，現場也是在野外，離今天發現白骨的地方大概十五公里。同樣是女性，同樣是被害后拋尸，同樣是春天發現。
太像了。
但李秀娟的尸體是完整的，腐爛但不至于成白骨。死亡時間也短，只有三天。今天的白骨，至少五年以上，可能更久。
會是連環案嗎？同一個兇手，時隔多年再次作案？
我把李秀娟的卷宗攤開，一頁頁看。現場照片，尸檢報告，走訪記錄，嫌疑人排查……當時的技術條件有限，沒提取到有價值的DNA。只在死者指甲縫里找到一點皮膚組織，但降解嚴重，做不出完整圖譜。
如果今天這具白骨能提取到DNA，如果能比對上……
我搖搖頭，告訴自己別抱太大希望。干這行久了，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下午四點，老陳打電話來：“周隊，初步尸檢完成了。女性，二十五到三十歲，身高一米六一，死亡時間大概十到十五年。死因可能是顱腦損傷，顱骨有骨折。另外，在襪子上提取到了微量DNA。”
我握緊電話：“能分析嗎？”
“量很少，而且降解嚴重，但技術科說可以試試做STR檢測，需要時間。”
“多久？”
“最快三天。”
“好，有結果立刻告訴我。”
掛了電話，我走到窗邊。外面天色陰沉，又要下雨了。三月的雨，綿綿密密，下起來沒完。
十到十五年。時間范圍包括了十三年前。
我坐回桌前，打開電腦，進失蹤人口數據庫。輸入“劉芳”，女性，年齡二十五到三十，失蹤時間十到十五年。搜索。
出來十七條結果。我一條條看，排除年齡不符的，排除有下落的，還剩四條。其中三條是外省的，只有一條是本省的：劉芳，女，二十八歲，江城人，2006年3月報失蹤，至今未找到。
2006年。十三年前。
我點開詳細信息。劉芳，1982年出生，江城紡織廠工人，2006年3月15日下班后未歸，家人第二天報案。當時警方調查，沒發現線索。她已婚，丈夫叫王志剛，有個四歲的女兒。失蹤前與丈夫關系正常，無經濟糾紛，無外遇跡象。
我打印出劉芳的資料，又調出李秀娟的。兩個案子放在一起看。
李秀娟，1984年出生，外地來打工，2007年3月10日遇害。劉芳，1982年出生，江城人，2006年3月失蹤。
時間相近，都是三月。地點相近，都在南郊。受害人都是年輕女性。
巧合嗎？
我拿起電話，打給江城公安局的老趙。我們是警校同學，他還在江城干刑偵。
“老趙，我周正。”
“喲，周隊，怎么想起給我打電話了？又有什么案子需要我們配合？”
“有個事問你。你們那兒2006年是不是有個失蹤案，劉芳，紡織廠工人。”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劉芳……我想想。哦，有印象。那案子當時是我同事辦的，后來沒進展，就懸著了。怎么，你們那兒有線索？”
“今天在南郊發現一具白骨，可能是她。”
老趙的聲音嚴肅起來：“確定嗎？”
“還沒，正在做DNA比對。如果確定是她，我想調你們當年的卷宗。”
“沒問題，我這就去找。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謝了。”
掛了電話，我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腦子里閃過很多畫面：李秀娟父親哭著求我們破案的臉，劉芳女兒現在應該十七歲了，白骨在荒野里風吹日曬十三年，還有那只襪子，灰色的，廉價的化纖襪子。
如果真是劉芳，如果和李秀娟的案子有關……
手機又響了，是小張：“周隊，劉芳的家屬聯系上了，她丈夫王志剛，說下午來局里。”
“好，我見見他。”
王志剛下午四點半到的。五十歲左右，個子不高，頭發白了一半，穿著件舊夾克，手里拎著個布包。坐在接待室里，他不停地搓手，眼睛看著地面。
“王師傅，我是市局刑偵支隊的周正。”我給他倒了杯水。
