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虛齋名畫錄》《南潯龐氏家族史料》《中國近代書畫收藏史》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浙江湖州南潯古鎮東大街，一座占地4700平方米的古建筑群靜靜矗立。
門樓上"厚德載福"四個大字雖經百年風雨仍清晰可見，這里便是龐萊臣的祖宅。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看似尋常的江南宅邸，曾經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家族的象征。
龐萊臣，這個在收藏界與張伯駒并稱"南龐北張"的傳奇人物，出身于南潯"四象"之一的龐氏家族。
所謂"四象"，指的是家產在千萬兩白銀以上的超級富豪。按照清末民初的購買力計算，龐家的財富相當于今天的數十億人民幣。
南潯這個江南小鎮在近代中國商業史上占據著特殊地位。
清代中后期，這里曾經聚集了全國最富有的一批商人家族。
當時流傳著"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說法，用動物來比喻不同等級的財富：家產千萬兩以上稱為"象"，五百萬兩以上稱為"牛"，一百萬兩以上稱為"狗"。據
記載，南潯鎮在巔峰時期的總財富相當于清朝國庫一年收入的80%，這個數字在今天看來依然令人震撼。
最初的"四象"是顧、朱、劉、張四家。顧家以顧福昌為代表，是南潯最早的巨富；朱家雖然發跡較早，但中道衰落；劉家的劉鏞被譽為"四象"之首，家產據說達到2000萬兩白銀；張家則以張頌賢起家，后來出了張靜江這樣的政治名人。
龐家和邢家是后來居上，取代了衰落的顧、朱兩家，成為新的"四象"。
當時南潯流傳著一句民謠："劉家的銀子，張家的才子，龐家的面子，顧家的房子。"
這句話精準地概括了各家的特色：劉家以財富著稱，張家文人輩出，顧家建筑精美，而龐家則以社會地位和聲望見長。
"龐家的面子"這個說法，既體現了龐家在當地的崇高威望，也暗示了龐家注重社會形象和文化品位的家族特色。
時光荏苒，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江南豪門，在短短幾十年間經歷了從云端到凡塵的巨大落差。
宜園在抗戰烽火中化為廢墟，價值連城的"虛齋舊藏"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龐家后人從富甲一方的貴族變成了朝九晚五的工薪階層。
從商業帝國的建立到財富的消散，從文化傳承的堅守到現實生活的平淡，龐家三代人的命運軌跡，恰如一面歷史的鏡子，映照出中國近代社會的深刻變遷。
而這個家族的故事，至今仍在繼續書寫著新的篇章。
【一】白手起家：龐云鏳的發跡之路
龐家的財富傳奇始于龐云鏳這個名字。
1833年，龐云鏳出生在南潯一個極其普通的家庭，父親龐聽泉終生在湖南官府中擔任師爺幕僚，微薄的薪俸只能勉強維持全家的基本生活。
在那個等級森嚴的社會里，師爺雖然有一定的文化地位，但經濟收入極其有限，龐云鏳從小就深刻體會到了貧困的滋味。
年僅15歲的龐云鏳便告別了讀書生涯，離開家門進入鎮上的絲行當學徒。
南潯自古就是中國重要的蠶絲產地，早在三國時期這里的蠶絲就成為皇家貢品，到了南宋時期湖絲已經遠銷東瀛南洋。
年輕的龐云鏳在絲行里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選絲、驗質、稱重、記賬，每一個環節都要親自動手學習。
絲業學徒的生活異常艱苦。龐云鏳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在師傅的嚴厲監督下進行各種繁重的勞作。
他不僅要掌握蠶絲的分級標準，還要學會與各地商人打交道，了解市場行情的變化規律。
這段學徒經歷雖然辛苦，卻為龐云鏳日后的商業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世紀中葉的中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歷史變局。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對外貿易格局。
《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個港口被迫開放為通商口岸，其中上海的地位尤為重要。
這一變化對距離上海僅百余公里、且有運河可直達的南潯產生了革命性影響。
