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一九九八年的春運，是我人生徹底轉向的岔路口。
那年我二十三歲，剛從國企下崗，口袋里揣著全部家當三百塊錢和一張軟臥票，準備回河南老家過年。
“體面地回去，哪怕是最后一次?！蔽耶敃r這么想。
我不會想到，一個微不足道的善舉，會在半年后，讓我站在北京一棟氣派的別墅門前。
更不會想到，那個抱著孩子、穿著打了補丁的破棉襖的大姐，會徹底改寫我李文博的后半生。
01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來得格外早，也格外冷。
對于我，二十三歲的李文博來說，這個冬天，冷到了骨子里。就在一個月前，我工作了五年的武漢鋼鐵廠，徹底停工了。
我還記得那天，車間主任老張，一個五十多歲的漢子，紅著眼圈，站在高高的操作臺上，用嘶啞的嗓子喊：“弟兄們，廠子……黃了。從今天起，大家……就都下崗了?！?/p>
話音剛落，整個車間先是死一般的寂靜，隨即，壓抑了許久的哭聲，像決堤的洪水一樣，轟然爆發。
那些平日里鐵骨錚錚的漢子們，那些能扛起幾百斤鋼錠的壯勞力，那一刻，全都像孩子一樣，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
我也在哭。我的“鐵飯碗”，那個我以為能干一輩子的工作，就這么碎了。碎得無聲無息，卻又震耳欲聾。
廠里發了最后一個月的工資，三百二十塊錢。
工友們有的拿著錢，在廠門口的小酒館里，喝得酩酊大醉，哭著罵著；有的則唉聲嘆氣，盤算著明天該去哪里找活干。
而我，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無法理解的決定。我拿著這筆錢，去火車站排了一天一夜的隊，買了一張回河南老家的軟臥票。
“文博，你瘋了？這都什么時候了，還坐軟臥？”同宿舍的老鄉大壯瞪著眼睛看我，“這錢省下來，夠你在家撐兩三個月了！”
我只是苦笑了一下，沒有解釋。
他們不懂。我只是想，讓自己體面地回最后一次家。
我想讓村里人看到，我在大城市里，混得還不錯。
我不想讓年邁的父母，看到我落魄潦倒的樣子，為我擔心。我甚至連下崗的事，都還沒敢告訴他們。
這張小小的軟臥票，是我那卑微的、可憐的自尊心，最后的偽裝。
踏上回家的路，漢口火車站那混亂的景象，像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我的臉上。廣場上，站臺上，黑壓壓的全是人。
扛著巨大編織袋的民工，抱著鋪蓋卷的學生，拖家帶口返鄉的夫妻……空氣中，彌漫著汗味、煙味和方便面的味道。
孩子的哭聲，大人的叫罵聲，此起彼伏，交織成一首屬于這個時代、最真實的交響曲。
我緊緊地攥著口袋里那張硬紙板車票，既心酸，又慶幸。
心酸的是，這些在寒風中席地而坐的人們，或許就是我未來的寫照；慶幸的是，至少今天晚上，我可以在溫暖安靜的車廂里，暫時逃離這殘酷的現實。
廣播里傳來檢票的通知，人群像潮水一樣，開始瘋狂地向檢票口涌動。
我被裹挾在人流中，感覺自己就像一片無助的葉子，在時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地飄蕩。
我的未來在哪里？回家之后，該怎么跟父母開口？我不知道。那一刻，我的心里，只剩下無盡的迷茫和對未知的恐懼。
擠上火車，穿過幾節擁擠不堪、連站的地方都快沒有的硬座車廂，我終于找到了我的軟臥車廂。
與外面的喧囂相比，這里簡直就是另一個世界。車廂里鋪著紅色的地毯，溫暖而安靜。一個包廂四個鋪位，雪白的床單被褥疊得整整齊齊。
我的鋪位是下鋪。包廂里已經有了兩位乘客，都是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穿著講究的呢子大衣，手里拿著大哥大，一口一個“王總”、“李總”地聊著生意。
他們看到我這個穿著舊棉襖、背著帆布包的年輕人進來，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眼神里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視，然后便繼續他們的話題。
我有些局促地把包放在鋪位上，脫下外套，默默地坐在床邊，聽著他們談論著我完全聽不懂的股票、期貨和房地產。
我感覺自己和他們，仿佛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火車開動了半個多小時后，包廂的門被拉開了。列車員領著一個女人走了進來。
