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退群”到失序：二戰后的國際體系，迎來“柏林墻時刻”？

一次次的退出與背棄，正在抽掉舊秩序的基石，世界站在了熟悉的十字路口。

2026年初，一則關于美國再次宣布退出66個國際組織的新聞，悄然登上全球熱搜。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來一系列“退群”行為的延續。

有觀察家尖銳地指出：這或許標志著1945年二戰結束后建立的國際秩序框架，在運行八十年后，已步入名存實亡的終章。隨之而來的，可能是一個漫長而充滿不確定性的秩序重建期。

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回望歷史，國際秩序的每一次重大變遷，都伴隨著主導國家的戰略轉向與舊有規則體系的崩解。今天美國的舉動，與歷史劇本中的某些章節，驚人地相似。

一、舊秩序的藍圖與裂痕：理想主義如何讓位于現實政治

二戰后建立的秩序，其精神雛形可追溯至更早的嘗試。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時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曾滿懷理想地提出“十四點原則”，倡導民族自決與公開外交，意圖構建一個基于道德與法律的國際新體系。

他推動建立了國際聯盟，夢想以集體安全替代傳統的均勢博弈。然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當理想撞上冰冷的現實利益時，藍圖迅速褪色。

為了確保國際聯盟能夠順利成立，避免主要大國退出導致聯盟形同虛設，威爾遜最終在關鍵議題上選擇了妥協。他犧牲了中國的正當權益，默許了日本對山東的非法要求。

這一決定，被廣泛視為對“威爾遜主義”核心原則的背叛。它深刻地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在國際關系的角力場上，理念的感召力往往不敵對國家利益的赤裸計算。

威爾遜的失敗表明，缺乏強大實力支撐和主要大國一致認同的秩序構想，如同沙上筑塔。他所設想的規則，最終淪為紙上談兵。

二戰后的秩序重建，汲取了前次教訓。美國憑借其無可匹敵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主導建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一套多邊機構體系。

與國聯相比，這套體系更完善，且美國深度嵌入其中并享有特殊地位。它本質上是一種“有管理的自由主義秩序”，美國在提供公共產品（如安全保證、開放市場）的同時，也最大化地維護了自身霸權。

冷戰期間，這一秩序表現為兩大陣營的對峙。為了整合西方力量對抗蘇聯，美國牽頭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

北約的成立，標志著軍事同盟與集體防御原則成為西方秩序的核心支柱之一。它并非單純的防御協定，更是美國在歐洲保持前沿存在、遏制蘇聯擴張的戰略工具。

與此同時，對戰敗國的處置也體現了秩序構建中“現實政治”的邏輯。以德國為例，戰后初期盟國制定了嚴厲的非軍事化、非納粹化政策，意圖徹底鏟除其戰爭潛力。

然而，隨著美蘇矛盾激化，德國的戰略價值發生了根本改變。西德從需要嚴加管束的戰敗國，一躍成為抵御東方“鐵幕”的前沿堡壘。

美國政策迅速轉向，從拆卸工業設備轉為推動馬歇爾計劃，甚至開始考慮重新武裝西德。國際秩序的原則，再次讓位于地緣戰略的迫切需求。

二、單邊主義的幽靈：從“先發制人”到“美國優先”

冷戰以蘇聯解體告終，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彼時，有學者歡呼這是“歷史的終結”，認為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秩序將一統全球。

然而，失去制衡的霸權，其行為模式也悄然發生變化。一種基于強烈道德優越感和實力自信的單邊主義傾向開始抬頭。

這種思想根源，部分可追溯至美國政治中深厚的宗教保守主義傳統。某些勢力持有一種“天選之國”的信念，認為美國的價值與道路具有普世性，其行動天然具有正義性，甚至享有某種“豁免權”，可以超越普通的國際規則。

這種心態在21世紀初的美國外交中展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在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政府公開提出了“先發制人”的戰略。

它宣稱，美國有權在“威脅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動予以消除。這實質上將自身的安全判斷凌駕于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集體安全機制之上，為未經安理會授權的軍事行動打開了方便之門。

與此同時，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選擇性參與”特征。對于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條約與組織，積極維護；對于認為可能束縛手腳或讓渡主權的機制，則持懷疑甚至排斥態度。

從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到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一系列舉動都顯示出，多邊主義對美國而言，越來越像一件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工具，而非必須遵循的原則。

這種“美國例外論”和單邊傾向，為日后頻繁的“退群”行為埋下了思想伏筆。當現任政府高舉“美國優先”旗幟，將國際組織視為“負擔”或“不公平條約”時，我們看到的并非全新的現象，而是一種既有思潮在新時代的延續與激化。

