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的入城教育

文/劉 旭

1928年，紅軍戰士寫在包袱布上的“六項注意”（后發展為“八項注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最終還是為了解放城市，建立人民政權。解放戰爭后期，隨著全國勝利越來越臨近，攻城和“進城”問題日益突出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1948年2月2日的新華社社論指出：“人民解放軍轉入反攻，許多城市將被解放，新民主主義政權進入城市，將要成為今后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情形將使我們遇到一連串新的問題，必須予以妥善解決。”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正是在此篇新年獻詞中，毛澤東提出了“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著名口號。這也成為人民軍隊此后一個階段進行紀律建設，特別是開展入城教育工作的重要依據。　　　

從無到有：人民軍隊入城教育工作溯源　

在人民軍隊成立之初，革命軍隊中有工人、農民、小資產者、游民無產者和舊軍隊過來的人，而紅軍部隊創建時間短，軍紀規定不夠系統規范，也沒能及時跟進實施。在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里，軍隊中存在著游擊習氣、軍閥作風和小資產者的習氣，同時也不同程度存在作風不正、紀律松弛問題，侵犯群眾利益等現象也時有發生。當時紅軍攻占大城市的可能性極小，就連中小城市也很難長期占領，所以官兵中難免有對待城市的另類看法，城市紀律也有執行不到位的現象。例如，1927年南昌起義后，朱德、陳毅率起義軍余部向贛南進軍的途中遭遇了嚴重困難。由于部隊尚未形成嚴明的紀律規定，部隊中一些意志不堅定的軍官和士兵陸續公開離隊，甚至要求解散部隊。在部隊轉戰途中經過城鎮時，還發生了少數不良分子鼓動戰士搶當鋪的事情。陳毅對此事十分氣憤，嚴厲批評道：“這哪里像革命軍隊，簡直像土匪一樣！”他告誡大家：“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沒有紀律是不能生存的。”

此后，隨著紅軍隊伍不斷壯大，革命化、正規化建設逐步加強，各項紀律建設也在同步進行。1945年8月12日，新四軍政治部專門下發《關于執行城市政策與嚴格紀律的命令》，指出：“部隊進入各大城市與交通要道后，各級軍政首長、各級軍事政治機關應嚴格約束所屬部隊人員，切實遵守我軍紀律，以保護人民利益。”并強調，各部隊除有“維持治安、保護人民利益、控制軍事建筑、軍事倉庫及交通之責外，不得有任何騷擾人民之行為”。

9月2日，新四軍政治部又發布《關于部隊進入城市時嚴格遵守政策紀律的指示》，指出所有攻城部隊在行動之前不僅要進行一般的軍事政治動員，而且要在占領后嚴格執行政策，認真保持我軍鐵的紀律，詳細定出戰斗結束時執行紀律好壞的獎懲辦法，并要求全體指戰員一致遵守。在進入各城市后，必須將軍部布告廣為張貼，各級軍政機關與全體干部必須以身作則，嚴格約束自己與部屬，切實遵守紀律與法令，嚴格執行本部頒布的接管漢奸、敵偽財產條例及軍部布告等，不得有任何破壞與越權行動。全體指戰員尤其是政治工作人員，必須了解在戰斗中和戰斗后執行紀律與政策的好壞，這正是檢查我部隊和干部黨性是否堅強最實際的考驗。9月11日，新四軍政治部再次下發《關于部隊進入城市時嚴格遵守政策紀律的補充指示》，對新四軍各部隊進入城市，嚴格部隊紀律和執行政策的情況進一步作出了規定。　

高屋建瓴：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入城紀律問題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早就敏感地意識到人民軍隊勢如破竹地攻城略地時的紀律問題，并未雨綢繆地于1947年10月10日重新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重新統一規定了具體內容，要求各地各軍“望即以此為準，深入教育，嚴格執行”。當時除“一切行動聽指揮”和“不虐待俘虜”外，主要強調了部隊進城前后在群眾紀律、經濟紀律等方面的遵守。

