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您是李向陽先生吧？我是趙衛東的兒子趙磊 —— 我爸走之前，讓我把這個給您父親。”
2011 年深圳的初夏，空調風還帶著涼意，我卻在辦公室門口撞見了這樣一個攥著舊筆記本的男人。
他襯衫袖口磨得發白，褲腳沾著長途汽車的塵土，懷里那本硬殼日記的封皮被摸得發亮，邊角卷成了淡褐色的波浪，像極了我記憶里 1991 年那個夏天，父親被從農資站架出來時，攥皺的那頁開除通知。
沒人會忘 1991 年的事。那年我 8 歲，妹妹剛滿月，父親還是縣農資站的供應科科長，手里管著全縣的化肥調配，家里的糧票、煤票總堆在抽屜最上層。
可一封匿名舉報信毀了一切 —— 醫院的出生證明、鄰居的證詞，連母親買奶粉的收據都被附在里面。
全社大會上，父親最信任的同事趙衛東站出來說 “要大義滅親”，轉天父親的公職就沒了，我們從單位分的房子搬到城郊漏雨的小平房，父親去碼頭扛 60 斤的化肥袋，肩膀磨出血也不敢歇，就為了給發燒的妹妹湊 20 塊醫藥費。
二十年過去，我接手了父親的外貿公司，他早已不常提當年的事，只是那個裝著舉報信復印件的鐵盒，始終鎖在書房最里面。
可眼前的趙磊，卻把一本比鐵盒里的紙更舊的日記遞過來，指尖的繭子刮過日記封皮時，我突然想起父親曾說過的話：“趙衛東這輩子，就沒干過一件敞亮事。”
趙磊的聲音發顫，突然 “撲通” 一聲跪了下去，“當年的事…… 我們錯了。”
這個遲到了二十年的真相，究竟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
我叫李向陽，今年39歲，如今是深圳一家外貿服裝公司的總經理。
但每當我走進父親李建軍的書房，看到那個鐵盒里壓著的舉報信復印件——紙張邊緣發脆，字跡洇著當年的墨痕，就會瞬間跌回1991年那個悶熱的夏天。
那封匿名信，像一把刀，劃破了我們家原本安穩的日子，也刻下了父親半生的起落。
1991年7月，河源縣醫院產房外的梧桐樹上，蟬鳴聒噪得讓人煩躁。
父親李建軍攥著衣角，手心的汗把的確良襯衫浸濕了一大片。
他那年33歲，是縣農資站的供應科科長，手里管著全縣的化肥、種子調配，是單位里最年輕的中層干部——論能力，他跑遍了全縣20多個鄉鎮，能準確報出每個村的耕地面積；論口碑，下鄉時農戶總留他吃晌午飯，塞給他自家種的黃瓜、西紅柿。
“李科長，是個閨女，母女平安！”
護士掀開布簾的聲音，讓父親緊繃的肩膀松了一瞬，但緊接著，眉頭又擰成了疙瘩。
這是我們家第二個孩子，我妹妹李向紅。
那年頭，計劃生育政策抓得嚴，“超生”兩個字對吃公家飯的人來說，就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我當時8歲，已經上了小學二年級，知道父親為什么愁——前陣子單位開大會，書記還特意強調“誰違反政策，就砸誰的鐵飯碗”。
母親王秀蘭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卻笑著，把妹妹裹在碎花襁褓里遞到父親面前：“你看這眉眼，多像你，雙眼皮隨你。”
父親勉強笑了笑，指尖碰了碰妹妹軟乎乎的臉蛋，心里卻在打鼓：他原本盤算著，自己是農資站的“業務骨干”，去年幫單位談成了省里的化肥調撥單，挽回了十幾萬損失，領導說不定會“網開一面”；再找親戚托托關系，罰點款，這事總能壓下去。
可他沒料到，第一個來醫院探望的，不是親戚，而是他的“好兄弟”——農資站供應科副科長趙衛東。
趙衛東比父親大4歲，兩人一起進的農資站，當年父親入黨，還是趙衛東做的介紹人。
平時兩人常一起喝酒，誰家有事都互相幫襯：我家換煤氣罐，趙衛東準帶著兒子趙磊來搭手；趙衛東家蓋偏房，父親連著幫了三天忙。