“周警官，我女兒……我女兒說，你們可能找到劉芳了？”他抬起頭，眼睛里全是血絲。
“還不確定。我們在南郊發現一具遺骸，從隨身物品看，可能是劉芳。需要您提供一些信息，配合我們確認身份。”
他點點頭，手抖著從布包里掏出個塑料袋，里面是幾張照片和一個筆記本。
“這是劉芳的照片，這是她的日記本，還有……這是她失蹤那天穿的衣服的照片，我女兒小時候畫的。”他一張張擺在桌上，“周警官，十三年了，我每天都在想，她到底去哪兒了。活要見人，死要見尸啊。”
照片上的劉芳很年輕，圓臉，大眼睛，扎著馬尾辮，笑得很甜。另一張是全家福，她抱著女兒，丈夫站在旁邊，三個人都笑著。
“她失蹤前有什么異常嗎？”
“沒有，一點沒有。”王志剛搖頭，“那天她上白班，下午四點下班，說去菜市場買點菜，晚上包餃子。結果就沒回來。我等到晚上九點，打電話給她廠里，說她早就走了。出去找，找了一夜，沒找到。第二天就報案了。”
“她平時和誰來往比較多？”
“就廠里幾個姐妹，還有娘家那邊親戚。她性格內向，不愛說話，不會得罪人。”
“經濟方面呢？有沒有欠債？或者借給別人錢？”
“沒有，我們家條件一般，但也不欠債。她工資每月都交給我，我管賬。”
我記下這些，又問：“她失蹤后，你有沒有收到過奇怪的電話或者信件？”
“沒有，什么都沒有。就像……就像人間蒸發了。”王志剛捂著臉，肩膀抽動，“周警官，如果真是她，告訴我，她是怎么死的？是不是……是不是受苦了？”
“現在還不清楚，等尸檢結果出來，我們會告訴您。”我把照片收好，“這些先留在我這兒，可以嗎？”
“可以，可以。只要能找到她，什么都行。”
送走王志剛，我回到辦公室。天已經黑了，樓里大部分燈都滅了，只有我們刑偵支隊還亮著幾盞。小張探頭進來：“周隊，還不走？”
“你先走，我看點東西。”
“那您也早點休息。”
門關上了。我打開劉芳的日記本。紙質已經發黃，字跡娟秀。記錄的都是日常瑣事：女兒今天會叫媽媽了，廠里發了獎金，買了條新裙子，和丈夫吵架了又和好……
翻到2006年3月15日，最后一篇日記：
“今天天氣好，下班去買菜，晚上包餃子。小麗（女兒）說要吃韭菜餡的。王志剛昨天加班累，給他補補。日子平平淡淡，但挺幸福。”
平平淡淡，但挺幸福。這是她寫的最后一句話。
我合上日記本，點起煙。煙霧在燈光下慢慢升騰，散開。
十三年前，一個普通的女人，下班去買菜，準備給家人包餃子，然后消失了。十三年后，變成一堆白骨，在荒野里被放羊的老頭發現。
如果沒有那只羊，如果沒有那個老頭，她可能還要在那里躺很多年，甚至永遠不被人發現。
這就是我們工作的意義：給消失的人一個交代，給活著的人一個答案。
雖然很多時候，答案來得太晚，晚到已經改變不了什么。
但還是要找。
因為總得有人記得，總得有人去找。
窗外雨開始下了，淅淅瀝瀝，打在玻璃上。我打開李秀娟和劉芳的卷宗，并排放在桌上。兩個年輕的女人，兩個破碎的家庭，兩個懸了十三年的案子。
也許，這次能有突破。
也許。
我掐滅煙，關燈，鎖門。走廊里很安靜，只有我的腳步聲。下樓，開車，回家。妻子已經睡了，留了盞夜燈。我輕手輕腳洗漱，躺下，卻睡不著。
腦子里全是白骨，襪子，DNA，十三年前的三月。
迷迷糊糊睡到凌晨三點，手機震動，是老陳。
“周隊，DNA結果出來了。”
我一下子坐起來：“怎么樣？”
“襪子上提取到的DNA，屬于女性，和骨骼的DNA一致，確認是死者本人的。但是，”老陳頓了頓，“我們還提取到了另一組DNA，微量，混合在死者的DNA里，很可能是另一個人的。”
“另一個人？能確定是誰嗎？”
“需要進一步分析，但初步看，是男性DNA。”
男性DNA，在死者的襪子上。
這意味著什么？兇手穿過死者的襪子？還是……
“周隊，”老陳的聲音有些激動，“這組男性DNA，我們做了初步比對，和數據庫里的一組樣本高度吻合。”
“哪個數據庫？前科人員？”