1948年2月，中共中央下發《中央工委關于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指出：“一切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奪取物資，不準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須保持純潔與艱苦的作風。”朱德總司令也對部隊強調：“今后你們打進一個城市，一定要先把工廠、商店等好好保護起來，真正做到仁義之師，秋毫無犯。”12月，中央批轉陳云《接收沈陽的經驗》，明確提出“要保證接收得好，最重要的還必須入城部隊有良好的紀律教育”。

為了盡快給各部門“進城”統一定規矩，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一系列指示安排。1948年3月12日，中央軍委電示華野所部“必須嚴令各部隊在攻入城垣后，遵守城市紀律，堅守城市政策”，提出要“由野戰政治部負責組織城市工作委員會及紀律檢查隊，隨隊入城，并吸收攻城部隊之司令部政治部人員參加，以收工作協調、命令貫徹之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共同發布命令要求各野戰兵團總結實施城市政策的經驗，包括“攻城前的政治動員、政策討論、組織準備、命令下達”和“入城后的臨時政權組織，軍隊紀律”等。4月26日，中央軍委特別指示攻城繳獲物資分配問題，并提出：要使攻城部隊保持紀律及秩序，除有充分的教育工作及周密的組織工作外，還必須將繳獲物資分出必要部分，有計劃地分配給全體擔任攻城的部隊及擔任鉗制的部隊，一切指揮員戰斗員每人一份，不使肥瘦不均。6月4日，中央軍委批轉第四野戰軍入城紀律守則八條，要求各地各部隊參考采用。

1949年5月6日，中央軍委下發了關于城市駐軍不許住民房的規定，同月16日又下發了入城部隊12條紀律規定，強調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約法八章與入城守則，嚴格保護一切原封不動，力戒不守紀律、亂抓物資等不良現象。這些及時下發的命令指示和批轉的經驗做法，為各部隊制定與遵守入城紀律提供了遵循。

在嚴格要求各地區各部隊的同時，中共中央自身也是率先垂范。1949年3月，為確保從西柏坡安全、順利轉移至北平，中共中央機關制定了嚴格的紀律制度，明確了在轉移中必須遵守的23條事項。尤其對入城后提出“三講究”“四不”和“五要”的守則。“三講究”即講究禮貌，講究正派，講究整潔；“四不”為不亂講話、不亂跑、不亂動手、不亂收人；“五要”則為要認清環境，分清敵友，提高警惕；要愛護公共物資，遵守公共紀律；要保持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要向工人與勞動人民學習；要切實執行我黨、政、軍各項政策法令。毛澤東要求身邊的警衛人員到香山后帶頭遵守紀律，誰也不準違反紀律；周恩來要求到達香山的中共中央機關人員三個月內一律不準進城。　

北平人民贈給人民解放軍的錦旗

仁義之師：進入大上海成為人民軍隊遵守紀律的樣板行為

1949年5月初在打下杭州后，部隊中有些從農村來的人平生第一次看到電燈、自來水，忍不住好奇地開開關關，結果幾天損壞了40多只電燈泡；有的人對城市紀律很不習慣，說“城市里真難，動不動就犯錯誤”；有個營從城里撤到鄉下，不少戰士竟然高興地說“這下可到解放區了”。而江南大都市的突出代表上海，是遠東的第一大城市，又是當時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各種矛盾的匯集點，情況異常復雜，接收任務相當艱巨。1949年5月進駐上海，是對人民軍隊紀律建設成效的一次大考。為了順利進駐上海，從中共中央到各級部隊都作了巨大努力。毛澤東首先為大軍進駐上海奠定了工作基調，指出：“進上海是中國革命過一難關，它帶全黨全世界性質。”同時，為避免因倉促進駐而陷于被動，他下令推遲了部隊進攻上海的時間，并指示有關方面抓緊做好進駐上海各項準備工作。