從“先發制人”到“美國優先”，內核一脈相承：即美國國家利益的界定與實現方式，應完全由美國自主決定，外部規則與伙伴意見的權重不斷降低。

三、秩序的黃昏：當支柱開始動搖

如今，美國系統性“退群”的行為，正在從多個維度侵蝕二戰后秩序的根基。

首先，它動搖了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從氣候變化到公共衛生，從貿易規則到防擴散體系，許多全球性挑戰需要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在既有多邊框架內提供領導力、協調資源并遵守共同規則。

美國的退出或消極對待，導致這些機制陷入癱瘓或效力嚴重衰減，形成“治理赤字”。

其次，它嚴重削弱了國際規則的公信力與可預期性。規則的生命在于被普遍遵守。當最主要的制定者和曾經的維護者開始頻繁“違約”，其他國家便會質疑遵守規則的意義，轉而尋求自助或建立小圈子，全球體系有滑向“叢林法則”的風險。

再者，它加速了地緣戰略板塊的重組與對抗。美國從一些國際框架中抽身，客觀上留下了權力真空，并釋放出戰略收縮或轉向的信號。

這促使其他力量中心（如歐盟、中國、俄羅斯等）要么尋求填補真空，要么加強區域整合以自保，甚至可能引發新一輪的勢力范圍爭奪。聯盟關系變得更具交易性和不確定性。

歷史并非沒有提供先例。上世紀30年代，面對經濟大危機，主要大國紛紛采取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競相貨幣貶值，國際聯盟無力制止法西斯國家的擴張行徑，最終導致全球體系崩潰并滑向世界大戰。

當然，今天的世界相互依存度遠非當年可比，但核心邏輯相似：當主要大國放棄對體系的維護責任，轉而追求短視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時，系統性風險便會急劇升高。

四、前方的岔路：混亂過渡與秩序重塑的可能

我們或許正站在一個舊秩序“壽終正寢”、新秩序“分娩陣痛”的過渡期。這個階段注定不會平靜，混亂、摩擦與局部沖突的風險將顯著上升。未來的秩序重塑，可能呈現幾種路徑：

一是“平行體系”的競爭。不同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的國家集團，可能構建各自主導的區域性或領域性規則體系，形成多個相對獨立、彼此競爭甚至部分脫鉤的“圈子”。經濟、科技、金融等領域可能出現基于不同標準的區塊化趨勢。

二是“區域主義”的強化。在全球層面合作困難加大的情況下，區域一體化可能成為各國更現實的選擇。類似歐盟、東盟、非盟等區域組織的作用和自主性可能進一步提升，在全球事務中代表區域發出更強聲音。

三是“有限多邊”與“議題聯盟”。全球性宏大規則體系難以為繼，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基于具體議題（如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公共衛生）的、成員范圍靈活多變的“小多邊”合作。這種合作更具針對性，但整體性和協調性更差。

四是新一輪大國協調與“新冷戰”格局。主要力量中心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博弈與試探，可能形成新的、相對穩定的均勢格局，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范圍可能更有限的大國協調機制。也不排除世界形成新的、意識形態或地緣戰略上的對立陣營。

無論哪種路徑，中國等新興大國在其中的角色都至關重要。歷史反復證明，一個相對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秩序，離不開主要大國之間達成基本共識、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并承擔相應責任。

文史君說

美國一次次“退群”的舉動，像一把鑿子，正在一塊名為“戰后秩序”的巨冰上留下深刻的裂痕。冰層之下，是歷史周期律的暗流：沒有任何一個國際體系能永恒不變，其壽命終將由主導國的維持意愿與其他力量的消長共同決定。

威爾遜的理想在巴黎破碎，冷戰的兩極格局在柏林墻倒塌后終結。如今，我們或許正在見證又一個“柏林墻時刻”——不是磚石圍墻的物理倒塌，而是規則、信任與共同理念之墻的緩慢風化。

未來的世界，是滑向霍布斯式的叢林，還是能艱難孕育出更公平、更可持續的新秩序，取決于今天每一個主要行為體的選擇?；靵y不是必然結局，但它無疑是秩序真空期最可能的首個訪客。為這個訪客可能帶來的寒意做好準備，或許是這個時代留給所有國家的必修課。

參考文獻：

[美]亨利·基辛格，胡利平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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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棄郁：《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商務印書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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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庭光主編：《外國歷史大事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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