那女人看起來三十多歲，臉色蠟黃，神情憔悴。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棉襖，袖口和領口都已磨破，甚至還打著幾個顏色不一的補丁。
她的懷里，緊緊地抱著一個用厚厚的襁褓包裹著的嬰兒。孩子正在不停地哭鬧，聲音嘶啞，聽著讓人心疼。
“同志，實在不好意思。”列車員對我們包廂里的三個人解釋道，“這位大姐，帶著孩子，本來是硬座的票。她可能是第一次坐火車，買錯了車次，要去的站我們這趟車不?！，F在硬座車廂那邊人太多，擠得跟罐頭似的，她抱著孩子，剛才在過道里直接給擠暈過去了。我們看她實在可憐，孩子又一直在哭，就想問問，哪位同志能行個方便，讓她在這兒臨時待一會兒，或者……誰愿意跟她換個鋪位也行?！?/p>
那兩個商人模樣的中年人，一聽這話，立刻皺起了眉頭。
其中一個直接擺手道：“那可不行！我們花錢買的軟臥，就是圖個清靜。這孩子哭哭啼啼的，誰受得了？讓她補票，或者趕緊回硬座車廂去！”
列車員面露難色，轉向那個女人：“大姐，您看……要不您補張臥鋪票？”
女人的臉，瞬間漲得通紅。她抱著孩子，不停地向我們鞠躬道歉：“對不起，對不起，給大家添麻煩了……我……我這就走?！?/p>
她說著，翻遍了自己身上所有的口袋，掏出來的，只有幾張被汗水浸得皺巴巴的、毛票和一塊錢的零錢。那點錢，別說補臥鋪票了，恐怕連買盒飯都不夠。
我看到，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淚水在里面打著轉，卻倔強地不肯掉下來。
她那副無助、窘迫又強撐著尊嚴的樣子，像一根針，狠狠地扎在了我的心上。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媽。我想起了小時候，我媽也是這樣，抱著生病發燒的我，擠在綠皮火車的過道里，三天三夜，站著從河南到武漢。
她也是這樣，為了不打擾別人，一個人默默地忍受著所有的疲憊和委屈。
我的心，一下子就軟了。
“我跟大姐換吧。”
一個聲音，在我自己都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就從我的嘴里冒了出來。
包廂里瞬間安靜了。列車員驚訝地看著我，那兩個商人更是用一種看傻子一樣的眼神打量著我。
“小伙子，你沒搞錯吧？”其中一個商人冷笑了一聲，“你這軟臥票，換她那張硬座票？你知道硬座車廂現在什么樣嗎？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
我沒有理他，只是站起身，從口袋里掏出我的那張軟臥票，走到那個女人面前。
“大姐，我跟你換。我年輕，身體好，站一晚上沒事。你帶著孩子，不容易。”
女人愣住了，她看著我手里的車票，又看了看我，眼里的淚水終于忍不住，大顆大顆地掉了下來。
她拼命地擺手，聲音都哽咽了：“不……不行！小兄弟，這可使不得！我……我不能占你這么大的便宜！我撐得住，我這就回硬座去?！?/p>
她說著，就要抱著孩子往外走。
可就在這時，她懷里的孩子，突然劇烈地咳嗽起來，隨即哭得更加撕心裂肺。我伸手摸了一下孩子的額頭，燙得嚇人！
“孩子發高燒了！”我急切地說，“大姐，你別犟了！硬座車廂里空氣不好，煙味、汗味混在一起，孩子這么小，病只會越來越重！你趕緊讓孩子躺下休息，這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再給她拒絕的機會，直接把我的那張軟臥票，硬塞進了她的手里，然后拿過她那張已經被攥得皺巴巴的硬座票。
“就這么定了。”我說。
女人的手在劇烈地顫抖，她看著我，嘴唇哆嗦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最終，她抱著孩子，對著我，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一眼里，充滿了無盡的感激和無法言說的復雜情緒。
我讓她趕緊把孩子安頓在我的鋪位上。她小心翼翼地解開襁褓，把孩子放在床上，又用自己那件破舊的棉襖，給孩子蓋了一層。
孩子或許是終于有了一個舒展的空間，或許是感受到了溫暖，哭聲漸漸小了下去。
女人安頓好孩子后，又找到我，紅著眼圈問我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的，說以后一定要報答我。
我看著她那副認真的樣子，笑了笑，擺手道：“大姐，不用放心上，出門在外，誰還沒個難處。我姓李，河南人，馬上就到站了。”
我不想留下真實的姓名和地址。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一件舉手之勞的小事，不值得對方如此鄭重地記掛。