那天趙衛東提著兩罐水果罐頭、一兜蘋果，進門就笑：“建軍，恭喜啊！兒女雙全，這是天大的福氣！”
他湊到父親身邊，壓低聲音說：“你別愁，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打聽了，書記家遠房親戚也超生，就把孩子戶口落鄉下了，罰了五百塊完事。你這邊有動靜，我幫你盯著，咱哥倆啥關系！”
父親當時紅了眼，攥著趙衛東的手說：“老趙，這輩子我記你這個情。”
他哪知道，這句“記情”，后來會變成扎心的刺。
1991年8月中旬，農資站突然通知開全社職工大會。
父親出門前，母親還特意叮囑：“少說話，別跟人起沖突。”
他點點頭，揣著剛托人弄來的“妹妹落戶鄉下”的證明，心里還存著一絲僥幸。
會議室里煙霧繚繞，父親坐在第三排，身邊就是趙衛東。
趙衛東那天穿了件新的藍滌卡襯衫，頭發梳得锃亮，跟父親小聲說：“估計是傳達秋收的化肥調配任務，別緊張。”
可當縣紀委的兩個人跟著站長走進來，父親的心一下子沉了。
站長敲了敲桌子，聲音像冰：“今天通報李建軍同志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經調查，李建軍超生第二胎，證據確鑿！”
父親猛地抬頭，看見站長手里拿著一疊紙：“這是匿名舉報信，附了醫院的出生證明復印件、家屬樓鄰居的證詞，還有李建軍家近三個月的奶粉購買記錄。”
“不可能！”父親騰地站起來，“我妹妹戶口都要落鄉下了，誰舉報的？”
滿屋子的目光都聚在他身上，有同情的，有看熱鬧的。
這時，趙衛東突然站了起來，聲音帶著“痛心疾首”：“站長，各位同事，我有話要說！我是李建軍的入黨介紹人，他犯了錯，我有責任！作為黨員，不能因為他業務能力強就姑息——我堅決擁護組織開除他的決定！”
父親像被雷劈了一樣，盯著趙衛東：“是你？醫院證明、鄰居證詞，除了你，誰能弄到這些？”
趙衛東臉上閃過一絲慌亂，很快又鎮定下來：“建軍，你別血口噴人！是你自己做錯了事，怎么能怪別人？”
站長拍了桌子：“李建軍，你擾亂會場秩序，馬上出去！”
兩個保衛科的人架著父親往外拖，他回頭看，趙衛東正低著頭，嘴角卻藏著一絲得意。
當天下午，父親的開除通知就貼在了農資站門口。
我們家的福利也沒了——單位分的兩居室要收回，糧票、煤票被停發，就連父親每個月58塊的工資，也沒了著落。
那天晚上，趙衛東提著一兜雞蛋來家里，從口袋里掏出300塊錢：“建軍，我知道你難，這點錢你拿著。科長的位置……組織讓我暫代，我也是沒辦法。”
父親把錢扔在地上，紅著眼吼：“趙衛東，你滾！我李建軍就算餓死，也不花你這昧良心的錢！”
趙衛東撿起錢，嘆了口氣：“你這脾氣，難怪……”
話沒說完，就被父親推出了門。
被開除后，我們家的日子一下子掉進了冰窖。
單位收回了房子，我們搬到了城郊的小平房，漏雨的屋頂得用塑料布接著。
母親在街道辦的小五金廠打零工，一天掙 2 塊 5，夠買兩斤玉米面。
我上學的學費 32 塊，母親湊了半個月才湊齊；
妹妹才滿月，母親奶水不夠，一罐 38 塊的奶粉，能省就省，常兌著米湯喂，
妹妹餓得起夜哭，母親抱著她，眼淚掉在妹妹的襁褓上。
父親找活干，卻處處碰壁 —— 農資站的開除通知傳遍了縣城，
工廠不要他，商店嫌他 “有污點”，最后只能去碼頭扛包。
10 月的河源碼頭，氣溫降到 12 度，風刮在臉上像刀子。
父親穿著那件舊軍大衣，扛著 60 斤的化肥袋，從船到倉庫，一趟掙 4 塊 5。
一天下來，他的肩膀磨得出血，晚上回家，母親用熱毛巾給他敷，疼得他齜牙咧嘴，卻從不說一句苦。
有次父親在菜市場門口擺攤賣自家種的白菜，被城管沒收了秤桿，還罰了 20 塊。
那天晚上下著大雨，父親渾身濕透地回家，剛進門就聽見妹妹的哭聲 —— 妹妹發燒到 38.8 度，小臉通紅，呼吸急促。