“不，是另一樁案件的物證——李秀娟案的指甲縫殘留物。”
我握著手機，手心里全是汗。
“你確定？”
“確定。雖然不是百分百匹配，但相似度極高，基本可以確定是同一人。”
同一人。十三年前殺害李秀娟的嫌疑人，十三年后出現在劉芳的襪子上。
連環殺手。
“周隊，”老陳繼續說，“還有更奇怪的。這組DNA，我們在數據庫里做了全面比對，沒有找到完全匹配的。但是，和另一組樣本有親緣關系。”
“什么親緣關系？”
“父子關系。這組DNA的主人，有一個兒子，他的DNA在數據庫里。”
“他兒子是誰？”
老陳報出一個名字。我愣住了。
那個名字，我認識。
第二章 意外的名字
老陳說的名字是：張浩。
我認識張浩。或者說，我認識他父親——張建軍。
張建軍是市里有名的企業家，開連鎖超市的，還當過政協委員。三年前因為稅務問題被調查過，后來擺平了，生意照樣做。他兒子張浩，我見過一次，在某個飯局上，二十七八歲，穿名牌，開跑車，典型的富二代。
他怎么會和李秀娟、劉芳的案子扯上關系？
“老陳，你確定嗎？張浩的DNA怎么會在數據庫里？”
“三年前他因為打架斗毆被拘留過，按規定采了血樣。他的DNA數據在庫里。”老陳說，“周隊，現在情況很復雜。襪子上的男性DNA和張浩的DNA有親緣關系，但又不完全匹配，說明可能是他父親，或者叔伯之類的近親。但張浩的父親張建軍還活著，我們不可能去采他的DNA做比對。”
“張建軍……”我腦子里飛快轉動，“老陳，李秀娟案發現場提取的DNA，和張浩的DNA比對過嗎？”
“比對過，不匹配。所以當時排查嫌疑人時，張浩被排除了。”
“但襪子上的DNA和張浩有親緣關系，又和李秀娟案的DNA高度相似……”我深吸一口氣，“老陳，你的意思是，殺害李秀娟的可能是張浩的某個近親，而這個近親又和劉芳的死有關？”
“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張建軍有兄弟嗎？”
“我查了，他有個哥哥，叫張建國，五年前去世了。還有個弟弟，叫張建設，在省城做生意。”
張建國，張建設。兩個名字我都不陌生。張建國以前也是做生意的，后來破產，酗酒，五年前死于肝硬化。張建設倒是混得不錯，在省城搞房地產。
“能搞到張建國或者張建設的DNA嗎？”
“張建國已經死了，火化了，沒法提取。張建設……沒有正當理由，我們不能強制采集。”
我掛了電話，坐在黑暗里。窗外的雨還在下，遠處有閃電，悶雷滾滾。
張建軍一家。怎么會是他們？
我打開電腦，搜索張建軍的資料。六十二歲，本地人，年輕時在供銷社工作，九十年代下海開小賣部，慢慢發展成連鎖超市。妻子王秀英，家庭主婦。兒子張浩，二十八歲，未婚，幫忙打理家里的生意。
看起來就是普通的有錢人家，和兩起殘忍的兇殺案怎么都扯不上關系。
但DNA不會說謊。
襪子上的DNA，李秀娟指甲縫里的DNA，都指向同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是張浩的近親。
張浩的父親？叔伯？還是……
我想起三年前張浩打架那件事。當時是在一個酒吧，他和幾個朋友跟另一伙人起沖突，打得頭破血流。派出所出警，把雙方都帶回去，驗傷，采血，錄口供。后來張建軍出面，賠了錢，和解了，案子就算了了。
如果當時采的血樣還在……
我立刻給小張打電話：“小張，查三年前張浩打架斗毆的案卷，重點看當時采的血樣還在不在。”
“周隊，現在凌晨三點……”
“立刻查。”
半小時后，小張回電話：“周隊，案卷找到了，血樣還在物證庫里。但按規定，沒有新的案件關聯，我們不能隨便調取。”
“現在有案件關聯了。”我說，“劉芳案，可能和張浩的近親有關。你明天一早就去辦手續，調取張浩的血樣，重新做DNA比對。”
“是。”
掛了電話，我再也睡不著了。起身走到客廳，點了根煙。妻子被吵醒，揉著眼睛出來：“老周，怎么了？又有案子？”
