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聯(lián)
“爸，下輩子我還做您女兒，行嗎？”病床前，李芳緊緊握著養(yǎng)父王建軍的手，淚如雨下。
1970年寒冬的清晨，24歲的紡織廠維修工在鐵路橋洞撿到一個奄奄一息的女嬰，從此一生未娶，將全部心血傾注在這個與自己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身上。
從奶粉都買不起的窘迫歲月，到女兒考上大學的驕傲時刻，這個平凡男人用三十四年時間詮釋了“父親”二字的全部含義。
直到2003年秋天，兩輛黑色轎車駛入破舊的小院，一個衣著考究的女人顫抖著摘下墨鏡，在滿院落葉中緩緩跪地，喊出了那句埋藏半生的稱呼。
而她身后，還跟著一個誰也沒想到的人……
1970年，我二十五歲，在縣城的紡織廠當維修工。
每月工資三十四塊八，在那個年代，算是還不錯的收入。廠里幾個老師傅給我介紹過對象，見面有兩三次，都沒成。人家嫌我話少，家里又沒老人幫襯。
那年冬天特別冷，十二月剛過一半，河面就結了厚厚的冰。
那天我上早班，天還是漆黑一片。我蹬著那輛二手自行車，沿著廠區(qū)后邊的小路往單位趕。路上一個人都沒有，只有車鏈子嘎吱嘎吱的響聲。
快到鐵路橋洞時，我聽見了哭聲。
細細的，像小貓叫。我捏住車閘停下來，仔細聽了聽。聲音是從橋洞旁邊的水泥管子里傳出來的。
我放下車走過去。管子口塞著些破麻袋，我用手扒拉開，里面是個包袱。打開一看，是個嬰兒，小臉凍得發(fā)青，嘴唇都紫了。
我趕緊把孩子抱出來，裹進自己的棉襖里。孩子在懷里動了動，哭聲小了。
“誰家的孩子扔在這兒？”我朝四周看了看。橋上過火車的轟鳴聲由遠及近，然后又遠去。天色開始泛白，還是一個人影都沒有。
孩子在棉襖里動了動。我低頭看，她睜開了眼睛，黑亮的眼睛直直看著我。那一刻，我心里像是被什么東西撞了一下。
我把孩子帶回了家。
那會兒我住在紡織廠的家屬院，一間十二平米的平房。進屋后我趕緊生爐子，燒了熱水，給孩子擦洗。是個女嬰，看著也就剛滿月的樣子。
鄰居周大姐聽見動靜過來看，一進門就愣住了：“建軍，這哪來的孩子？”
“鐵路橋洞撿的。”
周大姐湊近看了看，搖搖頭：“造孽啊，這么冷的天。你打算咋辦？送派出所？”
我正給孩子裹小被子，頭也沒抬：“我先養(yǎng)著吧。”
“你養(yǎng)？”周大姐聲音都高了，“你一個大小伙子，自己日子都過不利索，還養(yǎng)孩子？”
“總能養(yǎng)活。”我說。
周大姐嘆口氣，幫我找了點舊衣服改尿布。臨走時說：“建軍，你可想清楚了。這養(yǎng)孩子不是養(yǎng)小貓小狗，是一輩子的責任。”
“我想清楚了。”我說。
給孩子取名李芳。李是我母親的姓，芳是希望她像花兒一樣好好長大。
從那天起，我成了個單身父親。
養(yǎng)孩子比我想象的難太多了。
頭一個月，我?guī)缀鯖]睡過整覺。李芳兩個小時醒一次，要喂奶粉，要換尿布。我白天還要上班，只能把她托給周大姐照看，每月給五塊錢。
周大姐家也有兩個孩子，但她心善，總是說：“錢不錢的沒事，孩子要緊。”
廠里師傅們知道了，說什么的都有。
“建軍，你才二十五，撿個孩子養(yǎng)，將來還怎么找對象？”
“就是，養(yǎng)大了也是別人家的。”
我只是笑笑，不多解釋。下班鈴一響，我就第一個沖出廠門，騎上自行車往家趕。心里惦記著孩子是不是哭了，是不是餓了。
工資三十四塊八，奶粉一袋就要三塊多。我開始省吃儉用，中午在食堂只打一個菜，晚飯常常是饅頭就咸菜。但給李芳買奶粉、買小衣服，我從不猶豫。
李芳半歲那年，廠里工會主席給我介紹了個對象。
女方是縣醫(yī)院的護士，姓趙，二十八歲。見面那天，我把李芳也帶去了。
趙護士看到孩子，愣了一下：“這是……”
“我女兒。”我說。
“你結婚了？”她有些驚訝。
“沒有。孩子是我撿的，養(yǎng)了半年了。”
趙護士沉默了一會兒，給李芳剝了顆糖，然后抬頭看我：“王師傅，你是個好人。但我家里情況復雜，母親身體不好，需要人照顧。我可能……沒法接受這樣的情況。”
我點點頭：“理解。”
她走的時候，塞給李芳兩塊錢：“給孩子買點吃的。”
