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每當想起給我送鞋墊的那個農村姑娘，我心里就很難受

我是一名老知青，曾在貴州省遵義地區一個叫許家寨的小山村插隊落戶生活了整整十年，也是那個小山村最后一個回城的上海知青。在許家寨插隊落戶期間，鄉親們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愛，特別是一個叫郭芳的姑娘，經常給我送好吃的，還偷偷送給了我一雙繡花鞋墊，我卻傷害了她。

時間過去了五十多年，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是1969年4月中旬和同學們一起乘坐知青專列離開上海的。知青專列抵達貴州省的遵義車站后，我們在遵義下車，然后換乘汽車繼續前行，最終來到了一個叫許家寨的小山村，我們十二名上海知青被安置在許家寨四隊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年我十六周歲，有一名同學剛過完十五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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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寨大隊是一個偏僻閉塞的小山村，當年那里的貧窮與落后簡直是無法想象，時令已是暖意融融的暮春時節，可鄉親們還都穿著厚厚的棉衣棉褲。那時的鄉親們沒有秋衣秋褲，脫下棉衣直接穿單衣，早晚天氣還涼，大家只能穿著棉衣，等到天暖和了再換單衣。那里的耕地多為山坡地，糧食產量不高，鄉親們的生活都不富裕，勉強能解決溫飽。鄉親們的住房也很簡陋，幾乎家家戶戶都是那種泥土（土坯墻）茅草（屋頂是木板茅草房頂）房屋，也有木板瓦房，那是極少數。

當時正是春耕備播的農忙時節，李隊長為我們安頓好吃住的地方，我們也開始跟著社員們下地干農活參加生產勞動了。

下地干農活對于社員們來說就是家常便飯，社員們都不覺得有多苦有多累。可對于我們大都市長大的孩子來說，就不那么容易了，簡直就是一種考驗和煎熬。剛參加生產勞動那幾天，不光是女知青叫苦叫累，我們男知青也覺得很苦很累，晚間躺在地鋪上的被窩里也偷偷抹過眼淚。挑糞壓腫了肩膀，火燒火燎地疼，疼的我們都不敢觸碰。手掌也磨起了水泡，渾身上下哪都疼，勞動這一關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太難了。

繁重的生產勞動再加上艱苦的生活條件，我們都有一種度日如年的感覺。頓頓都是高粱面糊糊高粱面窩窩頭，要想吃一頓菜，還真就不容易。好在鄉親們都自發地給我們送咸菜，李隊長給我們知青安排最輕松的農活，大家都很照顧我們，我們心里都很溫暖，都很感動，也發自內心地感激鄉親們。

經過了兩三年的勞動鍛煉，經歷了春耕春播秋收秋種生產勞動的磨練，我們上海來的插隊知青慢慢學會了干各種農活，皮膚曬黑了，身體強壯了，也漸漸適應了農村艱苦的生活習慣，還學會了遵義地區的土話（方言）。

1973年秋后，我們插隊落戶的許家寨大隊又得到了兩個招工名額，是地區鋼鐵廠的招工名額，大隊書記安排我去參加招工體檢，我順利通過了招工體檢，卻沒能通過政審，我外公是民族資本家，我阿爺是走資派，我是典型的可以教育好的黑五類子女，大型國營鋼鐵企業怎么可能招收我這樣的問題知青。

那次沒能去鋼鐵廠工作，我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和打擊，情緒低落了好久。李隊長就寬慰我，說只要好好表現，以后還有機會招工進工廠。

第二年夏天，我們生產小隊又來了一名新社員，她是剛畢業的初中生，個頭不高，長得挺漂亮，也愛說愛笑，很快就跟我們上海知青打成了一片。

一天中午收工回家的路上，她笑著跟我打招呼：“知青哥哥，我叫郭芳，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張振滬。”我紅著臉回答道。來到許家寨大隊插隊落戶生活了五年，郭芳是第一個主動跟我打招呼的農村姑娘。

之后的日子里，郭芳經常找借口跟我交談，問我上海的一些情況，問我上海馬路寬不寬，問我上海的樓房有多高，還問我上海的黃浦江是黃色的嗎？一個農村姑娘能問出這么多問題，我還真對她刮目相看了。問她咋知道上海有黃浦江，她說是那位知青姐姐告訴她的。那位知青姐姐說上海的大樓很高，馬路很寬，郭芳說她不信。

也難怪郭芳不信，那時的農村人很少有人去大城市，有的大伯爺爺都五六十歲了，竟然連縣城都沒去過。郭芳說她也沒去過縣城，沒坐過汽車，更沒見過火車。

剛開始我很排斥和郭芳并肩走在一起，因為那時的農村還很封建，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殘余根深蒂固，我和郭芳接觸多了，我怕社員們說閑話。

出工勞動或收工回家的路上，郭芳不光是跟我一個人交談，她也跟隊里的年輕小伙說笑，也跟其他男知青說笑，她的開朗大方，令我們這些城里來的知青都自愧弗如。

郭芳除了跟我聊天，還跟我借書看，我的那幾本長篇小說，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讓郭芳借去全部看了一遍，有時她還跟我講述小說中的故事情節，評論故事中的人物，她的記性很好，表達能力也很強，我漸漸對她產生了好感。

記得是那年中秋節的傍晚，郭芳突然來到我們知青點，把我叫出來，塞給我兩個還熱乎的糖餅就轉身跑開了。看著她離去的身影我正不知所措時，兩名男同學在我身后突然襲擊了我，他倆一人搶走一個糖餅轉身就往外面跑去。兩個糖餅我一個也沒撈著，還擔心了一晚上，怕他倆把這事說出去。不過那兩個同學都比較講究，沒把郭芳給我送糖餅的事情說出去，我挺感激他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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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后，郭芳經常給我送好吃的，哪怕是一個煮雞蛋或者是一塊蒸煮的紅薯，她都偷偷送給我吃。我也有過拒絕她送東西的想法，又怕傷了她的心，我也就沒好意思明確拒絕她的好意。