“嗯，大案子。”我掐滅煙，“你睡吧，我沒事。”
她走過來，給我披了件外套：“別抽太多煙，對身體不好。”
“知道了。”
她回房睡了。我坐在沙發上，看著窗外漸漸亮起來的天色。雨停了，天空是灰白色的。
張建軍。張浩。張建國。張建設。
這個家族里，到底誰是兇手？
早上七點，我到了局里。小張已經在等我：“周隊，手續辦好了，血樣調出來了，技術科正在做比對。”
“好。另外，查一下張建國和張建設的詳細資料，特別是十三年前的行蹤。”
“是。”
我走進辦公室，泡了杯濃茶。腦子里梳理著時間線：
2006年3月，劉芳失蹤。
2007年3月，李秀娟遇害。
2019年3月，劉芳的遺骸被發現。
十三年。兇手逍遙法外十三年。
如果真是張家人，為什么？隨機殺人？還是有特定目標？
李秀娟是外地來打工的，劉芳是本地紡織廠工人。兩個女人背景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怎么會成為同一個兇手的目標？
除非是隨機作案。但隨機作案通常不會間隔整整一年，又都是三月。
更可能的是，兇手認識她們。
我打開劉芳的案卷，重新看她的社會關系。紡織廠工人，同事大多是女性。丈夫王志剛是貨車司機，常年在外面跑。女兒當時四歲，現在應該十七了，在上高中。
劉芳的生活圈子很小，家和工廠兩點一線。周末偶爾帶女兒去公園，或者回娘家。
她會認識張建軍這樣的人嗎？不太可能。社會階層差得太遠。
那李秀娟呢？外地來的打工妹，在餐館當服務員，租住在城中村。她的社交圈更小。
兩個女人，怎么和富商家庭扯上關系？
小張敲門進來：“周隊，張建國的資料找到了。他2008年破產，之后一直酗酒，2014年死于肝硬化。妻子早逝，沒有孩子。他破產前開的是建材公司，和劉芳的紡織廠不在一個行業，應該沒有交集。”
“張建設呢？”
“張建設一直在省城，搞房地產。他的公司2005年成立，現在做得很大。他很少回本市，據說和大哥張建軍關系一般。”
“查一下2006年和2007年三月，張建設和張建國有沒有在本市的記錄。”
“是。”
技術科的老劉打來電話：“周隊，DNA比對結果出來了。張浩的血樣，和襪子上的男性DNA沒有直接匹配，但親緣關系確認：襪子上的DNA屬于張浩的生物學父親。”
張浩的生物學父親，那就是張建軍。
“確定嗎？”
“確定。父子關系概率99.99%。”
所以，襪子上的DNA是張建軍的。
殺害劉芳的兇手，是張建軍。
那李秀娟呢？李秀娟指甲縫里的DNA，和張建軍的DNA高度相似，但又不完全匹配，這說明什么？
“老劉，李秀娟案的DNA，和張建軍的DNA比對呢？”
“做了，相似度很高，但不是同一個人。更像是……兄弟。”
兄弟。張建軍有兩個兄弟：張建國和張建設。
張建國已經死了，張建設還活著。
“如果是兄弟，DNA能區分開嗎？”
“同父同母的兄弟，DNA相似度很高，但還是有區別。我們可以做Y染色體檢測，確定是不是來自同一父系。”
“好，盡快做。”
掛了電話，我靠在椅背上。張建軍，張建國，張建設。三兄弟，其中一個可能是殺害李秀娟的兇手，而張建軍本人是殺害劉芳的兇手。
兩兄弟都是殺人犯？還是其中一人兩案都參與了？
我需要和張建軍談談。但用什么理由？直接說我們在劉芳的襪子上發現了他的DNA？他會承認嗎？肯定會否認，說是污染或者搞錯了。
而且他是知名企業家，沒有確鑿證據，動他會很麻煩。
我想了想，給小張布置任務：“查張建軍2006年三月的行蹤。還有，查他和劉芳有沒有任何交集。”
“是。”
下午，老劉的電話又來了：“周隊，Y染色體檢測結果出來了。李秀娟案的DNA，和張建軍、張浩的Y染色體一致，來自同一父系。基本可以確定，兇手是張建軍、張建國、張建設三兄弟中的一個。”
“能確定是哪一個嗎？”
“不能，三兄弟的Y染色體是一樣的。除非有他們的DNA樣本直接比對。”
