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沒有犧牲，55年授銜時，能授什么軍銜？

1937年1月20日，南京國民黨高層的辦公桌上，赫然擺著一張讓人看了都要做噩夢的照片。

照片背景是甘肅高臺縣凄厲的寒風，城頭上掛著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這人不是一般的山賊草寇，而是當時震驚西北的紅五軍軍長董振堂。

說句掏心窩子的話，如果這人能活到1955年，那張著名的十大元帥合影里，恐怕得重新給每個人排排座位。

這真不是在這兒瞎吹，咱們今天就來扒一扒這位“鐵流后衛”的真實家底。

大伙可能不知道，董振堂死得有多慘烈。

高臺那一戰，根本就不叫打仗，那就是把紅軍的一塊“心頭肉”給硬生生剜掉了。

當時馬家軍兩萬多騎兵像瘋狗一樣圍著高臺城咬，而城里的紅五軍只有三千來人，連像樣的重武器都沒有。

好多人以為紅五軍是被瞬間沖垮的，其實根本不是，是被活活耗死的。

整整七天七夜，子彈打光了扔磚頭，磚頭扔完了拼刺刀，最后董振堂是在城墻上指揮的時候，被敵人蜂擁而上逼到絕境犧牲的。

這種打法，根本不是在求勝，是在求死，為了給身后的戰友爭取哪怕一分鐘的生機。

最讓人心里堵得慌的是，馬家軍那幫沒人性的東西，不僅殺了他，還把他和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的頭割下來掛在城樓示眾，身子都被肢解了。

這一幕，成了西路軍歷史上最至暗的時刻，也是紅軍戰史上最讓人意難平的一頁。

很多人估計會納悶，董振堂一個保定軍校的高材生，放著好好的國民黨中將不做，為什么非要跑到紅軍里來吃糠咽菜，最后還落得個身首異處？

這事兒吧，說到底還得怪老蔣那個“小心眼”。

董振堂是河北新河人，那是正兒八經的科班出身，畢業于保定陸軍軍校。

在那個年代，保定軍校就是軍隊里的清華北大，葉挺、顧祝同這些大佬都是他的校友。

他最早是跟著馮玉祥混的，屬于西北軍里的絕對精銳。

可是中原大戰馮玉祥輸了個底掉，董振堂這支部隊就被老蔣收編成了第26路軍。

老蔣這人咱們都知道，那是出了名的“任人唯親”，雜牌軍在他眼里那就是后娘養的，甚至連后娘養的都不如。

1931年，老蔣把26路軍調到江西剿共。

這擺明了就是個“一石二鳥”的毒計：讓雜牌軍和紅軍互毆，誰死他都高興，反正消耗的都不是他的嫡系。

董振堂心里那個憋屈啊，眼看著兄弟們水土不服，病死一大片，軍餉還被克扣，還得去打那種毫無意義的仗。

就在這會兒，他做了一個直接改變中國革命進程的決定。

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聯合趙博生，帶著1.7萬人，在寧都起義了。

這可不是一般的起義，這簡直是給當時的中央紅軍送了一份“超級豪華大禮包”。

要知道，當時中央紅軍總共才3萬多人，裝備也就那樣。

董振堂這一下子帶過來1.7萬受過正規訓練、裝備精良的職業軍人，還有兩萬多件武器，800多箱子彈，甚至還有紅軍見都沒見過的無線電臺。

這哪里是起義，分明是給紅軍送來了一條命，讓紅軍的實力原地翻了一倍！

據說當時毛主席高興壞了，后來評價說，寧都起義是“把老虎嘴里的牙給拔出來了”。

加入了紅軍后，這支部隊改編成了紅五軍團，董振堂任軍團長。

咱們看看那時候的配置，紅一軍團長是林彪，紅三軍團長是彭德懷，董振堂是和他們平起平坐的。

而且因為紅五軍團裝備好、戰斗力強，還有一個響當當的綽號——“鐵流后衛”。

為什么要叫后衛？

因為長征路上，最苦、最累、最危險的活兒，基本都被他們包圓了。

大家熟知的湘江戰役，那是紅軍死傷最慘重的一仗，當時就是董振堂帶著紅五軍團在陳家背死死頂住敵人的進攻。

為了掩護中央縱隊過江，紅五軍團底下的紅34師直接全軍覆沒，師長陳樹湘最后斷腸明志，那個慘烈程度，現在想起來都讓人頭皮發麻。

可以說，沒有董振堂在后面死扛，大部隊根本走不完長征。

他這支部隊，就像一道鐵閘，死死擋住了后面追擊的洪水猛獸。

那時候行軍打仗，前鋒稍微好點，能繳獲點東西，后衛最慘，不僅要打仗，連口熱乎飯都吃不上，全是撿前面剩下的。

但董振堂從來沒抱怨過一句，這種職業軍人的素養，在當時的隊伍里真是獨一份。

可惜的是，英雄沒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

長征結束后，紅五軍被編入西路軍，在這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進行了一場近乎絕望的西征。

當時西路軍的任務太重了，又要打通國際路線，又要建立根據地，還要面對馬家軍這種騎兵為主的地頭蛇。

高臺之戰，成了董振堂的絕唱。

當時如果援軍能早到一點，或者如果當時西路軍的指揮能更果斷一點，也許歷史就會改寫。

但歷史沒有如果，只有血淋淋的教訓。

據說高臺城破的時候，董振堂身邊只剩下幾個人，他從城墻上跳下來，還在和敵人肉搏。

他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也沒留給敵人羞辱他的機會，但這幫畜生最后還是沒放過他的遺體。

咱們回過頭來聊聊那個假設：如果董振堂沒死，1955年大授銜他會是什么軍銜？

只要稍微懂點黨史軍史的朋友，心里其實都有數。

首先看資歷，他是紅五軍團的軍團長，這可是主力軍團，和林、彭是一個級別的。

其次看貢獻，寧都起義帶來的那將近兩萬生力軍，簡直是紅軍的救命稻草。

再看戰功，長征路上的“鐵流后衛”，那是一刀一槍殺出來的威名。

雖說元帥的評定有很多政治考量，但以董振堂的資歷，保底也是個大將。

甚至有人分析，考慮到他在原西北軍中的影響力，以及作為起義將領的標桿作用，給個元帥銜也是完全壓得住的。

畢竟，他是少有的正規軍校出身、指揮大兵團作戰經驗豐富的將領，這在當時的紅軍里可是稀缺資源。

但說真的，這些虛名，對于董振堂來說可能根本不重要。

他當初放著國民黨中將的高官厚祿不要，把積攢的幾千塊大洋全部上交黨費，圖的就不是升官發財。

他在入黨申請書里寫得明白：“我當了紅軍，就是為了給窮人找活路。”

高臺城破的那天，寒風凜冽。

董振堂最后時刻的決絕，至今想來都讓人心顫。

他用生命踐行了自己的誓言，雖然他沒有等到新中國的授銜儀式，沒有穿上那身帥氣的元帥服，但在老百姓和歷史的心里，那座屬于他的豐碑，比任何軍銜都要高大。

這就是歷史的殘酷與魅力，有些人活到了最后，成了傳奇；有些人倒在了黎明前，卻成了永恒。

董振堂，就是那個讓人意難平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