1976年秋天，我們許家寨大隊又得到了兩個地區棉線廠的招工名額，那次招的是女生，我們生產隊的兩名女知青都去棉線廠工作了，知青點還剩下我們三名男知青。郭芳也知道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難招工進城，她就寬慰我說：“咱許家寨有山有水，雖然不富裕，但也餓不著。不能招工進城就在農村生活，天下農民有的是。”

1977年夏天的一個午后，李隊長帶領社員們在高粱地除草，空中突然電閃雷鳴，下起了大雨，社員們都扛起鋤頭往家跑去。我扛著鋤頭剛走到地頭，郭芳突然來到我面前，把她的草帽子戴在我頭上，轉身就跑了，我想把草帽子還給她，卻攆不上她。

快到村頭的時候，雨過天晴，西邊出現了一道亮麗的彩虹。郭芳特意放慢了腳步，她在等我。我走上去，把草帽還給她，看著她被淋濕的衣服緊貼在身上，凹凸的身材一覽無余，我頓時感到面紅耳赤，心跳加速。郭芳也覺察到了這一點，她用手扯了一下緊貼在身上的衣服，快步往家跑去。

那年冬季恢復了高考，我和兩男名同學一起報考，結果我們仨都名流孫山。1978年暮春時節，沈閔行招工去了貴州第二化工廠，另一名同學因病回了上海，知青點還剩下我一人。

那年夏天，我再次報考，結果再次落榜。兩次高考落榜對我的打擊很大，李隊長空閑時間就到知青點開導我，給我送好吃的，還鼓勵我下一年再考。每天晚飯后，郭芳也會帶著好吃的到知青點找我聊天，陪我說話，她還送給我一雙繡花鞋墊。我知道姑娘給小伙子送鞋墊是表達愛情的一種方式，收下了女生送的鞋墊或布鞋，就代表接受了對方的感情。我不想要郭芳的鞋墊，因為我還沒想過要一輩子扎根農村。郭芳卻不容我解釋，直接把那雙繡花鞋墊放在了我的鞋子里，還說正好合適。

那段時間，我看到郭芳就不好意思，總覺得我不一定能給她幸福，我怕辜負了這么淳樸善良的一個好姑娘。

那年冬季到了臘月二十三，我才決定回上海探親過春節，郭芳送我到汽車站，還專門為我烙了白面餅，讓我帶在路上吃。

回到上海我才知道，我阿爺早就平反了，我外公也剛剛摘帽，我再也不是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只要再有招工名額，我就可以招工進城進廠了。

過完春節，正月十五之前我就返回了貴州，我擔心錯過了招工的機會。

那年4月初，大隊書記興沖沖地來到知青點，帶給我兩個好消息，一是遵義絲織廠招工的指標，二是沒招工進城的插隊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消息。因為許家寨太閉塞太偏遠，要不是大隊書記告訴我，我還真不知道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消息。

我猶豫了好幾天，最終放棄了去遵義絲織廠工作的機會，我決定回上海。得知我要回上海了，郭芳來到知青點，當面問我：“振滬哥，你真的要回上海嗎？”我吭哧了半天，小聲說道：“郭芳，我家就我一個男子，我爸媽都希望我回上海……”

聽了我的話，郭芳沒說話，她呆呆地看著我，淚水就像斷了線的珠子，噼里啪啦落了下來。和郭芳相處的幾年里，我那是第一次看到郭芳流淚，更是第一次看到她傷心難過。我本想跟她說聲對不起，她卻用手捂著嘴轉身跑開了。她跑到外面，我才聽到了她的哭聲……

1979年4月中旬，我離開了插隊落戶生活了整整十年的許家寨，踏上了回上海的路。離開許家寨前的那幾天，我一次也沒看到過郭芳，心里惦記她，可我卻沒有勇氣去她家看她，更沒有勇氣去跟她道別。

那天李隊長送我去的汽車站，到了汽車站他才告訴我，說郭芳病了，病得不輕，吃了好幾副中藥也不見輕，愁得他父母夠嗆。

回到上海后，我順利辦好了落戶手續，也很快落實了工作單位。第二年秋天我報考電大，學的外貿專業。電大畢業后，在父母的催促下，我結婚了，有了一個溫暖幸福的家。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郭芳，總覺得愧對她。

后來條件好了，逢年過節過節我都會給李隊長寄一點錢或上海特產，略表心意，也寫信問候鄉親們。李隊長回信也說了郭芳的情況，說郭芳當了民辦教師，也結婚了，有了孩子。得到這樣的消息，我心里才稍微輕松了一點點。

退休后，我也很想回第二故鄉看看鄉親們，可我一直都鼓不起勇氣，我害怕見到郭芳，因為當年我辜負了她對我的那份真情和愛意，我總覺得對不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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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去了這么久，當年到貴州插隊落戶的那段知青生活經歷我還記憶猶新，每當想起第二故鄉的老隊長和鄉親們，我心里就暖暖的。可每當想起郭芳，每當看到她送給我的那雙繡花鞋墊，我眼前總會浮現出當年她捂著嘴哭著跑開的情景，我心里就會很難受很愧疚，我總覺得對不起她，對不起她對我的關照和那份深深的愛。郭芳妹子，你現在生活的好嗎？我一直牽掛著你。

講述人：張振滬老師

執筆創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