“張建國已經死了，張建設在外地。”
“那只能想辦法搞到張建軍的DNA了。”
怎么搞？張建軍這種人，不會輕易讓我們采DNA。除非有確鑿證據，申請強制措施。
但我們現在只有襪子上的DNA，而且不能百分百證明那就是兇手留下的。張建軍完全可以說，他認識劉芳，穿過她的襪子，或者不小心接觸過。
我們需要更多證據。
“小張，張建軍2006年三月的行蹤查到了嗎？”
“查到了。他2006年三月去了趟廣州，參加一個訂貨會，三月十號去的，三月十八號回來的。有機票和酒店記錄。”
劉芳是三月十五號失蹤的。如果張建軍三月十號到十八號在廣州，那他不可能作案。
但襪子上的DNA確實是他的。這怎么解釋？
“確認記錄真實嗎？”
“機票和酒店都是真的，但……不一定代表他本人在廣州。他可以讓人代他去。”
“查一下他當時的隨行人員。”
“好。”
另一個可能性：張建軍不是兇手，但他的DNA出現在劉芳的襪子上。也許劉芳認識他，或者接觸過他，襪子被污染了。
但李秀娟案的DNA又和張建軍有親緣關系。這太巧合了。
除非……張建軍在包庇真正的兇手。他的兄弟。
我決定先見見張建軍，探探口風。
下午三點，我撥通了張建軍公司的電話。秘書接的，說張總在開會。我說我是市公安局的，有事找他。五分鐘后，張建軍親自回電。
“周警官，您好您好，有什么指教？”他的聲音很熱情，帶著生意人慣有的圓滑。
“張總，有點事想向您了解一下，方便的話，我去您公司一趟？”
“方便，當然方便。您什么時候來？”
“現在。”
“好，我在公司等您。”
我讓小張開車，去張建軍的公司。公司在新區一棟氣派的寫字樓里，占了整整兩層。前臺小姐領我們到會議室，泡了茶。幾分鐘后，張建軍進來了，一身名牌西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
“周警官，久仰久仰。”他握手很用力，“這位是？”
“我同事，小張。”
“坐，坐。不知周警官找我什么事？”
我開門見山：“張總，您認識一個叫劉芳的人嗎？”
張建軍愣了一下，想了想，搖頭：“劉芳？不認識。怎么了？”
“她十三年前失蹤了，最近我們找到了她的遺骸。”
“哦……那太不幸了。但這跟我有什么關系？”
“我們在她的遺物上發現了一些線索，可能和您有關。”
張建軍的表情沒變，但眼神閃了一下：“和我有關？周警官，您別開玩笑，我怎么可能跟一個失蹤十三年的女人有關系。”
“不是直接關系，是間接的。”我盯著他的眼睛，“我們在劉芳的襪子上提取到了DNA，經過比對，和您有親緣關系。”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張建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很穩。
“周警官，這不可能。我根本不認識什么叫劉芳的人。會不會是搞錯了？DNA檢測也可能出錯吧。”
“檢測很嚴謹，不會出錯。所以我來問問您，有沒有可能，您的DNA通過某種方式接觸到了劉芳的物品？”
張建軍放下茶杯，笑了笑：“周警官，我是個生意人，每天接觸的人很多。但十三年前的事，我真記不清了。也許在某個場合見過，握過手，或者……總之，我不可能殺害她，我沒動機，也沒時間。”
“您記得2006年三月您在哪兒嗎？”
“2006年……太久了，記不清。”他頓了頓，“不過我可以查查日程表。周警官，您懷疑我？”
“不是懷疑，是例行調查。希望您理解。”
“理解，當然理解。”他站起來，“這樣，我讓秘書查一下當年的日程，有結果我告訴您。我還有個會，就不多陪了。”
“好，謝謝配合。”
我們起身告辭。走到門口，張建軍忽然說：“周警官，我弟弟張建設，最近遇到了點麻煩。有人在調查他，說是跟什么舊案子有關。不會是你們吧？”
我回頭看他：“什么舊案子？”