在此之前，中國的絲綢出口主要通過廣州十三行進行，湖絲需要經過漫長復雜的運輸路線才能到達廣州港。
新的通商體系建立后，湖絲可以直接通過上海港出口，運輸距離縮短了90%以上，運輸成本大幅下降，這直接提高了湖絲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敏銳的龐云鏳很快察覺到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商業機遇。
1850年代初期，他結束了學徒生涯，開始獨立從事絲業經營。
最初，他與當地的張家、蔣家合作，共同經營一家絲行。龐云鏳負責質量控制和市場開拓，憑借扎實的專業功底和敏銳的商業嗅覺，很快就在合伙人中脫穎而出。
經過幾年的積累，龐云鏳已經掌握了相當的資本和市場資源。
1860年前后，他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前往上海開設獨資絲行——龐怡泰行。
這是龐家商業帝國的起點，也是龐云鏳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在上海的商業環境中，龐云鏳如魚得水。
他不僅與外國商人建立了穩定的貿易關系，還與胡雪巖等著名商人結為好友。
胡雪巖當時已經是江南商界的風云人物，在政商兩界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通過胡雪巖的引薦，龐云鏳的生意版圖迅速擴張，不僅在絲業貿易方面取得成功，還開始涉足其他商業領域。
真正改變龐云鏳命運的，是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的一次特殊商業機會。
1860年代初，太平軍占領了包括南潯在內的江南大片地區。
當龐云鏳聽說父親去世的消息匆忙從上海趕回南潯奔喪時，發現家鄉已經被太平軍控制。
太平軍的將領很快注意到了龐云鏳在上海的商業實力和人脈關系。
他們急需現代化武器來對抗清軍，而龐云鏳恰好具備了從上海采購軍火的能力和渠道。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武器貿易雖然風險極大，但利潤也極為豐厚。太平軍給予龐云鏳特許經營權，允許他壟斷某些商品的貿易，這相當于給了他一臺印鈔機。
與此同時，清朝政府也在大量采購現代化武器以鎮壓太平軍。
左宗棠負責西征新疆的軍務，急需大量洋槍洋炮。胡雪巖承接了為左宗棠采購軍火的任務，但他對武器裝備并不了解，于是委托龐云鏳負責具體的采購工作。
這種微妙的政治環境為龐云鏳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商業條件。
他實際上同時為交戰雙方提供武器裝備，從中賺取巨額差價。
據史料記載，僅這一項軍火貿易就為龐云鏳帶來了數百萬兩白銀的財富，直接讓龐家跨入了南潯"四象"的行列。
龐云鏳發財之后并未沉湎于奢華享樂，而是始終保持著商人的本色和社會責任感。
他在南潯開設了龐滋德國藥店，店名取自家訓"樹德莫如滋，德不孤，必有鄰"。這家藥店不僅經營各類上等藥材，更重要的是承擔著濟貧救困的社會功能。
龐云鏳規定，凡是貧困百姓來店求醫問藥，一律免費診治。
除了開設藥店外，龐云鏳還投資興建了多項公益設施。
他出資修建的育嬰堂專門收養孤兒，棲流所則為無家可歸的流民提供臨時住所。
在交通建設方面，龐云鏳主持重修了從南潯到湖州的72里荻塘駁岸工程，這項工程耗資83萬元，其中南潯段由龐家承擔了一半費用。
1889年龐云鏳去世時，年僅25歲的次子龐元濟（字萊臣）繼承了這份龐大的家業。
長子龐景麟早年夭折，三子龐元澄雖然聰明過人，但志不在商業經營。因此，龐家的全部重擔都落在了龐萊臣的肩膀上。
彼時的龐萊臣正值青春年華，他不僅繼承了父親敏銳的商業天賦，更展現出了超越前輩的企業家精神和文化追求。
在他的領導下，龐家即將迎來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二】實業興盛：龐萊臣的商業帝國與收藏雄心
龐萊臣接手家族生意時，中國正處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
洋務運動的興起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龐萊臣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開始了大規模的實業投資。
從1895年開始，龐萊臣開啟了雄心勃勃的實業擴張計劃。