可她還是堅持，從口袋里摸出一支短得快要握不住的鉛筆頭，在一張煙盒紙的背面，找我要了個地址。
我拗不過她，只好隨口報了我們村的名字和老家的地址。
做完這一切，我背起我的帆布包，對她笑了笑，便轉身走出了這個溫暖安靜的包廂，向著那個人聲鼎沸、充滿未知與煎熬的硬座車廂走去。
那一念之間的決定，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沖動，有點傻?？晌乙稽c也不后悔。
或許，在我這個下崗青年最落魄、最迷茫的時候，能用自己僅有的一點“體面”，去幫助一個更需要幫助的人，能讓我自己，感覺還算是個有用的人吧。
當我拉開硬座車廂連接處的門時，一股混雜著煙草、泡面、汗水和劣質酒精的渾濁空氣，迎面撲來，嗆得我幾乎要窒息。
眼前的景象，更是讓我整個人都驚呆了。
這哪里是車廂，這分明就是一個塞滿了人的巨大罐頭。
過道里，行李架上，座椅底下，密密麻麻地擠滿了人。他們有的抱著巨大的編織袋，有的扛著鋪蓋卷，有的提著裝滿了土特產的鐵皮桶。
人們見縫插針地站著、坐著、蹲著，甚至躺著。連廁所的門口，都站了好幾個人，正焦急地拍著門。
我背著帆布包，艱難地在人縫中穿行，每走一步，都要說上好幾句“對不起，借過一下”。人們的臉上，大多是麻木和疲憊。
孩子的哭鬧聲，男人打牌的吆喝聲，女人聊家常的笑聲，交織在一起，震得我耳膜嗡嗡作響。
我好不容易，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找到了一個可以勉強蹲下的角落。我把帆布包墊在屁股底下，靠著冰冷的車廂壁，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哎？小李？是你嗎？”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我頭頂響起。
我抬起頭，看到一張黝黑的、布滿皺紋的臉。是和我同車間的王師傅。他也是我們河南老鄉。
“王師傅，您也在這趟車上？”我有些驚喜，又有些尷尬。
“可不是嘛?！蓖鯉煾翟谖疑磉叾紫拢瑥目诖锩鲆话櫚桶偷摹凹t旗渠”，遞給我一根，“廠子黃了，沒活干了，尋思著去廣東那邊看看有沒有機會。你呢？回家過年？”
我接過煙，點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辛辣的煙霧嗆得我咳了起來?！班?，回家看看。”我沒好意思說自己下崗的事。
王師傅卻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嘆了口氣：“唉，誰不是呢？我兒子跟你差不多大，在二分廠，也下崗了。鐵飯碗，鐵飯碗，砸的時候，比泥飯碗還快。小李啊，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搖了搖頭，吐出一口煙圈，看著煙霧在渾濁的空氣中消散?！安恢馈Ｗ咭徊娇匆徊桨伞！?/p>
王師傅沒再說什么，只是又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夜，漸漸深了。車廂里的喧鬧聲，也漸漸平息了一些。
有人靠著行李打起了呼嚕，有人把報紙鋪在地上，蜷縮著睡著了。寒氣從車廂的縫隙里鉆進來，凍得我瑟瑟發抖。
我靠著冰冷的車窗，看著窗外漆黑的、一成不變的夜景。遠處的村莊，只有零星的幾點燈火，像鬼火一樣，一閃而過。我的心里，一片冰冷，一片茫E然。
這是我人生中，最漫長，也最難熬的一夜。我蹲在那個小小的角落里，被無數陌生的、同樣為生計而奔波的身體包圍著。
我聞著他們身上散發出的汗味和塵土味，聽著他們沉重的呼吸聲和夢囈。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和他們，沒有任何區別。
我不再是那個在軟臥車廂里，穿著干凈衣服，假裝體面的“城里人”。
我只是一個下崗工人，一個前途未卜的農村青年，一個在時代浪潮中，被無情拋棄的失意者。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我想起了父母那期盼的眼神，想起了村里人對我這個“大學生工人”的羨慕。
我該怎么面對他們？我該怎么告訴他們，他們的兒子，那個被他們引以為傲的兒子，現在成了一個沒有工作的失敗者？
絕望，像潮水一樣，將我緊緊地包裹。我把頭埋在膝蓋里，眼淚，終于不爭氣地流了下來。
在硬座車廂里，時間仿佛被拉長了無數倍。我蹲得雙腿發麻，就站起來一會兒；站得累了，就再蹲下去。一夜之間，我仿佛嘗盡了人間的顛沛流離。