“我也不清楚，建設沒說。但如果有需要，我們張家一定配合警方調查。”他笑容依舊，“畢竟，我們是守法公民。”
離開公司，小張說：“周隊，他在試探我們。”
“嗯。”我點了根煙，“他在暗示，如果查他弟弟，他會配合。但如果查他，就不一定了。”
“那我們怎么辦？”
“查張建設。既然他提了，我們就順著查。”
回到局里，我讓技術科聯系省城警方，調取張建設的資料。同時，我重新看李秀娟的案卷。
李秀娟遇害是2007年三月十日晚上。死亡時間是晚上九點到十一點之間。拋尸地點在國道邊的玉米地。當時排查過周圍所有的監控，但2007年監控很少，只拍到了一輛可疑的黑色轎車，看不清車牌。
那輛車的型號是桑塔納2000，當時很常見。
張建軍2007年開什么車？我讓小張查。很快結果出來了：2007年，張建軍開的是一輛黑色奧迪，不是桑塔納。但他弟弟張建國，當時開的正是一輛黑色桑塔納2000。
張建國。已經死了的張建國。
“小張，查一下張建國2007年三月的行蹤。”
“是。”
第二天，省城警方回話了。張建設最近確實被調查，但不是刑事案，是經濟糾紛，他公司的一個項目涉嫌違規用地。
“周隊，我們還查到，張建設2006年和2007年三月都在省城，有不在場證明。”
所以張建設可以排除。
現在嫌疑集中在張建國身上。但他已經死了，死無對證。
除非能找到確鑿證據，證明張建國就是殺害李秀娟的兇手。但怎么找？案發現場沒有留下直接指向他的證據。唯一的DNA，和他哥哥張建軍高度相似，但沒法百分百確定是他。
而且，劉芳案怎么辦？襪子上的DNA是張建軍的，但張建軍有不在場證明。
除非……張建軍和張建國合謀。或者，張建軍在包庇張建國。
我決定再見見張建軍。這次，我帶了搜查令。
“張總，我們需要采集您的DNA樣本。”我把搜查令放在他面前。
張建軍看著搜查令，臉色終于變了：“周警官，這什么意思？”
“配合調查。如果您是清白的，采集DNA對您沒有影響。”
“我拒絕。你們沒有證據證明我和案件有關，這是侵犯我的權利。”
“我們有DNA證據，表明您和劉芳案有關聯。如果您拒絕，我們可以申請強制措施。”
張建軍盯著我，眼神陰沉。會議室里的氣氛緊繃。
“好。”他最終說，“我配合。但我要求我的律師在場。”
“可以。”
律師很快來了。在律師的見證下，技術人員采集了張建軍的口腔拭子。整個過程張建軍很配合，但臉色很難看。
采集完，他說：“周警官，我希望你們盡快出結果，還我清白。另外，我提醒您，我是市政協委員，有頭有臉的人。如果這件事傳出去，對我的名譽造成損害，我會追究責任。”
“我們依法辦案，請您理解。”
離開公司，小張說：“周隊，他會老實等結果嗎？”
“不會。”我說，“他肯定會想辦法。”
果然，當天晚上，我就接到了領導的電話。
“老周，張建軍的案子，要慎重。他是政協委員，市里重點企業負責人。沒有確鑿證據，不要動他。”
“局長，我們有DNA證據。”
“DNA可以解釋。他可以說認識死者，或者不小心接觸過。光憑這個，定不了罪。”
“我知道。所以我在找其他證據。”
“抓緊時間，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明白。”
掛了電話，我苦笑。這就是現實。有錢有勢的人，動起來就是麻煩。
但再麻煩，也得動。兩條人命，不能白死。
第二天，張建軍的DNA比對結果出來了：和襪子上的DNA完全匹配。
他就是劉芳襪子上DNA的來源。
但同時，技術科也發現了一個問題：襪子上的DNA很新鮮，不像是在野外埋了十三年的樣子。
“周隊，我們重新檢測了襪子。上面的DNA降解程度很低，更像是最近幾年才沾上去的。而劉芳的骨頭和衣物上的DNA，降解程度很高，符合十三年野外埋藏的特征。”
“什么意思？”
“意思是，張建軍的DNA可能是在劉芳死后很久才沾到襪子上的。也許……是有人故意把沾有他DNA的襪子，放到了劉芳的遺骸旁邊。”