后來又有過兩次介紹，對方一聽我養(yǎng)著個撿來的孩子，就都沒了下文。漸漸地，也就沒人再給我說親了。
我不覺得遺憾。每天下班回家，看到李芳伸出小手要我抱，心里就滿滿的。
李芳三歲時，該上幼兒園了。廠辦幼兒園一個月六塊錢，對我來說是筆不小的開支。但我還是給她報了名。
報名那天，李芳背著我用舊布給她縫的小書包，在院子里跑來跑去，逢人就說：“我要上學啦！”
周大姐看著直笑：“這孩子，靈得很。”
1977年，李芳七歲，上小學了。
那年我通過考核，從三級工升到四級工，工資漲到四十六塊五。日子稍微寬松了點。
李芳讀書用功，成績一直很好。每次開家長會，老師都會表揚她。
“王師傅，李芳又考了雙百。這孩子聰明，你要好好培養(yǎng)。”
我搓著手笑：“是老師教得好。”
但孩子大了，煩惱也來了。
有一天李芳放學回來，書包一扔就趴在床上哭。我嚇了一跳，趕緊問她怎么了。
她抬起哭花的臉：“爸，他們說我……說我是撿來的野孩子。”
我心里一緊，在她床邊坐下。
“芳芳，”我慢慢說，“你確實不是爸爸親生的。但爸爸對你，跟親生的沒兩樣。”
“那我的親爸親媽呢？他們?yōu)槭裁床灰遥俊崩罘佳蹨I又下來了。
我給她擦眼淚，手有些抖：“爸爸不知道他們是誰。但爸爸知道，你是好孩子，是爸爸的寶貝女兒。”
李芳撲進我懷里，哭得更大聲了：“我不要找他們，我就要爸爸！”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看著身邊熟睡的孩子，我想了很多。養(yǎng)她八年，從沒后悔過。但孩子終歸會長大，會有自己的心事。我能做的，就是給她足夠的愛，讓她知道，這個家永遠是她的依靠。
1982年，李芳十二歲那年，我父親去世了。
父親在老家臥床兩年，我每個月寄十塊錢回去。臨終前，他拉著我的手說：“建軍啊，爹對不住你，沒給你成個家。但你把芳芳養(yǎng)得這么好，爹走得安心。”
我握著父親干枯的手，說不出來話。
他又看看站在床邊的李芳：“芳芳，要孝順你爸。他這輩子，不容易。”
李芳哭著點頭：“爺爺，我會的。”
父親走后，老家就沒什么親人了。我和李芳，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1984年，李芳十五歲，考上了市里的重點高中。
錄取通知書來的那天，我們倆對著那張紙看了好久。
“爸，我考上了。”李芳聲音有點顫。
“好，真好。”我拍拍她的肩。
但高興過后，現(xiàn)實問題就來了。市一中是寄宿制，學費加住宿費，一學期要一百五十塊。我每月工資五十二塊，除去生活費，攢不下多少錢。
李芳看了看通知書上的費用明細，小聲說：“爸，要不我還是上縣中吧，縣中不要住宿費。”
“那不行。”我斬釘截鐵，“市一中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錢的事你別操心，爸來想辦法。”
我開始利用休息時間接私活。廠里誰家的縫紉機壞了，自行車出問題了，我都去修。晚上回家，還從街道領手工活——糊火柴盒，糊一個掙兩分錢。
常常一糊就是半夜。李芳作業(yè)寫完了也來幫我，手指被漿糊泡得發(fā)白。
“你去睡覺，明天還要上課。”我趕她。
“爸，您也早點睡。”她不肯走。
有次糊到凌晨一點，我抬頭看見李芳趴在桌上睡著了，手里還拿著沒糊完的火柴盒。燈光下，孩子的臉已經(jīng)有了少女的輪廓。我心里一陣酸澀，又一陣欣慰。
高二那年冬天，我在車間檢修機器時出了事故。
一臺老式織布機的傳動軸突然松動，我伸手去扶，右手被卷了進去。幾個工友趕緊拉閘，把我送到醫(yī)院。
右手食指和中指骨折，雖然接上了，但留下后遺癥，陰雨天就疼得厲害，握東西也使不上勁。
廠里按工傷處理，賠了我一千二百塊錢。
李芳從學校趕回來時，我已經(jīng)出院在家休息了。
“爸，您的手……”她看到我纏著紗布的手，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
“沒事，養(yǎng)養(yǎng)就好了。”我故作輕松，“你快回學校去，別耽誤功課。”
“我不回去了。”李芳擦擦眼淚，“我在家照顧您。”
“胡說！”我難得對她發(fā)火，“馬上要高考了，你敢耽誤學習試試？”
李芳咬著嘴唇，眼淚在眼眶里打轉。
