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化學家黃子卿,為我國化學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他是一位老廣,是廣東梅縣人,是我國物理化學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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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卿,院士,生于1900年1月2日,逝世于1982年7月23日。他不僅是是中國物理化學的奠基人之一,他不光是在熱力學和溶液理論等基礎科學領域做出了國際公認的貢獻,還以深厚的愛國情懷和執教五十余載的堅守,深刻影響了中國化學教育與科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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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卿出生于廣東梅縣一個條件不錯又重視教育的家庭,他家長是開工廠的,他外祖父家很有文化,所以給他自小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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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班,于1922年前往美國深造。他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學獲學士學位、康奈爾大學獲碩士學位。1925年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后因公費中斷于1927年提前回國。回國后,他先在協和醫學院跟隨生物化學家吳憲從事蛋白質變性研究,其成果獲得了當時學界的好評。1929年,他被聘為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為求深造,他于1934年再度赴美,在麻省理工學院師從熱力學名家比泰(J. A. Beattie),并完成了其最具標志性的工作。
1935年獲得博士學位后,他婉拒了麻省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原子能研究所的挽留,毅然回國。抗戰期間,他隨清華大學南遷,在西南聯合大學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教學與科研,這個是相當不容易的,不光是生活上,條件很差,他們還要躲著日軍的轟炸去上課。1948年,他第三次赴美,到加州理工學院任客座教授。1949年,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他謝絕了諾貝爾獎得主泡令(L. Pauling)的挽留,再次選擇回國,并為此“搶在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人員采取扣留措施之前”動身。1952年院系調整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學化學系任教,直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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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理化學的基礎領域,他的工作以超級嚴謹和精確著稱。比如,標志性貢獻是水的三相點精確測定,1934-1935年,他在麻省理工學院通過極其精巧和嚴密的實驗,精確測定了水的三相點溫度為 0.00980 ± 0.00005 ℃。然后獲得了國際性影響。這一數據因其極高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被1954年國際溫標會議采納,成為定義熱力學溫標(絕對零度為-273.15℃)的關鍵基準數據之一。他也因此項工作于1948年被選入美國的《世界名人錄》。還有溶液理論特別是鹽效應研究,從20世紀30年代起,黃子卿系統研究了非電解質在水溶液中的鹽效應,即鹽類如何影響其他物質在水中的溶解度。他的研究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實驗數據,還深入探討了其背后的微觀機理,指出不能僅用經典的靜電理論解釋,必須考慮離子與水分子、非電解質分子間的特異性相互作用及對水結構的影響。他于1956年應邀赴民主德國講學,系統介紹其鹽效應機制,受到國際同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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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期在協和醫學院工作期間,通過滲透壓測定證明,蛋白質經酸、堿等作用變性后,其分子量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這與當時蛋白質結構研究的亞單位觀點相符,是一項高質量的早期研究!另外,黃子卿將培養人才和發展科學視為化學教師的兩大任務。1955年,他編著出版的《物理化學》是新中國成立后該領域的第一部中文教科書,體系嚴謹,影響深遠,被長期選為主要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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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總結畢生教學與研究心得,撰寫了《電解質溶液理論導論》(就是1964年初版,1983年修訂版,獲1988年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和《非電解質溶液理論導論》(1973年出版)兩部專著,為中國的溶液理論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他講課內容深邃、邏輯嚴密,對學生要求嚴格。曾有學生回憶說“堂上從來沒有全聽懂過”,但正因為如此,促使他們課后花大力氣自學鉆研,反而理解得更深刻。他特別強調實驗是化學的根本,理論必須建立在可靠的實驗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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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贊賞的是,他的人生選擇和愛國情懷是連在一起的。他一生當中三次赴美,然后又三次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回到祖國。比如,1935年,他對挽留者說:“我是中國人,我的祖國在受難,我愿和她一起受苦。”1949年,面對鮑林教授的挽留,他再次堅定回答:“我的家在中國,我是中國人,我一定要回去的。”(回國后來有一次,幾位好友和黃子卿在一起聊天時,故意問他:“國內的教學環境如此艱苦,你后悔當初從美國回來嗎?”黃子卿神情嚴肅地表示:“為什么要后悔呢?再說,還有什么比回來報效祖國更令人自豪的事情?就算再苦再累,我也無怨無悔。”)
