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場口血案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我國社會上普遍渴望和平建國，重建家園。1946年1月，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等等力量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當時通過了包括改組政府在內的五項和平建國協議。至少在明面上，沒頭發的那位短暫地同意了和平。政協的決議實際上否定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讓他獨裁。對此國民黨內部的頑固勢力強烈反對，試圖推翻決議，所以政協會議期間以及結束以后，民主團體舉行的演講會就多次遭到國民黨特務騷擾破壞，比如“滄白堂事件”。預示著當時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因為從第四次會議開始，改在了辛亥革命人士的楊滄白紀念堂舉行，所以國民黨特務從第四次會議一直到第八次會議結束，都不斷騷擾會場。1946年1月31日，所謂舊政協閉幕了，在中共和各黨派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之下，國民黨代表也在政協決議上簽了字。所以這個叫“民建”的斗爭方式就取得了一定的勝利。

當然有些人是不甘心的，所以這就發生了大家上學的時候學過的那些事件。

然后為了鞏固這些成果，多個團體決定舉行慶祝的大會。1946年2月10日，當時有數千名各界人士在重慶的較場口舉行集會。他們準備召開陪都各界人士慶祝政協會議成功的一個會。

事實上1946年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剛閉幕，國共簽訂協議“墨跡未干”，就被蔣光頭撕毀，他加緊發動內戰。所以，民建就對此進行了斗爭，這就是剛才說的2月10日準備開這個會。當時要有一大群社會名流出席。由郭沫若、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徐崇林等組成大會主席團，邀請周恩來、董必武、邵力子、孫科、沈鈞儒、李燭塵等各界代表出席講話。大會的主席是李德全，就是馮玉祥的夫人，也就是說這也是當時一大群有分量的人士，但是重慶市的國民黨黨部派出了一些混不吝的特務和下三濫，準備直接用暴力破壞會場。帶頭的是國府重慶市農會理事劉野樵。

在早上大會準備開始的時候，劉等等人就強行搶上了主席臺，因為他們占了會場前面的位置，就是屬于那種來者不善，往前硬擠的。然后他們就自稱主席，并要求立即開會，真正的主席團成員委婉的拒絕他們，還禮貌地告訴他們不要這樣。當然，這些暴徒一點不客氣，老知識分子們跟他說要民主不要暴力，他們說“民主你媽的某某……”預先混到會場的有五六百名特務和暴徒，開始趁亂拿著棍子到處打人。這樣整個氣氛全亂套了。這些人沖向了主席臺，抄起凳子和刀子，把李公樸胡子都揪掉了很多還帶著血，用鐵尺打破他的頭，當時就血流不止，把人從主席臺上一腳踢到臺下邊去……這些人本來就是念了幾十年書的文化人，沒見過這副陣仗，而且年齡也很大了，根本不是流氓的對手。這些人還以為講理就行呢，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兒。當時的施復亮被人追著打，他到一間小店躲著，后來被胡子昂用車救走了。馬寅初的報告稿被奪走，他的馬褂被人扒了，打了一身傷；郭沫若也很倒霉，眼鏡被打飛了，手也被人刺傷了，章乃器也被打傷了。還有沈鈞儒，差不多古稀的人也被人追著到處打。當時包括這些代表和民主人士，至少有60多人受到人身傷害。這就是較場口血案，因為重慶是陪都，這件事兒又被稱為陪都血案。

筆者認為，民建人士在會場挨打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人士、或者是其他一些民主界的人士，他們對光頭政府的殘忍和頑固認識是仍然不夠的。也就是說資產階級革命的軟弱性又表現出來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很幼稚，總是對這樣的獨夫民賊劊子手有點兒幻想，不知道這是要動真刀真槍，是你死我活的，他們總是覺得坐下來談談，大家都當君子就好辦了，關鍵人家根本不是君子，從前湘江的血戰就說明了這個問題，所以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所以什么叫槍桿子里出政權？光靠一群念書的人，在那兒很文明地講話，那不行，民主和平不會這樣就給送給你了。

全國人民都知道這次慘案了，都表示非常憤慨。當時有數十家報社都見報了，《大公報》、《新華日報》等等都報道了。認字的人自己會看，不認字的人也有人念給他們聽了。當時的周恩來同志到場維持秩序，畢竟他背后有著一個很大的力量，而且在國共兩黨都有根基，當時這些人也確實由于他身份的緣故，沒有敢對他直接下手。所以在那個亂世時候有軍權和政治資本還是有好處的。別看其他有些人當時在民主各界和文化界，好像哪哪都有他很有名望，但是暴徒揍他的時候，可不管他是不是著名知識分子。

慘案過后，周恩來、鄧穎超、廖承志等同志到醫院慰問這些傷員，董必武、王若飛、李竹晨等等人聯名向光頭提出了抗議，但是他就裝傻。另外還有黃炎培等四十三人聯名致電當時的國府，要求將暴徒繩之以法，還有受害人士們向法院起訴。

愛國將領馮玉祥先生也寫詩痛罵這件事情。他說，“……開個慶祝會，本來是很對！會竟沒開成，民眾被打退。對著主席臺，居然發大威。有的破口罵，有的磚頭飛。章乃器被打，李公樸被毀。郭沫若受傷，施復亮挨捶。……”

但是國府當局就開始歪曲事實，顛倒黑白。他們的邏輯很混亂，他們總不能說這么大歲數的人跑那兒去自己打架玩的。但是他們還說要解散這個“民主建國會”，也就是說他們假和平、真內戰的嘴臉，裝都不裝了。這也就說明，人民在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中，還是要經歷戰斗的洗禮。在當天晚上進行抗議之后，2月13日周恩來同志與多名政協代表聯名向蔣光頭繼續提交書面抗議。民主建國會等等23個團體迅速發布了《向全國同胞控訴書》。

當然剛才說了，國府的中央社就歪曲事實了，所以各界和全國人民也引起了更大的公憤。當時這個政治環境的空氣急劇惡化，1946年3月，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公然推翻了政協關于民主憲政的決議。到了4月，蔣光頭就聲稱政協決議不能代替訓政時期約法，這個就是直接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

另外在血案之后，國府特務們的暴力行動是變本加厲的，到了2月下旬，重慶的《新華日報》和《民主報》的營業部相繼就被暴徒們搗毀了。在這之后，這件事件其實還沒有徹底結束。等到了7月，在本來稱作春城的昆明又發生了大慘案。大家以前上學的時候也看到過，那個就是課本上說過的李聞慘案。下次另外再說。

重慶這件慘案發生之后，就是原本很多對國府和國民黨抱有幻想的人士們徹底認清了假和平、真內戰，假民主、真獨裁的本質。當年的親歷者曾經留下證言，這件事讓青年一代更加堅定了斗爭的決心。

后來這件事件的主犯們也得到了他們應有的下場。劉野樵在重慶市解放之后潛逃了，組織了土匪的武裝到處危害人民，但是我國在解放之后，除了抗美援朝和全民掃盲，還有一個偉大的壯舉就是剿匪。所以劉于1950年6月在川康邊境被人民解放軍剿匪部隊擊斃。另一個袁西培，也在解放后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依法判處死刑。

所以1946年初的較場口血案確實是二戰之后中國從和平談判走向解放戰爭的關鍵轉折點之一，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對民主極端仇視，所以所謂的內戰就不可避免了，這個是他非要打的。這個血案用鮮血證明了國府獨裁的本質，也加速了全國愛國民主力量在事實教育下的覺醒和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