他首先將注意力投向了傳統的絲業，但不再滿足于單純的貿易經營，而是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體系。
他與人合資創辦的世經繅絲廠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機器設備，生產效率比傳統手工作坊提高了數倍。
緊接著，龐萊臣又創辦了大綸繅絲廠，進一步擴大了在絲業領域的影響力。
這些現代化工廠不僅提高了湖絲的產量和質量，還為當地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推動了南潯地區的工業化進程。
在絲業獲得成功后，龐萊臣將投資觸角伸向了棉紡織業。
他創辦的通益公紗廠規模龐大，擁有當時最先進的紡織設備，成為浙江省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棉紡織企業。
這家工廠后來更名為杭州第一棉紡廠，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是浙江省重要的紡織企業。
1899年，龐萊臣在上海創辦了龍章機器造紙有限公司，親自擔任總經理。
這家企業在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不僅是中國最早采用現代造紙技術的企業之一，也為中國造紙工業的發展培養了第一批技術人才。
龍章造紙廠生產的紙張質量優良，不僅在國內市場占有重要地位，還成功出口到東南亞等地。
龐萊臣的商業版圖還延伸到了公用事業領域。
1918年，他組建了潯震電燈有限公司，為南潯地區提供電力服務，成為當地第一家電力企業。
這個項目不僅改善了當地民眾的生活條件，也為其他工業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支撐。
因為這一貢獻，龐萊臣被譽為"浙江民族工業的開創者"。
在金融領域，龐萊臣參與創辦了浙江興業銀行，這是浙江省最早的現代銀行之一。
他還投資了中國銀行、中國合眾水火保險公司等多家金融機構，建立起了覆蓋銀行、保險等多個金融服務領域的投資組合。
交通運輸業也是龐萊臣關注的重點。
他投資的浙江鐵路公司參與了浙江省內多條鐵路線的建設，為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設施條件。
此外，他還創辦了正廣和汽水公司，這是中國最早的汽水生產企業之一，開創了中國現代飲料工業的先河。
除了這些大型現代化企業外，龐萊臣還在南潯、紹興、蘇州、杭州等地開設了數十家傳統商業機構，包括米行、醬園、酒坊、中藥店、當鋪、錢莊等，形成了一個覆蓋江南地區的龐大商業網絡。
這些企業不僅為龐萊臣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也為當地經濟的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據保守估計，龐萊臣全盛時期直接控制或參與投資的企業資產總值超過600萬兩白銀。
如果加上土地、房產、金融投資等其他資產，龐家的總財富可能達到了800萬兩白銀以上。
考慮到當時清朝政府年財政收入約為7000萬兩，龐家一門的財富已經相當于國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
這樣的財富規模在當時的中國是極為罕見的。
即使在富商云集的江南地區，能夠達到龐家這個水平的家族也屈指可數。
更難得的是，龐萊臣的財富主要來源于實業經營，而非投機或其他不當手段，這在當時的商業環境中是十分難得的。
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作為后盾，龐萊臣開始追求精神層面的富足。
他自幼對書畫藝術就有濃厚興趣，父親龐云鏳曾經感慨地說："我兒子今后不愁沒飯吃。"
這句話既是對龐萊臣藝術天賦的認可，也預示了他日后在收藏領域的杰出成就。
龐萊臣成年后將書畫收藏視為人生的重要事業，甚至比商業經營更加投入。
他制定了極其嚴格的收藏標準："非絕品不入虛齋。"
他在《虛齋名畫錄》的自序中明確表述了自己的收藏理念："每遇名跡，不惜重資購求……期間凡畫法之精粗，設色之明暗，紙絹之新舊，題跋之真偽，時代各異，面目各不相同，靡不惟日孜孜潛心考索，稍有疑惑，寧慎毋爛，往往數百幅中不過二三幅，積儲二十余年而所得僅僅若此。"
龐萊臣的收藏活動具有明顯的系統性和學術性。
他不僅購買作品，還聘請了一支專業的鑒定和整理團隊。
這個團隊包括了陸恢、張硯孫、張唯庭、吳琴木、張大壯、邱林楠、樊少云、樊伯炎等多位專家，其中陸恢是領銜人物，在龐家工作了長達20年之間。