天色，終于在無盡的煎熬中，一點點地亮了起來?；疖囬_始頻繁地靠站，車廂里的人，也開始陸陸續續地減少。
火車廣播里，傳來了即將到達我老家那座小縣城車站的通知。我松了一口氣，終于，要到家了。
我隨著下車的人流，向車門口擠去。就在我即將跨出車門的那一刻，一個熟悉的身影，逆著人流，艱難地向我這邊擠了過來。
是那個抱孩子的女人。
我愣住了。“大姐，您怎么過來了？”
她氣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臉上滿是焦急和汗水。
“小兄弟，可算找到你了！我剛才去軟臥車廂找你，列車員說你早就走了。我怕你下車，就一節車廂一節車廂地找過來?！?/p>
我看到，她懷里的孩子，已經不再哭鬧，正安靜地睡著，臉色也紅潤了不少，顯然是已經退燒了。
“孩子沒事了吧？”我關心地問。
“沒事了，沒事了?！彼B聲說道，眼圈又紅了，“小兄弟，真是太謝謝你了。要不是你，我們娘倆昨天晚上，真不知道該怎么熬過去?！?/p>
“沒事，大姐，舉手之勞。”我笑著擺擺手，準備下車。
可她卻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她把我拉到相對僻靜的車廂連接處，然后，做出了一個讓我意想不到的舉動。
她把孩子小心翼翼地用一只胳膊托住，另一只手，伸進了自己貼身的內衣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了一個東西。
那是一個用黃牛皮紙做的信封。信封看起來已經很舊了，四個角都已經被磨得起了毛邊，封口處，還用針線簡單地縫了幾針。
她把那個信封，鄭重地塞進了我的手里，然后用一種不容我拒絕的、壓低了的聲音，飛快地說道：“小兄弟，大姐身上沒帶錢，也沒什么能報答你的。這個你拿著，這是我的地址。你是個好人，一定不能就這么埋沒了。等過完年，你拿著這個信封，來這上面寫的地址找我。你聽我的，一定要來！你來找我，我保證，你一定會有好報的！”
我低頭一看，信封上，用鋼筆寫著一個地址，是北京的某個區。
我哪里肯要。我連忙把信封往回推：“大姐，這可使不得！我幫你不是圖你報答的。這東西我不能要?！?/p>
可她卻死死地按住我的手，態度異常堅決?！澳惚仨毮弥∧阋遣荒弥?，我這輩子心里都過意不去！”
就在我們推搡之間，火車的汽笛長鳴一聲，這是催促旅客趕緊下車的信號。
她不再跟我多說，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復雜得讓我看不懂。
然后，她抱著孩子，轉身就擠進了下車的人群中，很快，就消失在了站臺上那片涌動的人潮里。
我捏著那個還帶著她體溫的信封，站在車門口，一時間有些發愣。
這個人，真奇怪。一個穿著打補丁的棉襖，連臥鋪票都補不起的女人，卻讓我一個下崗工人，去北京找她？還說一定會有好報？
我低頭看了看那個信封，它不厚，里面似乎只裝著一張薄薄的紙。
我心里充滿了困惑和好奇。
這信封里，到底是什么？這個神秘的女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一絲若有若無的希望的火苗，在我那顆早已被絕望和寒冷包裹的心里，悄悄地，點燃了。
回到村里，已經是臘月二十八了。家家戶戶都貼上了春聯，掛上了紅燈籠，空氣里彌漫著一股油炸食物和鞭炮的香味。
父母看到我回來，高興得合不攏嘴。
母親拉著我的手，摸著我消瘦的臉，心疼得直掉眼淚。父親則一邊給我倒水，一邊驕傲地跟鄰居們說：“看，我兒子，在武漢大鋼廠上班的，回來了！”
看著他們那充滿期盼和驕傲的眼神，我心里像被刀割一樣疼。我把早已準備好的謊言，又咽了回去。我不敢告訴他們，他們的兒子，那個被他們視為驕傲的“鐵飯碗”，已經碎了。
然而，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
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年夜飯。
父親喝了點酒，紅著臉問我：“文博啊，你在廠里，現在是個什么職位了？今年年終獎發了多少?。俊?/p>
我再也瞞不下去了。我低著頭，用蚊子一樣的聲音，說出了“下崗”兩個字。
飯桌上的氣氛，瞬間凝固了。母親手里的筷子，“啪”的一聲掉在了地上。父親臉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你說什么？”父親的聲音在顫抖。
“爸，廠子效益不好，停產了。我們……我們都下崗了?！?/p>