晚年他對兒子坦言,留在美國或許能做出更多成果,“但自己并不后悔,因為國家是需要我們這樣的人為她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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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經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哲學博士,也是九三學社的,核心研究領域主要是物理化學,專攻溶液理論和熱力學。剛才說了,他的標志性科研成就是水的三相點測定,精確測定值為0.00980℃(1938年發表),被采納為國際溫度標準。還有溶液鹽效應研究,系統研究并提出了相關機制。在教育奠基工作上,他的《物理化學》,1955年出版的這本書是首部中文教科書。著有《電解質溶液理論導論》、《非電解質溶液理論導論》等理論專著。比如錢偉長等等科學家都是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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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別于1927年、1935年、1949年放棄國外機會回國,這個一看就懂了,這都是國內最關鍵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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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他在最艱難的時候,在西南抗大的艱苦條件下堅持教學。1937年到1946年期間,黃子卿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以其深厚的學術造詣、嚴謹的教學風范和崇高的師德,為維系中國高等化學教育命脈、培養未來科學棟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黃子卿于1935年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后,放棄國外優厚條件回國任教于清華大學。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隨清華大學南遷,先后在長沙臨時大學、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任教,直至1946年聯大結束。在此期間,他不僅是教學主力,還曾擔任化學系主任,承擔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
他堅守教學和學術的火種,在條件極其簡陋的聯大,黃子卿承擔了多門核心課程的教學任務。他主要講授《物理化學》、《化學熱力學》、《統計力學》、《電解質溶液理論》等理論性強、難度大的高年級及研究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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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課以內容艱深、邏輯嚴密著稱。他反對照本宣科,注重闡述基本概念的物理意義和理論框架。他的《物理化學》課被公認是化學系“最難”的課程之一,剛才說了,有學生回憶自己“一堂課從來沒有全聽懂過”,但這恰恰激發了學生課后拼命自學、深入鉆研。作為頂尖的實驗科學家,他始終強調實驗是化學的基石。盡管當時藥品奇缺、儀器匱乏,他仍極力維護和推動實驗教學,教導學生一絲不茍的科學態度。為使學生能直接接觸國際前沿,他堅持使用英文教材并用英文講授,保證了人才培養的國際視野。抗戰期間科研條件極差,但黃子卿并未停止學術探索。他克服困難,繼續從事溶液理論,特別是鹽效應的研究,利用有限的文獻和物資進行理論思考和部分實驗探索。他積極參與聯大的學術討論,與曾昭掄、張青蓮等教授保持密切的學術互動,營造了在轟炸與貧困中堅守學術的純粹氛圍。他的學術聲望,使他于1948年受諾貝爾獎得主萊納斯·鮑林的邀請,赴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研究。他指導了包括唐敖慶(后來成為“中國量子化學之父”)、徐光憲(后來成為著名物理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等在內的眾多優秀學生。唐敖慶曾多次表示,自己選擇從事理論化學研究,深受黃子卿先生的影響。民族危亡之際,他與梅貽琦、陳寅恪、華羅庚等教授一樣,以其從容堅守、貧賤不移的學者風骨,為學生樹立了如何在逆境中追求真理、報效國家的精神榜樣。他是精神楷模,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剛毅堅卓”(西南聯大校訓)的生動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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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工作生活的環境也是很不容易,雖然這些人是大知識分子。教授薪金微薄,物價飛漲。他需兼職在中學教書,夫人制作糕點售賣,才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生計。他患有高血壓,但常缺乏必要的醫療條件。而且校舍和住所多次在日軍轟炸中被毀,經常跑警報,也就是說叫做躲著炮彈,跑到郊外的山洞或者田野當中,根本不是在平整的書桌上上課的。教學物資也不夠化,學試劑和儀器極度短缺,很多實驗無法開展,文獻獲取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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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在西南聯大的八年,是他教育救國,科學報國信念最集中,最光輝的實踐。他不僅在物質匱乏和戰爭威脅下,為中國守住了物理化學教學與研究的高水準,更以其卓越的學識、嚴格的師道和崇高的愛國情操,為戰亂中的中國培養和儲備了一批至關重要的科學人才,這些學生后來大多成為新中國化學各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在昆明的歲月,是真正中國知識分子堅韌與風骨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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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卿用一生詮釋了“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的信念!他的科學成就為中國贏得了國際聲譽,他的教育實踐為新中國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化學骨干,而他以國家需要為先的愛國精神,則是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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