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臺灣地下黨往事》《中共臺灣隱蔽戰線紀實》及相關歷史檔案資料
部分章節基于歷史事實客觀敘述
1988年12月8日,廣東豐順縣五經富鎮的一處民居前,站著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他穿著樸素的灰色中山裝,手里拎著一個舊布包,身上帶著長途跋涉的風塵。
老人手持的身份證上寫著"葉依奎"三個字,籍貫顯示為臺灣臺東,民族標注為高山族。但他說著一口流利的粵語,向路過的鄉親打聽一個叫曾秀萍的人。
在鄉親們的指引下,老人找到了這處普通的民居。他在門前站了很久,深深吸了幾口氣,才顫抖著伸手敲門。
門開了,一位同樣滿頭白發的老婦人站在門口。她先是一愣,隨即仔細端詳這位陌生來客。從歲月刻下的深深痕跡中,她認出了那雙熟悉的眼睛。那是她42年前送別時看到的最后一眼。
老婦人的手抖了起來,眼淚瞬間涌出。屋內聞聲走出一個中年男子,還有十幾個不同年齡的人。這是他們的兒子謝定文,以及兒孫們。當年離家時腹中的孩子,如今已是兒孫滿堂的中年人。
這位老人名叫謝漢光,1946年受組織派遣前往臺灣從事地下工作。在臺灣的42年間,他經歷了地下組織被破壞、同志相繼犧牲、被迫改名換姓隱居深山等一系列變故。
更令人震驚的是,在那個特務橫行、人人自危的年代,他竟然靠著最樸素的生存方式,躲過了層層追查,成為極少數活著回到大陸的人。
【一】青年才俊的選擇
1917年9月,謝漢光出生于廣東豐順縣埔寨鎮采芝村。這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村落,歷史上人才輩出。清末民初,與譚嗣同、陳三立、吳寶初并稱"嶺南四公子"的丁惠康,就是豐順人。
謝漢光家境清貧,在11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父母雖然是農民,但深知讀書的重要性,省吃儉用供孩子們上學。謝漢光從小就表現出過人的聰慧,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成為村里人眼中的"讀書種子"。
1938年,21歲的謝漢光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他原本報考的是法務專科,但那年法務專業停止招生,他陰差陽錯被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森林專業錄取。
這次意外的錄取,改變了謝漢光的人生軌跡,也為他日后的潛伏工作埋下了伏筆。
廣西大學當時云集了一批知名學者。竺可楨、李四光、陳望道、陳寅恪、王力等名家在這里任教,學術氛圍濃厚。更重要的是,學校里有一批進步教師,他們在課堂之外向學生傳播新思想。
在廣西大學,謝漢光結識了梁錚卿、陳仲豪、張伯哲等同學。
梁錚卿來自梅縣三角地,陳仲豪是揭陽榕城人,張伯哲來自普寧,幾個人都是廣東老鄉,很快成為好友。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時事,參加抗日宣傳活動,在思想上逐漸接受了進步理念。
1942年7月,25歲的謝漢光大學畢業,獲得農學學士學位。他回到老家,與揭西縣五經富鎮的女學生曾秀萍結婚。曾秀萍也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在當地小學當教師,兩人門當戶對,感情深厚。
婚后第9天,謝漢光接到同學邀請,前往廣西桂林黔桂鐵路柳州農場任職。當時正值抗戰最艱難的時期,他不忍拒絕,便只身前往。不久,他憑借出色的專業能力和管理才能,被提升為農場主任。
柳州農場位于黔桂鐵路沿線,地理位置重要。謝漢光走后,妻子曾秀萍在老家懷孕,生下兒子謝定文。
由于家鄉經常遭日軍襲擾,曾秀萍帶著襁褓中的兒子輾轉來到廣西,與丈夫團聚。為了讓妻兒有安定的生活,謝漢光將妻子安排在附近的中學教書。