陸恢不僅幫助龐萊臣鑒定和整理藏品，還負責編撰收藏目錄。
1909年，在陸恢等人的協助下，龐萊臣完成了《虛齋名畫錄》的編撰工作，這部24卷的巨著著錄了歷代名畫538件，成為中國書畫鑒定史上的重要文獻。
著名學者鄭孝胥為該書作序，稱贊其"書之質謹嚴尤為可貴"。
龐萊臣的收藏來源主要有三個渠道：
第一是私人藏家散出的舊藏。其中最重要的來源是著名報人兼書法家狄平子的收藏。
狄平子（1873-1941），又名狄楚青，江蘇溧陽人，曾在上海創辦多家報紙，是當時上海文化界的重要人物。
他收藏了大量唐宋元明的書畫精品，包括尉遲乙僧《護國天王像》、王齊翰《挑耳圖》、王蒙《葛稚川移居圖》和《青卞隱居圖》、董源《山水圖》、傳趙孟頫《龍神禮佛圖》和《簪花仕女圖》、柯九思《竹譜》、黃公望《秋山無盡圖》等赫赫有名的杰作。
狄平子晚年經濟困難，依靠出售收藏維持生活，龐萊臣抓住機會將其收藏的精品盡數收入囊中。
第二是清末宮廷和官員流散的收藏。1911年辛亥革命后，宣統皇帝退位，大量宮廷收藏流入民間市場。
同時，一些清朝官員為了避亂而南下上海，他們也會出售家中收藏的文物。
龐萊臣憑借雄厚的財力，收購了吳偉《灞橋風雪圖》、李嵩《西湖圖卷》、郭熙《秋山行旅圖》等原本收藏于清宮的珍貴書畫。
第三是當時文人藝術家的贈畫和交流。
龐萊臣雖然出身商賈，但其深厚的文化修養和對藝術的真摯熱愛贏得了眾多文人學者的敬重。
鄭孝胥、張大千、吳湖帆、謝稚柳等著名書畫家都曾是虛齋的常客，他們經常以書畫作品相贈，或者與龐萊臣進行藝術交流。
1899年，龐萊臣在南潯東柵龐宅附近興建了占地數十畝的私家園林"宜園"。
這座園林的設計充分體現了江南園林的精髓，園內布局精巧，亭臺樓閣與奇石花木相映成趣。
園中還建有專門的畫廊和書房，用于收藏和展示書畫作品。龐萊臣將園中收藏書畫的場所命名為"虛齋"，凡經他收藏的書畫作品，都要加蓋"虛齋"印鑒。
宜園不僅是龐萊臣的私人住所，更是當時江南地區重要的文化藝術沙龍。
許多著名的文人學者都曾在這里聚會交流，探討學術問題，鑒賞書畫作品。
宜園的開放政策也很特別：與同時期劉家的小蓮莊、張家的適園都不對外開放不同，宜園對公眾開放并收取門票，門票收入則用于資助龐萊臣在南潯開設的西醫診所，為貧困百姓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到1915年，龐萊臣的收藏已經達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規模和水準。
這一年，為了參加在美國費城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龐萊臣精心挑選了81件唐代至清代的名畫作品赴美展出，其中78件都出自虛齋收藏。
他特意編印了《中華歷代名畫記》畫冊與作品同時展示，詳細介紹了每件作品的創作背景、藝術特色和歷史價值。
這次展覽在美國引起了極大轟動，參觀者絡繹不絕。
美國的藝術評論家稱贊這是"有史以來在西方展出的最重要的中國古代藝術品收藏"。
展覽中的許多作品，如韓幹《圉人呈馬圖》、黃荃《秋坡野雀圖》、郭熙《峨眉積雪圖》、蘇軾《鳳尾竹圖》、王蒙《秋山蕭寺圖》、唐寅《秋風紈扇圖》等，都是價值連城的國寶級文物。
通過這次國際展覽，中國古代書畫藝術第一次在西方世界得到了系統性的展示和介紹，對提高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龐萊臣也因此獲得了"全世界最大的中國書畫收藏家"的聲譽，就連見多識廣的國際藝術界都對他的收藏水準表示由衷的敬佩。
【三】家族分歧：內部矛盾的萌芽與政治風險
龐家的衰敗并非突如其來的災難，而是多種內在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
其中最主要的分歧來自于龐萊臣的弟弟龐元澄，這個人物的選擇和行為對龐家的命運產生了深遠影響。
龐元澄字清臣，后來改字青城，這個看似簡單的改動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政治含義。
"清臣"意味著做清朝的臣子，而"青城"則暗示拒絕為清廷效力。
這種公開的政治表態在當時是極其大膽的行為，也反映了龐元澄與兄長龐萊臣在政治立場上的根本分歧。
龐元澄1875年出生，比哥哥龐萊臣小11歲，正好處在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的關鍵時期。
與專注于商業經營、政治上相對保守的龐萊臣不同，龐元澄從青年時代起就對政治變革抱有強烈的熱情和理想主義色彩。
