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井岡山到瑞金，偉大領袖創(chuàng)建中央蘇區(qū)過程是怎樣的？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國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艱難突圍。毛澤東率領工農武裝，從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出發(fā)，歷經轉戰(zhàn)、割據、整合，最終在贛南閩西建立起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qū)。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余部抵達江西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揭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序幕。此時的部隊經過長途轉戰(zhàn)，已不足千人，士氣低落、組織松散。9月29日，永新三灣村的改編成為關鍵轉折：部隊縮編為一個團，確立“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建立士兵委員會，從組織上奠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改編并非刻意設計，而是針對“士兵逃亡、指揮失靈”的現實困境做出的務實調整 。

井岡山的地理與社會環(huán)境為割據提供了天然條件。這里地處湘贛邊界，遠離中心城市，國民黨統(tǒng)治力量薄弱，且山高林密、易守難攻。更重要的是，當地在大革命時期就有農運基礎，貧苦農民對土地的迫切需求，成為革命最深厚的群眾根基。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攻占遂川縣城，隨即成立工農兵政府，頒布包含30條內容的施政大綱，涵蓋政治、土地、生產等多個領域，這是紅色政權建設的首次系統(tǒng)嘗試 。2月，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茶陵、遂川、寧岡三縣紅色政權的相繼建立，標志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步成形。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與湘南農軍抵達井岡山，與工農革命軍會師。5月4日，兩軍在寧岡礱市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兵力擴充至萬余人。會師后，井岡山根據地進入發(fā)展期：5月20日，湘贛邊界第一次黨代會召開，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特委；

5月底，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統(tǒng)一領導各縣政權；10月，《井岡山土地法》頒布，以法律形式確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徹底動搖了封建土地制度。在軍事上，紅軍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先后粉碎國民黨軍四次“進剿”，龍源口大捷后，根據地擴展至寧岡、永新、蓮花三縣 全境及周邊部分地區(qū)，面積達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萬，進入“邊界全盛時期” 。

然而，井岡山根據地的局限也逐漸顯現。地處山區(qū)，物產匱乏，食鹽、藥品等物資極度短缺，且地域狹小，難以應對大規(guī)模“會剿”。1928年7月，湘贛敵軍發(fā)動第一次“會剿”，紅四軍二十九團因鄉(xiāng)土觀念嚴重冒進湘南，導致“八月失敗”，部隊損失過半，邊界各縣相繼失陷 。

盡管隨后紅軍收復失地，但生存與發(fā)展的壓力迫使領導層開始思考更廣闊的割據空間。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主力抵達井岡山會師，雖增強了兵力，但也進一步加劇了物資供給的負擔，向外線發(fā)展成為必然選擇。

1929年1月初，為打破湘贛國民黨軍第三次“會剿”，解決給養(yǎng)問題，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撤離井岡山，擬以“圍魏救趙”戰(zhàn)術牽制敵人，配合留守的紅五軍保衛(wèi)根據地。但局勢的發(fā)展超出預期：紅四軍下山后遭敵軍持續(xù)追擊，在江西大余、廣東南雄等地接連受挫，兵力從3600余人減至3000人；留守的紅五軍因寡不敵眾被迫突圍，井岡山根據地失守 。原定的“重返井岡山”計劃已無實現可能，紅四軍不得不轉向贛南山區(qū)，在流動中尋找新的立足點。

2月17日，紅四軍抵達吉安縣東固根據地，與江西獨立第二、四團會師。在這里，毛澤東發(fā)現了一種與井岡山公開割據截然不同的斗爭模式：東固根據地采取“公開割據與秘密割據相結合”的策略，不設立固定的蘇維埃政權機關，地方武裝平時散居務農，戰(zhàn)時集中作戰(zhàn)，以“打圈子”的游擊戰(zhàn)術應對敵人“進剿” 。

這種模式有效規(guī)避了敵強我弱的劣勢，讓毛澤東深受啟發(fā)，隨即決定“拋棄固定區(qū)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采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東固會師后的戰(zhàn)略調整，成為紅軍從“固守根據地”向“創(chuàng)建大范圍割據”轉變的關鍵節(jié)點。

1929年3月，紅四軍根據福建省委“閩西反動統(tǒng)治薄弱”的判斷，掉頭向東進入閩西。3月11日，部隊進入長汀縣境，在四都擊潰敵軍一個團，隨后在長嶺寨戰(zhàn)斗中殲敵2000余人，擊斃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郭鳳鳴，乘勝占領長汀城。

長汀是閩贛邊界的繁華縣城，紅四軍在此獲得了難得的補給，更重要的是，中央送來的文件讓毛澤東掌握了蔣桂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局變化。3月20日，毛澤東在長汀辛耕別 墅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作出重大決策：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通過游擊戰(zhàn)術發(fā)動群眾，建立公開的蘇維埃政權割據，并與湘贛邊界根據地相連 。這一決策勾畫出中央蘇區(qū)的雛形，標志著革命重心正式轉向贛南閩西。