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戰軍以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員譚震林、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鐘期光聯名發布命令的特殊重要形式，頒發了《入城三大公約和十項守則》，要求各級軍政機關須據該公約、守則深入教育所屬部隊；務使人人了解，個個熟記；各級軍政干部以身作則，督率全體切實遵行。同日，華東局在其經中共中央批準發布的《關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又規定了一切部隊干部和接收人員必須遵守的十項守則。為了進一步細化與宣傳相關紀律，5月初，華東軍區司令部專門編印了《入城紀律》小冊子，強調“一切入城的機關及部隊必須遵照軍管會所指定的房屋居住”。

5月10日，陳毅向軍隊干部和接管干部作報告，不留情面地指出少數官兵前期的違紀行為：“這種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亂。”他強調：“我們野戰軍，在城里不能‘野’。”陳毅還在講話中說，進入上海必須講紀律，必須反對無紀律的狀態，“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開始，是和市民的見面禮”。“上海人民對我們的希望很大，如果一進去就搞亂了，他們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響就要費很大的勁。”5月11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正式頒布《入城紀律十二條》。

為了確保入城紀律和守則深入人心，第三野戰軍還將入城守則和紀律編成了朗朗上口的快板詩：“解放大軍下江南，要進上海和南京。大小城市幾百座，都要解放歸人民。接管建設新城市，政策紀律最要緊。入城守則共八條，一條一條記在心……”不入民宅成為解放軍解放上海時最基本的一條紀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紀律要求。對此，也有干部提出疑問：過去歷次打仗都是睡在老百姓家里，為什么進了上海就非要睡馬路？軍指揮所也不許進民房？遇上大雨怎么辦？戰士生病，進去要點水喝也不行？陳毅當即斬釘截鐵地說：“不行，說不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

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后，露宿街頭，不擾市民

大軍勝利進入上海后，繼續嚴格執行入城守則。為不影響市場供應和金融秩序，解放軍一律不允許在市區購買東西，甚至部隊吃的飯菜都是從幾十里外的郊區做好，再送到市區。嚴格的城市紀律，使解放軍在上海最初的生活比在農村還要艱苦。20軍的部隊入城后“前三天吃冷飯，沒有開水喝，睡馬路邊。以后也是吃‘戰斗飯’（指用子彈箱盛飯，鋼盔打菜，用炮彈殼做飯碗）”。戰士與干部就這樣堅持不入民房，堅持不在市場上買東西，堅持不入公共場所。3天后接管工作基本就緒，各部隊才找到國民黨軍空閑的營房、倉庫、機關用房陸續進駐。

聶鳳智麾下的27軍在上海不僅于軍事上取得了重大勝利，同時也贏得了國內外的一片贊揚。上海戰役打響前，聶鳳智便在作戰會議上強調：“上海之戰，不僅是一場軍事仗，還是一場策略仗。我們必須要在贏得軍事勝利的同時，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為此，27軍上下又是開決心會、評功會，又是印刷各種小報、宣傳歌曲，對全體干部戰士進行深入細致的入城教育。在遵守入城紀律方面，27軍抓得比以往任何一次戰役都要嚴。每名干部戰士手里都有一個聶鳳智親自下發的“進門證”，要求人人攜帶，人人背熟。27軍等三野主力部隊打進上海后，模范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嚴格遵守入城紀律，為了不驚擾市民，在蒙蒙細雨中“十萬大軍露宿街頭”的場景感動了無數人。

當上海市民清晨醒來，開門看到這一感人的場景，油然而生的便是對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由衷贊佩。時居上海的竺可楨在日記里寫道：“五月廿六日星期四。下午三點起微雨，子夜大雨。上海全部解放。……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當時美國雜志駐上海記者也發回電訊感慨：種種跡象（指解放軍睡馬路）表明，新的時代開始了，國民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有了長期深入的紀律教育和細致扎實的準備工作，人們在上海看到的是一支威武雄壯、紀律嚴明和朝氣蓬勃的新型人民軍隊，整個上海乃至整個世界為之一振，舊中國的重重陰霾頓時一掃而空。靠著嚴明的入城紀律，我們黨在上海同時取得了軍事和政治兩個重大的勝利，解放軍在進駐上海的歷史大考中交出了讓黨和人民滿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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