1895年，龐元澄考中秀才，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高的學歷，為他打開了進入傳統仕途的大門。
然而，他并沒有沿著科舉制度的道路繼續前進，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當時正在興起的新式教育和民主革命。
這種選擇在龐云鏳去世后，讓龐萊臣感到既困惑又擔憂。
龐元澄熱心教育事業的表現最早體現在對復旦大學的支持上。
1906年，著名教育家馬相伯因為與震旦大學的法國教會發生分歧，憤而離開震旦，決定另外創辦一所新的學校。
龐元澄聽說這個消息后，立即慷慨解囊，為馬相伯的新學校提供資金支持。這所新學校就是后來聞名中外的復旦公學，也就是今天復旦大學的前身。
龐元澄不僅提供資金支持，還積極參與學校的籌建工作。
他的名字被列入復旦公學募捐公啟的名單中，成為該校重要的創建者之一。
復旦大學至今還將龐元澄視為重要的創校功臣之一，這所中國頂尖學府的發展歷程中留下了龐家的重要印記。
更讓龐萊臣擔憂的是，龐元澄還秘密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并且很快成為同盟會上海支部的核心成員。
在那個風云變幻的時代，參與革命活動意味著巨大的政治風險，隨時可能面臨清政府的嚴厲打擊。
這與龐萊臣謹慎經營、力求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商業理念形成了鮮明對比。
龐元澄支持革命事業的方式主要是提供資金援助，而且數額巨大。
據歷史記載，他多次向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捐獻巨額款項。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龐元澄的政治投入達到了高潮，他幾乎將從父親那里繼承的所有財產都用于支持革命事業。
這種大手筆的政治投資讓龐萊臣深感不安。
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龐萊臣深知政治風險的可怕。
清政府雖然腐敗無能，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依然有著強大的鎮壓能力。如果龐元澄的革命活動被發現，不僅他個人會面臨生命危險，整個龐家都可能受到牽連。
龐家內部的復雜關系還體現在與外甥張靜江的交往上。
張靜江（1877-1950）是龐家女兒嫁入同為"南潯四象"的張家后所生的兒子。
按照血緣關系，張靜江是龐萊臣和龐元澄共同的外甥，但他與叔叔龐元澄的關系更加密切，兩人在政治理念上高度一致。
張靜江后來成為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被譽為"國民黨四大元老"，在政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他不僅是孫中山的重要支持者，也是蔣介石的政治導師和資助人。
按照常理，有這樣一位在政界位高權重的外甥，龐家應該能夠獲得相當的政治庇護和商業便利。
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張靜江雖然與龐家有血緣關系，但他更多的是將龐萊臣視為革命事業的資金來源，而非需要保護的家族長輩。
在張靜江的眼中，龐萊臣首先是一個有錢的商人，其次才是自己的舅舅。這種功利性的關系定位為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據史料記載，南潯龐家至今仍保存著張靜江給龐萊臣的借條，上面明確注明借款用途是支持革命活動。
這些借條的存在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龐萊臣確實為革命事業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二是張靜江與龐萊臣的關系更多的是債權債務關系，而非親情關系。
更令人寒心的是，這些借款大多有去無回。
張靜江在政治上獲得成功后，并沒有償還欠龐萊臣的債務，也沒有在龐家需要幫助時給予相應的回報。
龐萊臣為革命事業貢獻了大量財富，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政治保護或經濟補償。
龐萊臣和龐元澄兩兄弟因為理念不合，關系日趨疏遠。
據唐長孺在《回憶錄》中記載："弟兄志趣相異，不相往來。嘗因事涉訟，張靜江，龐氏外甥也，為兩舅解之。"