栽贓？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如果是栽贓，那一切就說得通了。張建軍有不在場證明，他的DNA出現在襪子上，但不是兇手留下的。兇手另有其人，想嫁禍給張建軍。
但誰會這么做？而且為什么要等到十三年后才做？
除非……兇手是張建軍的仇人，想借這個機會整垮他。
但李秀娟案的DNA又和張建軍有親緣關系。這怎么解釋？也是栽贓？
或者，真正的兇手是張建國，他殺了李秀娟。而有人知道這件事，在張建國死后，想通過栽贓張建軍，把兩件案子都推到他身上。
這個“有人”，會是誰？
張建軍的仇人？張建國的仇人？還是……
我想起張建軍提到張建設時的語氣。他們兄弟關系不好。
張建設？他有動機嗎？如果張建國殺了人，張建設知道，想通過栽贓張建軍，一舉除掉兩個哥哥？
太復雜了。
我需要見見張建設。
第三章 兄弟之間
去省城之前，我又見了張建軍一次。這次是在局里，正式的詢問。
“張總，您的DNA和劉芳襪子上的DNA完全匹配，這個您怎么解釋？”
張建軍帶著律師，表情平靜：“周警官，我說過了，我不認識劉芳。至于我的DNA為什么會出現在她的物品上，我也不知道。也許是被污染的，也許是被栽贓的。”
“栽贓？誰會栽贓您？”
“這就要問你們警方了。我是生意人，競爭對手不少，仇家也可能有。誰知道呢。”
“2006年三月，您在廣州參加訂貨會，有不在場證明。但劉芳是三月十五號失蹤的，如果您的DNA是后來才沾到襪子上的，那是什么時候？”
“我說了，我不知道。”張建軍有些不耐煩，“周警官，如果你有證據證明我犯罪，就逮捕我。如果沒有，請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還有一個問題。您弟弟張建國，2007年三月在哪兒，您知道嗎？”
張建軍的眼神閃了一下：“我弟弟？他五年前就去世了。問他干什么？”
“2007年三月，發生了一起命案，受害人叫李秀娟。現場提取的DNA，和您的DNA有親緣關系。”
會議室里安靜了。律師開口：“周警官，我的當事人已經配合了調查。如果沒有新的問題，我們要走了。”
“張總，”我盯著張建軍的眼睛，“您弟弟張建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瞞著您？”
張建軍站起來：“我弟弟已經去世了，請你們不要打擾他。至于什么命案，我不清楚。周警官，我還有事，失陪了。”
他帶著律師走了。小張說：“周隊，他明顯在回避張建國的問題。”
“嗯。去省城，見張建設。”
省城離我們這兒三百公里，開車三個小時。我和小張中午出發，下午到了張建設的公司。和張建軍不同，張建設的公司在市中心一棟老寫字樓里，裝修簡單，但很氣派。
張建設本人也比張建軍隨和，五十多歲，微胖，穿著polo衫，看起來像個普通的中年商人。
“周警官，稀客稀客。”他熱情地握手，“我大哥給我打電話了，說你們在調查一些舊事。需要我配合什么，盡管說。”
“張總，我們想了解一下您大哥張建軍和二哥張建國的一些情況。”
“坐，坐。”他讓秘書泡茶，“我大哥二哥……唉，說來話長。”
“您二哥張建國，2007年的時候在做什么？”
“2007年？”張建設想了想，“那時候他已經破產了，整天喝酒，無所事事。我大哥接濟過他幾次，但他脾氣倔，不肯接受，后來就很少來往了。”
“他2007年三月在哪兒，您記得嗎？”
“不記得了。可能在本市，也可能去外地了。他那段時間精神狀態不好，經常到處跑。”
“您大哥說，您最近遇到點麻煩？”
張建設笑了：“一點經濟糾紛，小問題。我大哥就是愛操心。周警官，你們是不是在查什么舊案子？跟我二哥有關？”
我沒直接回答：“您二哥生前，有沒有跟您說過什么特別的事？”