在柳州農場工作期間,謝漢光做了一件在當時看來很冒險的事情。1944年,日軍占領廣東潮汕地區后,大批進步人士和民眾被迫轉移。柳州成為西南地區的交通樞紐,許多逃難的人經過這里。
謝漢光在農場中秘密安排了一批從潮汕轉移來的人員。
這些人中有邱達生、王珉、陳靜、陳瑩、葉瑤華、周勤淑等,他們中有的是地下工作人員,有的是進步學生和知識分子。謝漢光給他們提供工作崗位和住宿,讓他們在農場得到了庇護。
當時謝漢光還不是正式成員,但已經是"黨外進步朋友"。這段經歷讓他更深入地了解了革命理念,思想上也逐漸成熟。正是這些朋友的影響,為他日后做出人生重大抉擇打下了基礎。
1944年11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廣西告急。桂林很快陷落,謝漢光帶著妻子和年幼的兒子隨難民潮向四川轉移。
一家三口在逃難途中經歷了無數艱辛,先后在四川高縣和邛崍等地落腳,靠教書勉強維持生計。那段日子雖然清苦,但一家人在一起,相互扶持,也算平安。
【二】臨危受命赴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光復。消息傳來,全國上下一片歡騰。分離了50年的臺灣,終于回到了祖國懷抱。
臺灣光復后百廢待興,急需各方面的專業人才。謝漢光在廣西大學的老師,一位林業專家,先行前往臺灣,擔任了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所長。
這位老師寫信給謝漢光,邀請他一起到臺灣工作,幫助建設臺灣的林業事業。
對于一個農學專業的畢業生來說,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臺灣森林資源豐富,氣候適宜,是開展林業研究的理想場所。
謝漢光與妻子商量后,決定接受邀請。1946年初,他帶著妻子和兒子,從四川出發,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香港,準備搭船前往臺灣。
在香港停留期間,發生了一件改變謝漢光人生軌跡的事情。一位在柳州農場時期認識的朋友找到他,說有人想見他。這位朋友安排謝漢光拜會了華南分局在香港的負責人方方和蘇惠。
方方和蘇惠都是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他們了解到謝漢光的背景后,向他說明了臺灣的重要性。臺灣剛剛回歸,但國民黨在島內的統治引發了諸多矛盾,需要有人去了解真實情況,為將來做準備。
方方語重心長地對謝漢光說,臺灣是祖國的寶島,不能讓它再次脫離祖國。希望謝漢光到臺灣后,能夠利用自己的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謝漢光在大學時期就是追求進步的青年,在柳州農場期間又受到進步人士的深刻影響。聽完方方的話,他明白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工作邀請,而是一項特殊的使命。他當即表示愿意接受這個任務。
蘇惠告訴謝漢光,組織會安排一位校友很快也到臺灣,希望他能為這位校友安排一個合適的職位,便于開展工作。她還叮囑謝漢光,到臺灣后要格外小心,注意保護自己,不要暴露身份。
謝漢光考慮到自己將要承擔的特殊工作,妻兒跟在身邊很不方便,一旦出事還會連累家人。他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讓妻子帶著兒子返回老家。
臨別前,謝漢光擁抱著妻子和兒子,心中充滿了不舍。他對妻子說,這次去臺灣可能需要較長時間,讓她照顧好自己和孩子,在家鄉等他。
曾秀萍雖然不明白丈夫為什么突然改變主意不帶她去臺灣,但她看到丈夫堅定的眼神,知道他一定有難言之隱,便默默接受了這個安排。
為了掩護身份,華南分局安排了一位女同志與謝漢光假扮夫妻,同行前往臺灣。
1946年春,29歲的謝漢光乘船離開香港,前往臺灣。站在甲板上,望著漸漸遠去的海岸線,他不知道這一別,竟會是整整42年。
【三】在臺灣扎根