這說明兄弟之間的分歧已經嚴重到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最后還是張靜江出面調解才得以平息。
這種家族內部的分裂對龐家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本來可以形成合力的家族資源被內耗所消耗，龐萊臣不得不分散精力處理家族內部矛盾，而不能全心全意地發展商業事業。
更嚴重的是，龐元澄的政治活動給整個家族帶來了潛在的政治風險，這種風險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逐步顯現出來。
龐元澄的理想主義雖然值得敬佩，但他對政治風險的認識明顯不足。
他沒有意識到，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政治投機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行為。
即使革命成功了，那些出錢出力的支持者也未必能夠得到相應的回報。政治是一個充滿變數的領域，今天的盟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敵人，今天的功臣可能就是明天的累贅。
龐萊臣作為一個成熟的商人，對此有著更加清醒的認識。
他雖然不反對社會變革，但主張采用更加溫和穩健的方式，避免激進的政治行為。可惜的是，龐元澄并沒有聽取兄長的勸告，而是一意孤行地走上了政治投機的道路。
【四】戰爭創傷：抗戰時期的巨大損失與生存困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標志著全面抗戰的開始。
對于已經年逾古稀的龐萊臣來說，這場戰爭不僅是一場民族危機，更是一場直接威脅到家族生存的經濟災難。
抗戰爆發后，日軍采取了閃電戰策略，迅速占領了中國東部的大片領土。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11月12日上海淪陷，隨后日軍沿太湖流域向西推進。南潯作為江南重要的工商業城鎮和交通要道，很快就被日軍占領。
龐家在南潯的產業在日軍占領期間遭受了毀滅性打擊。
那些龐萊臣花費巨資建造的現代化工廠，在戰火中被炸毀或被日軍強行接管。
通益公紗廠的大部分設備被日軍拆除運走，世經繅絲廠和大綸繅絲廠也遭到嚴重破壞。
這些工廠不僅是龐家重要的經濟來源，更承載著龐萊臣振興民族工業的理想和抱負。
最讓龐萊臣痛心的是宜園的被毀。這座他花費二十多年心血建造的私家園林，在日軍占領期間被徹底摧毀。
那些精心設計的亭臺樓閣、假山池塘，那些從各地移植來的珍稀花木，全部在戰火中化為灰燼。
宜園不僅是龐家的私人住所，更是龐萊臣收藏和展示書畫作品的重要場所，它的被毀意味著龐家文化事業的重要載體徹底消失了。
戰爭的破壞不僅限于有形的財產損失。龐萊臣多年來精心收集的部分書畫作品，由于分散存放在南潯、蘇州等地的寓所中，也在戰亂中遭受了嚴重損失。
一些存放在南潯宜園的書畫作品在日軍轟炸中被毀，另一些則在混亂中不知去向。雖然這些散失的作品大多不是虛齋收藏的頂級精品，但對于視書畫如生命的龐萊臣來說，每一件作品的丟失都是巨大的精神打擊。
龐萊臣后來在總結戰爭損失時沉重地寫道："潯蘇淪陷，劫后檢查，十去七八。"
這六個字道出了龐家在抗戰中遭受的巨大損失：80%以上的財產在戰爭中消失，數百萬兩銀子的家業在短短幾個月內煙消云散。
面對如此巨大的損失，年已74歲的龐萊臣不得不重新思考家族的生存策略。
首要任務是保護剩余的書畫收藏，這些文化珍品是龐家最寶貴的財富，也是龐萊臣一生心血的結晶。為了安全起見，他將大部分收藏都轉移到了相對安全的上海租界。
在上海寓居期間，龐萊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
傳統的實業收入幾乎斷絕，而維持家族基本生活和保護文物收藏都需要大量資金。
在這種情況下，龐萊臣不得不考慮出售部分收藏來維持家族的基本開支。
然而，在戰爭年代，藝術品市場極度萎縮。即使是虛齋這樣的頂級收藏，也很難賣出理想的價格。
更重要的是，龐萊臣在情感上很難接受出售這些珍貴文物的現實。每一件收藏都承載著他的心血和回憶，每一次出售都是對他內心的巨大折磨。
更令龐萊臣感到寒心的是親情的疏離。在龐家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那些曾經受過龐家恩惠的人卻表現得異常冷漠。
外甥張靜江雖然在政治上位高權重，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源，但在龐家遭受戰爭重創時，他卻選擇了明哲保身。