母親抱著妹妹，眼淚直流：“沒錢去醫院，這可咋辦啊！”
父親沒說話，抓起雨衣就往外跑，敲開了鄰居家的門，
“撲通” 一聲跪下：“張嬸，求您借我 20 塊，我女兒快不行了！”
那天晚上，父親抱著妹妹沖進醫院，輸了兩瓶液，妹妹的燒才退。
回家的路上，父親走在雨里，突然停下腳步，攥著我的手說：
“向陽，爸發誓，就算豁出命，也得讓你們娘仨過上好日子！”
1992年春節剛過，父親做了個決定——去深圳。
當時電視里天天播深圳的改革開放新聞，說那里“遍地是機會”。
父親把家里僅剩的120塊錢揣在懷里，跟母親說：“給我三個月，混不出樣，我就回來掃大街。”
母親沒攔他，從枕頭底下摸出用手絹包著的18塊錢：“路上買碗熱湯喝，別餓著。”
父親坐了兩天兩夜的綠皮火車，到深圳時，身上的錢只剩56塊。
他在布吉的城中村租了個75塊一個月的小單間——沒窗戶，白天也得開燈。
他找過工地小工，端過餐館盤子，直到在布吉布料批發市場幫一個叫陳老板的人扛貨，才算抓住了機會。
陳老板開了家小針織廠，積壓了一批滌綸布料——花色過時了，沒人要。
父親看了布料，跟陳老板說：“這布結實，做工地工裝正好，我在河源跑過鄉鎮，知道工人需要啥。”
陳老板半信半疑：“你能賣出去？”
父親拍了胸脯：“賣出去給我10%提成，賣不出去我分文不取。”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父親每天揣著布料樣本，跑遍了深圳的建筑工地。
他知道怎么跟包工頭談：“這工裝耐穿，洗十次都不變形，比你們現在買的便宜三成。”
靠著在農資站練出的“嘴皮子”和實在，他先拿下了一個建筑隊的3000套訂單，接著又談成了一家電子廠的2000套。
陳老板的積壓布料賣光了，給了父親9800塊提成——這在當時，相當于父親在農資站兩年的工資。
父親沒飄，跟陳老板說：“咱們合伙做外貿吧，我有渠道，您有工廠，利潤五五分。”
陳老板盯著他看了半天，說了句：“行，我信你。”
1992年下半年，他們接了第一個外貿訂單——4萬件T恤，出口到馬來西亞。
這一單，父親賺了2萬8。
他第一時間給家里寄了5000塊，還寫了封信，讓母親把我和妹妹接到深圳。
那年冬天，我們搬進了深圳的三室一廳，我轉學到了當地的小學，妹妹終于能喝上足量的奶粉。
除夕夜，餐桌上擺著雞、魚、紅燒肉，母親吃著吃著就哭了：“建軍，咱們總算熬出頭了。”
父親笑著給她夾了塊魚：“這才剛開始。”
時間一晃到了2011年，我已經接手了父親的公司，父親退居二線，偶爾去公司看看。
那天我正在辦公室處理訂單，秘書進來匯報：
“李總，有個叫趙磊的人找您，說是河源來的。”
“趙磊”這個名字，我有點耳熟——直到一個穿著舊夾克、頭發花白的男人走進來，我才想起，他是趙衛東的兒子，當年跟我一起上過小學。
趙磊比我大兩歲，看起來卻比實際年齡老，手里攥著一個泛黃的筆記本，局促地站在門口：
“向陽，我……我找你爸，有急事。”
我把父親叫了過來。父親看到趙磊，愣了一下，沒說話，讓他坐下。
趙磊打開筆記本，紙張已經脆得怕碰，上面是趙衛東的字跡，歪歪扭扭的：
“1991年7月，建軍家生了閨女，我知道機會來了……舉報信是我寫的，醫院證明是我托親戚弄的，鄰居證詞是我編的……我想當科長，想了好幾年……”
“1995年，我貪了農資站的化肥款，被查了，降了職……這些年，我總夢見建軍在碼頭扛包的樣子，心里不是滋味……”
“2009年，我得了胃癌，知道自己活不長了，跟兒子說，要是有機會，就去找建軍，把筆記本給他，替我道歉……”
趙磊的眼淚掉在筆記本上：
“叔，我爸當年實在沒辦法了……”
他突然“撲通”一聲跪下：
“叔，求您幫我一把，我給您磕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