謝漢光抵達臺灣基隆港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臺灣的自然風光讓這位學森林專業的青年感到欣喜,但他很快發現,表面的平靜下暗流涌動。
國民黨接收臺灣后,許多大陸來的接收人員貪污腐敗,欺壓本地百姓,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
謝漢光到臺灣不久,就感受到了這種緊張的社會氣氛。不過他牢記組織的囑托,不動聲色地開展自己的本職工作。
在老師的安排下,謝漢光進入臺灣省林業試驗所蓮花池分所工作。蓮花池分所位于南投縣魚池鄉,四周環山,景色優美,是進行林業研究的理想場所。
謝漢光憑借在廣西大學學到的專業知識和在柳州農場積累的實踐經驗,很快在工作中展現出了出色的能力。
一個月后,張伯哲也抵達臺灣。這位謝漢光在廣西大學時期的好友,此行有著同樣的使命。
謝漢光按照組織的安排,將張伯哲安排在蓮花池分所擔任科員,兩人以同事的身份作為掩護,開始了在臺灣的特殊工作。
1946年下半年,謝漢光的老師因為工作調動離開了林業試驗所。
臨走前,老師推薦謝漢光接替自己的位置。經過考核,謝漢光順利成為蓮花池分所的所長。這個職位雖然不高,但對于開展工作來說卻非常有利。
作為分所所長,謝漢光有權招聘和安排工作人員。接下來的一年里,他利用這個便利,陸續為從大陸來臺的同志安排了掩護身份。
1947年,梁錚卿和陳仲豪也先后接到指令,來到臺灣。謝漢光根據兩人的專業特長,做了精心安排。
梁錚卿被安排在臺中農林總場擔任技術員,后來又調到臺灣省農林處畜疫血清制造所工作。陳仲豪則被推薦到基隆中學任教,與校長鐘浩東成為同事。
這些安排看似普通,實則經過了周密考慮。
林業試驗所、農林總場、血清制造所都是專業性很強的單位,工作人員流動性小,不容易引起注意。而學校教師這個身份,既體面又便于接觸社會各階層人士。
1947年初的一天,在臺中一位姓林的人家中,發生了一件對謝漢光來說意義重大的事情。
張伯哲介紹謝漢光正式入黨,參加宣誓儀式的還有臺中中學一位姓張的老師。幾個人在簡陋的房間里,面向黨旗舉起拳頭,進行了莊嚴的入黨宣誓。
從這一刻起,謝漢光從"黨外進步朋友"正式成為了一名黨員。這個身份必須絕對保密,連最親近的人都不能告訴。謝漢光心里明白,這份責任有多重,也意味著要承擔多大的風險。
為了做好掩護工作,謝漢光在業務上更加努力。他與同事合作,深入臺灣各地的森林進行調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1947年12月,他與同事合作撰寫的《林分調查與初步研究》在專業刊物上發表,在林業界引起了一定反響。這篇論文不僅展示了他的專業水平,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林業試驗所的地位。
在臺灣的頭兩年,謝漢光表現得像一個普通的農林技術人員,每天按時上下班,認真做研究,與同事和睦相處。
他從不談論政治,不打聽敏感信息,在外人眼里就是一個埋頭做學問的知識分子。但在這平靜的表面下,他和同志們卻在悄悄開展著另一項工作。
【四】風云突變的1949年
1947年2月28日,臺灣爆發了震動全島的"二二八事件"。這次事件雖然很快被鎮壓,但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情緒卻更加高漲。在這種背景下,地下組織在臺灣得到了較快發展。
張伯哲協助劉志敬組織臺中市工委,領導臺中地區的工作。他們陸續發展了陳福添、鄧錫章等人加入組織,工作網絡逐步擴大。
謝漢光、梁錚卿等人也各自承擔著相應的任務,利用職位便利收集整理各方面情況。
1949年對臺灣的地下組織來說,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徹底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讓謝漢光面臨了生死考驗。
1949年上半年,大陸局勢發生重大變化,這些消息也傳到了臺灣。臺灣地下組織的同志們備受鼓舞,工作熱情高漲。但熱情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危機。
