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專訪·香港故事丨馬逢國30年后揭秘《秋菊打官司》：險因技術問題遇困境

編者按：
馬逢國是香港資深電影制作人及文化界代表人物，更是連續多屆的全國人大代表。作為《秋菊打官司》《最后的貴族》等多部經典影片的幕后推手，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的許多高光時刻緊密相連。
早年畢業于香港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的馬逢國，投身電影行業后成為銀都機構負責人之一，并于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投身政界，先后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及香港立法會議員。

▲馬逢國

在與馬逢國的對話中，盡管已離開電影制作一線近三十年，話題的核心始終繞不開對電影藝術價值的堅守與對社會責任的思考。他長期致力于推動香港與內地的電影合作與文化交流，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及金紫荊星章，被譽為跨越影視與公共事務的“文化使者”。

揭秘《秋菊打官司》：險因技術問題遇困境

訪談從影響了一代人的經典電影《秋菊打官司》開始。

改革開放初期，《秋菊打官司》由青年電影制片廠和香港銀都機構有限公司于1992年聯合出品，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獲得了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等眾多國內外獎項。這部電影后來成為文化現象和社會學教材。

▲電影《秋菊打官司》海報

而這部電影，正是出自馬逢國之手。1992年，他離開銀都機構前夕，作為制片人，發行了《秋菊打官司》。

“我認為，這是張藝謀拍得最好的一部電影。”訪談伊始，馬逢國坦誠表達了對這部作品的偏愛：“這部電影有比較強的社會價值，在改革開放初期，能夠提出一個比較淳樸、自然的法治要求，很有意義。”

談及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馬逢國透露，源于他想幫助當時身處困境的張藝謀。“藝謀當時面對很大的困難，因為他之前搞了幾個片子，都被斃掉了。我跟他關系還不錯，我說我得想想辦法幫他解開這個結，擺脫這個約束。我就琢磨什么劇本，可以讓當時的電影審查部門能夠接受、認同。”

出乎意料的是，選擇了這部看似穩妥的《秋菊打官司》，讓他們“差點就陷進更大的麻煩”。

“是技術問題，你想都想不到。”馬逢國詳細回憶了當時的困境：影片為追求真實感，拍攝時使用了超16毫米攝影機，但電影局恰巧剛頒布禁令，禁止16毫米放大的影片公映。

為了解決這個險些斷送電影的技術危機，馬逢國往返內地盡力爭取：“我當時跑到電影局局長的辦公室去爭取、解釋”，拍著胸脯保證技術過關，才讓電影得以上映。

在后期，馬逢國把電影的品質做到了極致：將膠片送到日本沖洗，并且采用了特殊的字幕技術，“影片不是一般的字幕，每個字幕都打一半黑邊，立體感很強。”這也使得后期成本飆升，“比一般35毫米電影起碼多一倍。”

之所以不惜成本，是為了實現獨特的藝術效果。馬逢國還透露，“其實有些場景是實景拍攝，演員都是普通的群眾，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在拍電影。攝影機是藏起來的，這樣拍出來的電影感覺更真實。所以，別看這部電影是小制作，但費的心血更多。”

最終，這部在技術邊緣驚險過關的影片，不僅獲得了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更成為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的經典文化作品。

回顧往昔，馬逢國謙和地總結道：“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文化工作者。”盡管他自1992年離開銀都機構，并于1997年香港回歸前賣掉了自己創辦的寰亞電影公司，離開電影制作一線近30年，但他仍深刻理解電影的魅力：“如果能制作出一部好電影，不管誰參與其中，人家的記憶都會保留一輩子，電影的魅力往往就在于此。”

談及電影審查制度，馬逢國基于數十年從業經驗和全國人大代表的視角，給出了務實的分析。

作為連續多屆的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對審查制度有著更為宏觀的思考。他肯定了審查存在的必要性：“我一直認為我們國家的國情復雜、民族眾多，所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對社會的道德行為的規范多少有些差別。所以，要維系一個審查系統，從保護觀眾和保護青少年等方面，都有一定需要。”

對此，馬逢國稱贊內地同行出色的適應能力：“內地電影人面對這樣的規管，適應性比較強，從編導、表演方面都能體現出來。”

拍電影必須有藝術價值

當被問及作為電影人最關注什么時，馬逢國給出了明確而堅定的回答：“我給自己設定的要求是，拍出的片子數值必須藝術性強。”

馬逢國進一步闡釋了自己選擇項目的三個核心維度：“看它有沒有社會價值、人文價值，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藝術價值。如果都有，我就會有做的沖動。”這是他在商業電影環境中始終堅持的創作原則。

面對藝術與商業的矛盾，馬逢國有著清晰的立場。他坦言：“在香港，我認為電影首先應該有良好的社會效益，然后才是經濟效益。”對于藝術界理想化的“叫座又叫好”，他有著自己的取舍：“我比較傾向于先拍得‘叫好’，再要求叫座，藝術先行，包括社會質量、藝術質量、人文質量等，對我來說，我寧愿不一定賺錢，但首先要把電影拍好。”