此后，紅四軍在贛南閩西地區(qū)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游擊戰(zhàn)爭和根據地建設。1929年夏，紅軍先后攻占龍巖、上杭等縣城，建立起多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方面，總結井岡山時期的經驗，修訂土地分配政策，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更貼合農村實際；在政權建設上，推行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吸納基層群眾參與治理；在軍事上，不斷粉碎地方軍閥的“進剿”，擴大割據范圍。至1930年春，贛南根據地已涵蓋興國、于都、瑞金等縣，閩西根據地則包括龍巖、上杭、永定等區(qū)域，兩塊根據地遙相呼應，為日后連成一片奠定了基礎。

1930年6月，根據中央指示，紅四軍與贛西南的紅六軍（后改稱紅三軍）、閩西的紅十二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同年8月，紅一軍團與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兵力達三萬余人 。紅軍的集中整編，增強了作戰(zhàn)能力，為打破大規(guī)?！皣恕?、整合根據地創(chuàng)造了條件。

此時，贛南閩西的根據地建設進入系統(tǒng)化階段。在土地革命方面，1930年2月，贛西南特委頒布《土地法》，明確“以鄉(xiāng)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徹底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廣大農民分得土地后，積極參與紅軍和根據地建設，僅閩西上杭縣才溪鄉(xiāng)就有3700多人參加紅軍，占青壯年總數的80%以上。

在經濟建設上，各地建立合作社、公賣處，組織群眾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緩解了物資短缺的壓力；在政權建設上，1930年8月，中央決定在湘鄂贛及贛西南根據地成立蘇維埃區(qū)域中央局，統(tǒng)一領導各蘇區(qū)工作，標志著“中央蘇區(qū)”的名稱開始出現于正式文件中 。

1930年11月，國民黨當局調集十萬兵力，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一次“圍剿”。面對強敵，毛澤東、朱德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將敵軍主力誘至龍崗、源頭地區(qū)。12月30日，紅軍在龍崗伏擊殲滅國民黨軍第十八師，活捉師長張輝瓚，隨后乘勝追擊，粉碎了第一次“圍剿”。

1931年4月和7月，國民黨軍又先后發(fā)動第二次、第三次“圍剿”，紅軍均以靈活機動的戰(zhàn)術取得勝利，共殲敵七萬余人。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不僅鞏固了根據地， 更使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徹底連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包括21個縣、總面積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50萬的廣大區(qū)域 。

這一時期，根據地的各項建設全面推進。在政治上，各級蘇維埃政權逐步健全，從鄉(xiāng)級蘇維埃到省級蘇維埃形成完整體系，1931年9月，閩粵贛蘇區(qū)正式劃入中央蘇區(qū)范圍，進一步擴大了統(tǒng)治基礎。在文化教育上，創(chuàng)辦列寧小學、識字班，開展掃盲運動，僅中央蘇區(qū)就建立列寧小學3052所，入學兒童達12萬余人；

在干部培養(yǎng)上，設立紅軍學校、蘇維埃大學，為根 據地建設輸送人才；在廉政建設上，成立工農檢察部、檢舉委員會，嚴厲打擊貪污浪費，保持政權的純潔性 。這些實踐不僅保障了根據地的穩(wěn)定，更為全國蘇維埃政權建設提供了范本。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召開，來自全國各根據地、紅軍部隊及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610名代表出席會議。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土地法令》《勞動法》等重要文件，明確蘇維埃政權的性質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廢除不平等條約。

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改稱“瑞京”） 。

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央蘇區(qū)正式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至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至瑞金，與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合并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中央蘇區(qū)的管轄范圍進一步擴大，涵蓋江西瑞金、會昌、興國等11縣和福建長汀、龍巖、永定等10縣，總人口約300萬，基本區(qū)面積達6萬平方公里。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連同地方紅軍發(fā)展到8萬余人，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擴充至約10萬人，另有赤衛(wèi)隊、赤少隊等群眾武裝約20萬人，形成了主力紅軍、地方武裝、群眾武裝相結合的軍事體系 。

在治理實踐中，中央蘇區(qū)探索出一套適應戰(zhàn)爭環(huán)境的制度體系。經濟上，確立“國營事業(yè)、合作社事業(yè)和私人事業(yè)”三者并存的格局，鼓勵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建立對外貿易局，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長汀因成為貿易樞紐和工業(yè)中心，被譽為“紅色小上海”。

土地革命持續(xù)深化，通過查田運動進一步解決土地分配不均問題，激發(fā)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司法上，建立各級裁判部、勞動法庭，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保障工農群眾 的合法權益。社會建設方面，推廣免費義務教育，建立醫(yī)院、診療所，改善群眾生活條件，僅興國縣就建立了120多個鄉(xiāng)級診療所 。

然而，中央蘇區(qū)的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1933年秋，國民黨當局調集100萬大軍發(fā)動第五次“圍剿”，其中50萬兵力直指中央蘇區(qū)。由于黨內“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軍事指揮權被共產國際顧問李德掌控，推行“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方針，紅軍陷入被動挨打局面 。

1934年4月，廣昌失陷，中央蘇區(qū)逐漸縮小。同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撤離蘇區(qū)，開始長征，中央蘇區(qū)的創(chuàng)建階段隨之結束，但它所積累的政權建設、軍事斗爭、群眾工作經驗，成為中國革命后續(xù)發(fā)展的重要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