臺灣省工委機關報《光明報》在這個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份報紙秘密印刷發行,宣傳革命理念,在臺灣民眾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1949年6月,《光明報》發表了紀念建黨28周年的社論,文章觀點鮮明,震動了全島。
這篇社論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度警覺。他們意識到臺灣島內存在著一個相當有組織的地下網絡,于是開始加緊追查《光明報》的印刷地點和相關人員。
1949年8月,一個叫王明德的年輕人因為給女友多次郵寄《光明報》而被保密局抓獲。
在審訊壓力下,王明德很快供出了《光明報》的印刷點之一是基隆中學。保密局立即行動,包圍了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被捕。
鐘浩東是一位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在審訊中始終不承認自己的身份,也拒絕供出任何人。但基隆中學的地下組織還是遭到了破壞,10名相關人員被捕,其中幾人后來被處決。
消息傳到臺中,陳仲豪立即意識到危險已經逼近。基隆中學和臺中的組織有聯系,一旦敵人順藤摸瓜,臺中的同志也會暴露。1949年9月16日,陳仲豪緊急南下,來到謝漢光所在的林業試驗所求助。
謝漢光迅速做出判斷,將陳仲豪安置在郊外一個偏僻的農場里。陳仲豪白天在外面活動,晚上就睡在農場的雞舍中,極其艱苦。幾天后,他們接到指示,要求暴露的同志盡快撤離臺灣。
這是一個極其困難的任務。1949年的臺灣已經戒備森嚴,出入都受到嚴格管制,想要離開談何容易。但必須想辦法,否則陳仲豪隨時可能被抓。
謝漢光、張伯哲、梁錚卿三人開始周密策劃。他們為陳仲豪制作了假身份證,設計了撤離路線。
10月5日,在臺南當警察的陳仲豪表弟冒著巨大風險幫助他登上了一架飛往美國的飛機。陳仲豪先到美國,再輾轉回到大陸,成為極少數成功撤離臺灣的人員之一。
但留在臺灣的人,危險才剛剛開始。
1950年初,臺灣的天空籠罩著一層看不見的陰云。
1月29日深夜,臺北市一處普通民宅被特務包圍。屋內被捕的人叫蔡孝乾,臺灣省工委書記。這個曾經參加過長征的老黨員,在被捕后迅速叛變,將他掌握的人員名單和組織關系和盤托出。
蔡孝乾的叛變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他直接受命于高層,掌握著臺灣地下組織的核心機密。保密局根據他提供的信息,開始了瘋狂的大搜捕。
3月初,謝漢光還在林業試驗所正常上班。表面上看,一切如常。但實際上,一張巨大的搜捕網已經悄悄鋪開,正在向他和同志們收緊。
張伯哲、梁錚卿相繼失去了聯系。謝漢光心里隱隱感到不安,但他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也無法與其他人取得聯系。按照紀律,他只能繼續保持日常工作狀態,等待進一步的消息。
直到某一天清晨,一位陌生人突然出現在林業試驗所門口。那人急匆匆走到謝漢光面前,塞給他一封信和30塊銀元,說了一句話后轉身就走。
謝漢光打開信,只見上面寫著幾個大字:"立即離開,按計劃行動。"
那一刻,他知道,災難降臨了。留給他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特務很快就會來抓人。他必須立即消失,從此不再是謝漢光。
謝漢光撕碎了信件,將30塊銀元藏在身上,拿起桌上妻子送的鋼筆,從后門悄悄離開了林業試驗所。從這一刻起,一場長達42年的生死潛伏正式開始。
然而,面對特務布下的層層搜捕網,面對臺灣這座到處是眼線的孤島,他即將采取的生存方式,卻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