“敗家子！”父親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來，指著我的鼻子大罵，“我當初托了多少關系，花了多少錢，才把你弄進那個廠！那是鐵飯碗啊！你說丟就丟了？你對得起我嗎？對得起我們李家的列祖列宗嗎？”
母親則在一旁，捂著臉，嚎啕大哭起來：“我的兒啊，這可怎么辦啊……沒了工作，以后怎么娶媳婦，怎么過日子啊……”
那個年，我是在父母的責罵和眼淚中度過的。
更讓我難受的，是親戚們的冷嘲熱諷和鄰居們異樣的眼光。
大年初二，親戚們來串門，得知我下崗的消息后，那些曾經對我笑臉相迎的叔叔伯伯們，話里話外都帶著一股幸災樂禍的味道。
“哎呀，文博回來了？我早就說，大學生也沒什么了不起的嘛，這不也一樣下崗？”
“還是咱們農村好，有地種，餓不死。去什么大城市，瞎折騰！”
三姑給我介紹了一個相親對象，是鄰村的一個姑娘。
見面那天，那姑娘一聽說我沒了工作，連口水都沒喝，直接站起來就走了，臨走前還扔下一句：“一個下崗工人，還想娶媳婦？做什么白日夢呢！”
那句話，像一根最鋒利的針，深深地刺進了我早已千瘡百孔的自尊心里。
那些日子，我感覺自己就像個過街老鼠，抬不起頭，不敢見人。我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整日整夜地失眠。我一遍又一遍地，拿出那個早已被我捏得皺巴巴的黃色信封。
去北京？去找那個神秘的女人？
這個念頭，像一顆野草，在我心里瘋狂地滋長。
村里人都說，北京騙子多，尤其是專門騙我們這種想去發財的外地人。
我一個下崗工人，身上連三百塊錢都湊不齊，去了北京能干什么？萬一那個女人也是個騙子，我豈不是雪上加霜？
可留在家里，又能怎么樣呢？每天面對父母的嘆息，忍受親戚的白眼，就這樣混吃等死一輩子嗎？
不，我不甘心！
在家待了兩個月，我感覺自己快要發霉了。終于，在一個下著小雨的清晨，我做出了決定。
我把那個信封，小心翼翼地貼身放好。
然后，從我媽藏在柜子底下的錢匣子里，偷偷拿了兩百塊錢。我知道這樣做不對，可我沒有別的辦法了。
我給父母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爸，媽，對不起，兒子不孝。我想出去闖一闖，不混出個人樣，絕不回來。
然后，我背上我的帆布包，揣著那東拼西湊來的、不到三百塊錢的路費，和那個神秘的信封，瞞著所有人，偷偷地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車。
這一次，我買的是最便宜的站票。我知道，這可能是一條不歸路。但對我來說，這也是我唯一的、能夠逃離絕望的，救贖之路。
一九九九年四月，我背著洗得發白的帆布包，站在北京西站的人潮中，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我住進車站附近最便宜的小旅館，一個床位十五塊。第二天，我換上唯一沒有補丁的衣服，拿出那個被我視若珍寶的信封，按照地址出發了。
信封上寫著："朝陽區幸福家園別墅區，A棟12號"。
我坐公交、倒地鐵，打聽了三個小時，終于找到了那里。
可當我站在氣派的鐵藝大門前時，整個人都傻了——高大的門，金色浮雕，兩個穿制服的保安像門神。門后是漂亮得像畫的西式小洋樓。
我要找的那個穿破棉襖的農村大姐，會住在這里？難道我被騙了？
我硬著頭皮走向保安："同志，我找人。"
保安用輕蔑的眼神打量我："找人？預約了嗎？"他冷笑，"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一身土腥味，像個要飯的。我們業主怎么可能認識你這樣的人？滾！"
我被推搡出大門，但我沒走。我不甘心。
我在別墅區門口徘徊了整整三天。白天坐在馬路牙子上盯著大門，晚上在天橋下蜷縮著睡。我每天只吃一個饅頭，就著免費開水。
身上的錢很快花光了。
第三天下午，我只剩最后五塊錢。我決定做最后一搏。
我再次走到大門口，保安拿起警棍："你又來了？再不滾我報警！"
我顫抖著掏出那個快被捏爛的黃色信封："大哥，求您把這個給A棟12號的業主看一下。她要是不認識我，我立刻就走！"
保安猶豫著接過信封。當他看到上面的地址時，臉色突然變了。他立刻拿起對講機，用恭敬的語氣向里面匯報。
十分鐘后，那扇我遙望三天的大門緩緩打開。
一輛黑色奧迪駛出，停在我面前。一個穿西裝、戴金邊眼鏡的中年男人走下車，用復雜的目光盯著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深吸一口氣，開口了：“你終于來了??！”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