我語氣軟下來：“芳芳，爸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考上大學。你要是為了爸耽誤了前程，爸這輩子心里都不安生。”
李芳最終回了學校。走之前，她給我換了藥，做了頓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
1986年夏天，高考成績出來了。李芳考了五百七十六分，被上海一所重點大學錄取。
拿到錄取通知書那天，我的手又抖了起來。這次不是因為傷，是因為激動。
“爸，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李芳抱著我又哭又笑。
“好，好，爸就知道你行。”
高興過后，愁事又來了。
大學一年的學費加生活費，要兩千多塊。我手里只有工傷賠的那一千二，還差一大截。
我去找車間主任，想預支半年工資。
主任很為難：“建軍，不是我不幫你。廠里現(xiàn)在效益不好，工資都發(fā)得斷斷續(xù)續(xù)的，哪還有錢預支啊。”
我蹲在車間門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主任跟出來，遞給我一個信封：“這是我個人借你的五百。你先拿著，不夠再想辦法。”
我握著那個信封，喉嚨發(fā)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又找親戚朋友借了一圈，勉強湊夠了第一年的費用。
送李芳去上海那天，我起了個大早，給她煮了雞蛋面。吃飯時，我從抽屜里拿出一個布包。
“芳芳，這里面是一千八百塊錢，你拿著。”
“爸，家里還有錢嗎？”李芳沒接。
“有，有，你別操心。”我把布包塞進她行李最里層，“到了學校，該吃吃，該用用，別太省。錢不夠了就給爸打電話。”
其實家里只剩不到八十塊錢了。但我沒告訴她。
火車站臺上，李芳趴在車窗上朝我揮手。火車慢慢開動，越來越快，最后變成一個黑點。
我站在原地，眼淚終于掉了下來。
李芳上大學后，我每個月要給她寄兩百塊生活費。
我那點工資根本不夠。除了廠里的工作，我開始去建筑工地找零活。五十多歲的人，和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一起搬磚、扛水泥。一天下來，腰都直不起來。
但我每個月都按時去郵局匯款，從沒遲過。
電話費太貴，我們約定每兩個星期通一次信。李芳的信總是寫得很長，說學校的生活，說上海的樣子。我的回信很短，總是那幾句：“爸很好，別惦記，好好學習。”
大三那年，李芳在信里說，她申請到了助學金，讓我少寄點錢。
我回信說：“助學金是你該得的，爸該寄的還是得寄。你在上海開銷大。”
其實那時我已經(jīng)查出了胃潰瘍。醫(yī)生說要住院治療，我舍不得花錢，只開了點藥回家吃。
1990年春節(jié)，李芳帶了個男孩子回家。
“爸，這是我同學，陳偉。”李芳介紹道，“我們在一個系。”
陳偉個子高高瘦瘦的，戴副眼鏡，很斯文。他見我有些拘謹，恭恭敬敬叫了聲“叔叔”。
“爸，陳偉家也是咱們省城的，學計算機的。”李芳說這話時，臉微微紅了。
我看看陳偉，又看看李芳，心里明白了幾分。
那個春節(jié)，陳偉在我家住了五天。小伙子很勤快，幫我修好了漏水的屋頂，還給家里拉了新的電線。他知道李芳的身世后，很認真地對我說：“叔叔，您不容易。以后我會和李芳一起好好孝敬您。”
李芳在旁邊，眼睛紅了。
1992年，李芳畢業(yè)了，被上海一家外資公司錄用，月薪九千塊。
她在電話里告訴我這個消息時，聲音激動得發(fā)抖：“爸，我有工作了！以后我養(yǎng)您！”
我握著話筒，笑得合不攏嘴：“好，好，爸等著享你的福。”
1993年秋天，李芳和陳偉結婚了。
婚禮在上海辦，不大，但很溫馨。我穿著李芳給我買的新西裝，坐在主桌，看著女兒穿著白色婚紗走來。
那一刻，我眼前閃過很多畫面：橋洞里的包袱，第一次睜開的眼睛，背著小書包上幼兒園，高考前的挑燈夜讀……
李芳和陳偉來給我敬酒。李芳眼睛濕濕的：“爸，謝謝您。”
“傻孩子，謝什么。”我拍拍她的手。
陳偉的父母也來了，都是省城中學的老師，知書達理。陳偉的母親拉著我的手說：“王大哥，您把李芳培養(yǎng)得這么好，我們全家都感謝您。”