最典型的例子是龐萊臣想要變現一些收藏來度過難關時的遭遇。
張靜江不僅沒有伸出援手幫助舅舅，反而建議龐萊臣去找他的前屬下盧芹齋。這個建議看似合理，實際上卻充滿了冷漠和算計。
盧芹齋原本是張靜江派往法國的助手，后來獨立出來成為專門從事中國文物貿易的商人。
他雖然對中國文物市場非常熟悉，但本質上是一個純粹的商人，只關心利潤，不會考慮文物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
更重要的是，盧芹齋與龐家沒有任何情感聯系，他只會按照市場價格收購，不會因為龐家的特殊處境而給出優惠條件。
這種安排對于一向高傲的龐萊臣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心理創傷。
他不得不與這個純粹的文物販子打交道，以遠低于實際價值的價格出售一些收藏品。每一次交易都提醒著他，龐家已經從昔日的江南首富淪落為需要變賣家產度日的沒落貴族。
戰爭期間的另一個打擊來自于兒子龐錫寶的去世。
龐錫寶是龐萊臣的獨生子，1936年因病去世，年僅31歲。
這個打擊對已經年老的龐萊臣來說是沉重的，不僅意味著龐家失去了直系繼承人，也意味著龐萊臣失去了精神支柱。
為了延續香火，龐萊臣將弟弟龐元澄的次子龐維謹過繼為嗣子，取字秉禮。龐秉禮雖然聰明能干，但他的人生道路與龐萊臣的期望相去甚遠。
龐秉禮后來成為國民黨將軍孫立人的秘書，走上了政治道路，這與龐萊臣希望子孫專心經營實業和文化事業的愿望不符。
抗戰八年對龐家來說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龐萊臣眼看著自己一手建立的商業帝國在戰火中灰飛煙滅，眼看著幾代人積累的財富在短短幾年內消散殆盡。
更令他痛苦的是，他精心保護的書畫收藏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
在這種困境中，龐萊臣開始思考收藏的未來歸宿。
他深知，在這個動蕩的時代，個人收藏很難得到長久的保護。
戰爭、政治動蕩、社會變革，任何一個因素都可能導致這些珍貴文物的損失或流散。因此，他開始考慮為這些文化珍品尋找更加安全可靠的歸宿。
1943年，龐萊臣度過了他的80歲生日。
這一年，經歷了喪子之痛和戰爭創傷的老人似乎真的感到了衰老的侵襲，他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立下正式的遺囑，對身后的財產分配進行詳細安排。
在這份遺囑中，龐萊臣將自己畢生收藏的書畫珍品分為三份，分別留給嗣子龐秉禮以及兩個孫子龐增和、龐增祥。
遺囑中特別提到："書畫各件余積五十年之收藏，原來為數甚夥，分置潯蘇滬三地住宅之內。民國廿六年中日戰事發生后，潯蘇淪陷，劫后檢查十去七八。綜余一生心血精神所寄，遭此損失，思之痛心。"
這份遺囑不僅是對財產的分配，更是一個時代的總結。
從1890年代開始收藏，到1940年代立下遺囑，龐萊臣的收藏活動持續了半個世紀。
在這半個世紀里，他見證了中國從傳統帝制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見證了民族工業的興起與衰落，也見證了戰爭對文化的巨大破壞。
1949年3月，一代收藏大家龐萊臣在上海安靜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終年85歲。
這位曾經富甲一方的江南巨富，這位被譽為"收藏甲于東南"的文化名人，留下的不僅僅是一批價值連城的書畫珍品，更留下了一個關于財富傳承和文化保護的深刻命題。
龐萊臣去世的時候，中國正處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上。新中國即將成立，一個全新的時代即將到來。
而此時，龐家面臨著一個生死攸關的選擇——是走還是留。
當龐萊臣的嗣子龐秉禮以國民黨高級將領秘書的身份，攜帶著裝滿虛齋珍藏的數十個木箱和已經聯系好的軍用卡車出現在龐家門前時，當家族所有成員圍坐在一起進行最后商議的那個夜晚，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這個看似簡單的選擇背后隱藏著怎樣的命運轉折，更沒有人能夠想象到，六十多年后的一個冬日，當龐家第四代傳人龐叔令坐在北京某拍賣行的預展現場，看到那幅標價8800萬元的仇英《江南春》時，她的內心會涌起怎樣的震驚與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