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電影市場，這樣的選擇無疑需要勇氣。馬逢國理解同行不同選擇：“當然，很多人選擇另一條路，因為在商業社會，拍電影必須要先考慮賺錢。他們認為我不管什么最重要，唯一的標準是賺錢。我和他們有點不一樣。”但他依然堅守著自己的電影理想。

這種對電影長久價值的追求，也是馬逢國當年拍攝《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的初衷。他強調：“我希望的是，拍一部電影不容易，希望電影拍出來以后，即使隔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再看，依然能有所觸動，有所感受，才有真正的價值。”

▲馬逢國接受紅船融媒采訪中

談內地電影：制作和藝術水平可以媲美好萊塢

在多年的合作中，馬逢國對內地電影業的印象很深“我感覺內地的電影人在劇本的要求、文學的技巧、內容的要求方面非常嚴格，藝術水平也非常高。”他也精準地指出了早年兩地電影存在的差異：“那個時候，整個內地不太重視所謂的娛樂元素、取悅觀眾的元素，所以在這個方面，他們跟香港的差別很大。”

相比之下，馬逢國這樣描述香港電影的特點：“香港的電影人一定要搞噱頭、一定要搞笑，或者有一個感動觀眾的內容情節，但是香港的電影總體來說對劇本要求就沒有那么嚴謹，甚至很多電影臨時改劇本的現象也經常發生。”

那么，藝術的嚴謹性是否會影響票房呢？馬逢國從文化接受度的角度給出解釋：“這跟大的氣氛環境有關。內地觀眾已經適應，電影就應該藝術性很強、制作非常嚴謹的習慣。”

馬逢國也回憶了改革開放初期香港電影對內地產生的沖擊：“當內地改革開放的時候，大眾剛看到香港的電影，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吸引沖擊，你剛才說，你們那一代人都是看香港電影長大，也正是這個原因。因為電影的對比很強烈，香港電影娛樂性非常強、很豐富。”

談到30年的行業變遷，馬逢國表示：“這30年變化太大了。我可以大膽說一句，內地電影行業受到香港電影的沖擊和帶動非常厲害，因此很多方面，比如現在內地電影的技巧，無論還是制作還是藝術水平，已經非常高，完全可以與國際，包括好萊塢相媲美。”

馬逢國認為，這種進步得益于兩地電影的深度交流：“這和香港電影與內地合拍、互相交流有很大關系”，同時他也客觀地指出，“當然還是有一些方面，比如掌握觀眾的普遍心理，香港電影人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同時馬逢國也坦言：“內地電影人拍的電影，多多少少會受到電影審查條條框框的約束。”他對比了兩地的創作環境：“香港電影人如果在香港拍的電影，會更加不受約束，可以放開來拍。”但對于市場準入，他保持著務實的態度：“如果他們的片子要進入內地市場，還要接受同一套準則來審查，不過，有問題的地方剪掉就行了。”

談電影《哪吒2》：市場成敗背后的復雜因素

2025年年初，現象級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票房突破135.09億元，登頂全球動畫電影票房榜，位居全球影史票房榜第八名。然而，相比內地萬人空巷的熱度，《哪吒2》在香港卻遭遇了滑鐵盧，市場表現不佳。

▲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海報

對于這種“一邊熱一邊冷”的局面，馬逢國以數十年的行業經驗，做出了深刻評價：“其實要很理性的來分析一部電影的成敗，往往不是很容易的，因為電影受的影響元素很多的。”

馬逢國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假如一部電影首映當天，香港遭遇刮臺風，大家都放假了，但是風又不大，所有人沒地方可去，就都跑到電影院去，票房就火起來了。但假如臺風太大了，刮到沒有人能上街了，電影票房可能就不行了。差別就是這樣，一場臺風，早一點來、晚一點來，市場效果就完全不一樣，可能帶來逆轉。”

針對《哪吒》這一具體案例，馬逢國從文化心理和推廣機制兩個層面進行了深入剖析。在他看來，內地市場的成功有著獨特的情感基礎：“內地的觀眾可能很少有機會看到自己的國產電影能夠達到這樣的高水平，所以有一種自豪感在，這也是促使大家進電影院的一個沖動。”與此同時，“我們的政府部門也可以大力全面推動宣傳，所以推高票房可能有很大的助力。”

相比之下，香港則體現了自由市場的特點：“在香港，因為是自由市場，他缺乏這種組織起來的推動力，熱度就會有差距。”不過他特別提到，“《哪吒2》在香港發行的時候，破天荒的幾家電影發行公司聯合發行，背后有一定的推力，我認同這種努力。”

馬逢國深刻總結：“在香港，這個策略不一定能生效，所以一個片子票房好不好，往往背后有很復雜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論。這是我干了幾十年電影的總結。”這番話既體現了他對市場規律的尊重，也展現了一個資深電影人對行業復雜性的深刻理解。

采訪：朱順忠

編輯：許騰飛

攝影：黃敏麗

視頻：李辰昊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