婚禮后，李芳想讓我留在上海。
“爸，您就跟我們一起住吧。我和陳偉照顧您。”
“不了，”我搖搖頭，“爸還要上班呢。等退休了再說。”
“可是您一個人在家……”
“一個人習慣了。”我笑笑，“你們小兩口好好過日子，別總惦記我。”
其實我是怕給他們添麻煩。年輕人有年輕人的生活，我一個老頭子，還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自在。
1995年，我六十歲，正式退休了。
退休金每個月八百三十塊，在縣城夠花了。李芳每個月還給我寄一千五，我都存進銀行，舍不得動。
“爸，您怎么不花錢？”李芳每次打電話都問。
“我一個老頭子，花不了什么錢。”
“那錢就是給您花的，您別省。”
“好好好，知道了。”我總是這么應著，但依舊節(jié)儉。
1997年，李芳生了女兒，取名陳悅。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去上海看孫女。抱著那個軟軟的小生命，我的手有點抖。
“爸，您看悅悅像誰？”李芳靠在床邊問。
我仔細看了看：“眼睛像你，鼻子像陳偉。”
“嘴巴像爺爺呢。”陳偉在旁邊笑著說。
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月。李芳和陳偉又要我留下來，我還是沒答應。
“等悅悅再大點，能上幼兒園了，我再來長住。”我說。
其實我心里清楚，兩代人生活習慣不同，住久了難免有矛盾。我不想讓孩子們?yōu)殡y。
回到縣城，家里更安靜了。但我養(yǎng)成了每天寫日記的習慣，記些日常瑣事，等李芳打電話時，能跟她說說。
1999年，李芳升職了，當上了部門主管，年薪三十五萬。她給我的生活費漲到每月三千。
“爸，您該吃點好的，別總湊合。”
“知道了，爸今天燉了排骨。”其實我中午吃的是青菜面條。
2000年春天，我咳嗽越來越厲害，去醫(yī)院檢查，是慢性肺炎，需要住院。
我沒告訴李芳，自己在縣醫(yī)院住了二十天。出院那天，還是被來家里找我的老同事說漏了嘴。
李芳當天晚上就飛回來了。
“爸，您生病為什么不告訴我？”她眼睛紅紅的。
“小毛病，不想讓你擔心。”
“什么小毛病？醫(yī)生說是肺炎！您都七十了，能是小毛病嗎？”李芳又急又氣。
我看著她著急的樣子，心里暖暖的，又有點愧疚。
李芳在上海待了十天，把我的醫(yī)藥費全結了，還請了個護工張阿姨照顧我。
“張阿姨，我爸就拜托您了。”李芳臨走前叮囑。
“放心吧，我會照顧好王師傅的。”張阿姨是下崗女工，人很實在。
有次張阿姨問我：“王師傅，李芳不是您親生的，您為她付出這么多，值得嗎？”
我正給窗臺上的花澆水，頭也沒回：“值得。她過得好，我就值了。”
2003年，我七十四了。
身體明顯不如從前，走路慢，上下樓喘得厲害。李芳幾乎每個星期都打電話，催我去上海。
“爸，悅悅都上小學了，天天念叨想爺爺。”
“等天暖和點，爸就去。”
其實我心里有數(shù)。這幾年，身上的毛病越來越多，胃病、肺病、關節(jié)炎。我怕去了上海，真病倒了，給孩子們添麻煩。
十月的一個下午，天氣很好。我坐在院子里曬太陽，手里拿著李芳和悅悅的合影看。
門外突然傳來汽車的聲音。
我們這棟老家屬院，平時很少有車進來。我放下相框，慢慢站起來往外看。
兩輛黑色的轎車停在院門口。前面那輛的車門開了，下來一個穿深色套裝的女人。她戴著墨鏡，身后跟著兩個年輕人。
我以為是誰家來了親戚，沒在意，準備坐回去。
“請問，這里是王建軍先生家嗎？”女人開口了，聲音有點啞。
我愣了一下：“我是王建軍，您找誰？”
女人摘下墨鏡。我看清她的臉——五十多歲的年紀，保養(yǎng)得很好，但眼睛周圍有明顯的皺紋。她的長相，有種說不出的熟悉感。
她看著我，嘴唇動了動，沒發(fā)出聲音。眼淚突然就從她眼里涌了出來。
她聲音顫抖著，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
我徹底僵住了，手里的相框掉在地上，玻璃碎了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