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紅四軍創始人，建國后沒軍銜職務，毛主席特批：享副總理待遇

1931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大別山脊線被霧氣遮住，紅二十五軍正悄悄轉移。一個略帶沙啞的男聲忽然在隊伍里響起：“隊伍慢一點，鄉親們在后面送糧，還沒跟上！”說話的人叫鄭位三，身材并不高大，聲音卻很有底氣。跟隨他的戰士后來回憶，這樣一句提醒讓一整支部隊重新找到了方向感，也讓他們記住了那個常把群眾放在第一位的政委。

鄭位三1902年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家境貧寒，從小在田埂和漆黑夜路之間奔波。1925年，他在武昌接受早期黨組織的啟蒙，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軍開進武漢時，他就在工人糾察隊里，第一槍打向了封鎖碼頭的軍閥警衛。那一年，他才二十三歲。

1927年8月，鄭位三帶著“八七會議”精神秘密返回黃安。他沒先上山，而是直接鉆進集市最熱鬧的茶棚，逐戶摸底：哪里的長工最苦，哪里的地主槍最多。短短一個月，黃麻暴動爆發，他與吳光浩、戴克敏等人集結三千農軍，拔掉了縣衙，一支新生的紅四軍就此顯影。大別山區的紅色星火，由此向鄂豫皖驟然蔓延。

隨后三年，敵人“圍剿”一輪接一輪。鄭位三始終堅守根據地，缺糧時他帶頭挖野菜，彈藥緊時拆門板做槍托。1932年，他整合散布各處的游擊分隊，組建紅二十五軍，任政治委員。兵不滿兩千，卻硬是在羅山縣以北撕開一道缺口，保住了根據地聯通陜南的生命線。

長征大幕拉開，紅二十五軍最先出發。鄭位三和程子華、吳煥先率隊翻越秦嶺，在榆林以南與中央紅軍前鋒會師。整整兩年，他留在安康、紫陽一帶打游擊。鄉村小路布滿碾谷場的稻草，月色照著他們濕透的軍裝。脫險后，他給毛澤東寫過一張薄薄的油紙信：“陜南立腳未穩，仍可生根。”這句簡短評價，毛澤東和劉少奇都記了下來。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鄭位三調任新四軍工作。組織命令剛到，他卻在長江南岸染上瘧疾，昏倒在河灘。當地百姓用篾筐把他抬進草棚，才撿回一條命。身體大傷元氣，他仍被任命為新四軍第五師政委兼鄂豫皖邊區黨委書記，直接對接饒漱石。有人勸他請個養病假，他擺擺手：“部隊剛到前線，政委不能缺席。”

1943年，前方局勢趨于穩定，中央給鄭位三簽發正式任命狀，確認其職務。可接下來，疾病反復，體力銳減。1949年10月1日，他依舊堅持登上天安門觀禮臺，禮炮轟鳴時笑得像個孩子。典禮結束不久，他轉回武漢療養，從此很少出現在公眾視線。

1954年，高崗、饒漱石問題處理完畢，波及面不小。鄭位三因為曾是饒漱石下屬，被含糊帶過一次名譽審查。北京來信詢問情況，他只說一句：“我沒事，讓組織放心。”此后他自覺與軍事系統保持距離，盡量不給中央添麻煩。

1955年評銜工作啟動，軍委初步名單里原本列著“鄭位三—上將”。由于連年休養、沒有具體編制，評審組遲遲無法對照任職檔案。有同志提醒他：“把1943年的任命狀交上去就行。”鄭位三笑了笑：“李先念那會兒是五師政委，檔案一亮出來，反而讓老李難做。”就這樣，他自動退出評銜。

毛澤東得知詳情后，專門批示：鄭位三無軍銜，但資歷特殊，可按副總理待遇發放行政三級工資。按照當時標準，月薪300元，折合可買稻米近千斤。令人意外的是，這筆錢他幾乎沒給自己用過。湖北烈士后代缺學費、缺口糧，他就托人送去；老區修橋搭路，他也偷偷劃款。武漢警備區一位財務干事曾悄悄問他：“您總得留點吧？”他擺手道：“革命是他們的命換來的，我不過是先活下來了。”

身體稍好時，他窩在竹椅上看經濟報刊，自學《蘇聯工業化》、《西方經濟史》。朋友來訪，他抽出厚厚筆記本：“等養好病，到基層幫工廠算算賬，總比在這兒曬太陽強。”可惜病情不斷惡化，計劃一直沒能啟程。

為了掌握真實民情，他仍舊抱病下鄉。1962年夏天，他乘小船順漢江入鄖縣，沿岸村落挨家走訪。見到基層干部，他反復提醒：“記住咱黃安的教訓，群眾什么時候掉隊，隊伍就散了。”同行醫生急得跺腳：“高燒39度啊，快回去！”鄭位三一笑置之：“路還長，歇歇再走。”

特殊年代里，他被錯劃為“有問題干部”。批斗會上，年輕人高舉牌子喊口號，他壓低聲音勸其中一個學生：“別跟著起哄，好好讀書，國家還是要靠你們建設。”話音很輕，卻被記錄在案。直到中央糾正錯誤，他才從北京醫院病房搬回簡易招待所。那時，肺部感染已無法逆轉。

1975年4月27日凌晨，北京積水潭醫院燈光昏黃。值班護士聽見他隱約自言自語：“隊伍慢一點，鄉親們還沒跟上。”凌晨四點，心電圖歸于平線，終年七十三歲。追悼會上，許多紅安老鄉自發趕來，擠滿靈堂門口。有人感慨，鄭位三這一生，始終是那支趕夜路的隊伍里最后一盞燈，燈滅人散，卻把光留給了大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