張建設沉默了一會兒，喝了口茶：“特別的事……倒是有一件。大概2008年吧，他破產后第二年，有天晚上喝醉了，跑到我這兒來，哭了一夜。說他對不起一個人，說他做了錯事，一輩子都還不清。”
“對不起誰？”
“他沒說具體名字，就說是個女人。我當時以為他是感情上的事，沒多問。現在想來……會不會跟你們查的案子有關？”
“后來呢？”
“后來他就走了。再后來，他酗酒越來越厲害，2014年肝硬化去世了。葬禮是我和我大哥辦的，沒什么人來，冷冷清清的。”張建設嘆氣，“我們三兄弟，我大哥最有本事，我最會做人，我二哥……最可憐。但他也是自己作的，怪不得別人。”
“您大哥和二哥關系怎么樣？”
“不好。我大哥看不起二哥，覺得他沒用。二哥也恨大哥，覺得他見死不救。兩人很少來往。”
“那您和二哥呢？”
“我還行，偶爾接濟他。但他自尊心強，不肯多要。”張建設看著我，“周警官，如果真是我二哥犯了事，他已經死了，就別追究了。給活著的人留點體面。”
“如果涉及命案，必須追究。”我說，“張總，我們需要您的DNA樣本，做比對。”
張建設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配合警方工作。不過周警官，如果比對結果有問題，您可得提前告訴我，我好有個準備。”
“沒問題。”
技術人員采集了張建設的DNA。整個過程他很配合，還開了幾句玩笑。
離開公司，小張說：“周隊，張建設比張建軍好說話多了。”
“不一定。”我說，“好說話的人，可能更危險。”
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張建設的話。張建國醉酒后說對不起一個女人，會不會就是李秀娟？他殺了她，然后愧疚？
但劉芳案呢？襪子上的DNA是張建軍的，但可能是栽贓。誰會栽贓張建軍？張建設有動機嗎？
如果張建設知道張建國殺了人，想通過栽贓張建軍，把兩件案子都推到他身上，一舉除掉兩個哥哥……不是不可能。
但為什么要等十三年？而且為什么要選劉芳的案子？劉芳失蹤時，張建國還活著。
除非……張建設就是殺害劉芳的兇手。
這個想法讓我后背發涼。如果張建設是殺害劉芳的兇手，那他完全可以在作案時留下張建軍的DNA，為以后栽贓做準備。但他怎么會有張建軍的DNA？兄弟之間，搞到對方的DNA不難。
然后他等張建國死了，等十三年后劉芳的遺骸被發現，DNA比對，張建軍就成了嫌疑人。
而李秀娟案的DNA和張建軍有親緣關系，正好可以佐證張建軍是連環殺手。
一箭雙雕。
但動機呢？張建設為什么要殺劉芳？隨機作案？還是有特定目標？
我需要查張建設和劉芳有沒有交集。
回到局里，我讓小張查張建設2006年的行蹤。同時，技術科傳來消息：張建設的DNA比對結果出來了，和李秀娟案的DNA不匹配，和襪子上的DNA也不匹配。
張建設可以排除。
那還剩誰？張建國已經死了，張建軍有不在場證明，張建設排除。
難道兇手是外人？但DNA明明指向張家人。
除非……張建軍還有個私生子。
這個念頭冒出來，我立刻讓小張查張建軍的家庭關系。張建軍只有張浩一個兒子，但有沒有私生子，很難查。
另外，張建國有沒有孩子？他妻子早逝，沒有子女，但會不會有私生子？
案子陷入僵局。
晚上，我在辦公室加班，翻看所有資料。李秀娟案的現場照片，劉芳的遺骨照片，DNA報告，走訪記錄……一遍又一遍。
凌晨一點，老陳打來電話：“周隊，我有個發現。”
“什么？”
“劉芳的襪子上，除了張建軍的DNA，還有另一組微量DNA，之前沒檢測出來。是女性的，和死者本人不同。”
“另一個女性？是誰？”
“不知道，數據庫里沒比對出來。但這組DNA很新鮮，也是最近幾年才沾上去的。”
又一組DNA，又是最近幾年沾上去的。
栽贓的人不止一個？還是……
我腦子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