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胡適、楊小凱和他，回答了同一個問題——文化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

當下最充塞網絡的，也許是各行各業對“出路”的討問：企業的出路在哪？教育的出路在哪？醫療的出路在哪？......

一個人陷入胡同，也許是路癡；所有人都走不出來，這條胡同就很可疑了。深思之，隨處可見的“出路之問”，歸根結底，也許是對“中國向何處去”的集體追問。事實上，歷史早已證明，任何變幻莫測的國際風云，緊接著就是格局重組，而今天正逢其時。

1905年，梁啟超提出“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問就是百年。其實，百年間我們有過三個方案，能解答今天的一切焦慮。坊間對此有個比喻：關于“中國病”，魯迅看得最全面，胡適的“藥方”最靠譜，楊X凱則提供了最好用的“藥引子”。

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三個維度：

國民性、制度、信仰

① 魯迅：改變中國，關鍵在改造國民性

黑格爾說，“一切屬于精神性的東西，都離中國人很遠。”魯迅一生所作的，正是對這句話的回應，他要讓中國人“擺脫冷氣向上走”。他因此棄醫從文：

“醫學只能強身健體，我要改變他們的精神。”

改變中國，關鍵在改變國民性。《魯迅全集》中煌煌上千萬字，或者像匕首，或者像投槍，給“中國病人”做了最全面的診斷、最不留情面的暴露，在觸及人的靈魂方面，其深其廣，冠絕古今。

魯迅是深刻的和無奈的，非常時期，他選擇文學作為批判的武器，對一個普遍蒙昧的民族，這是最快捷的方式——即使無法實現啟蒙，至少也拍一磚頭將人震醒。阿Q、閏土、祥林嫂、孔乙己，這些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國人形象”，讓一個古老的民族陡然一驚，無數人開始審察自己，魯迅死后的棺材上，因此被覆上一張題有“民族魂”的大旗。

② 胡適：改變中國，重點在改造制度

魯迅要通過改造個人繼而改變國家，胡適則要通過改變制度改變國家。 202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制度和繁榮的強相關研究，不期然，與百年前的胡適發生了呼應。

胡適從“二十年不談政治”到成為國民黨“諍友”乃至“訓政”代言人，重要原因是他的“制度先行論”和孫中山相當合拍。他認為，個人靠思想解放，社會靠制度解放。他對國民性的評估和魯迅并無二致，在一封回復梁漱溟的信里他說：帝國主義不是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愚昧才是”。但他決定從另一個角度“改造國民性”：“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胡適因此著力于建立文明的新制度，只有先建立起基本制度，才能訓練出合格的國民，民主政治的運作本身就是最好的啟蒙：“我們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卻能使人不敢輕易為惡。”胡適的一生，以“進一寸有進一寸的歡喜”之心態，錨定制度建設不放松，這就是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③ 楊X凱：改變中國，根本在改造信仰

謬誤是真理的影子。隨著以胡適為代表的“制度先行論”被越來越多人看重，“唯制度論”也隨之盛行，認為制度一改、好運自然來。

事實上，好的制度只是國家繁榮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條件。所以，復刻美國制度的利比里亞、海地、菲律賓以及當年北洋時期的民國，很快就陷入衰敗、混亂。

一生關注祖國的著名經濟學家楊X凱，因此提出“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不同的信仰決定行為差別，對制度實施有巨大的能動作用。

第一因理論為后發國家的轉型樹立了明確導引，尤其相信所謂“后發優勢”的國家——后發國家如果只是模仿技術乃至一般性制度，短期會帶來增長，但會埋下重大隱患，最終導致經濟全面崩潰。

這是對以“后發優勢”掩蓋“改革”本質，以及“東施效顰”國家的最好總結。楊X凱說，“一定要先做學習成功制度的好學生，壞學生沒有資格講制度創新。”學者趙曉因此說，“探索中國變革的出路，楊X凱一直走在華人思想界最前沿。”

承載三個方案的同一容器：

“中國向何處去”等于

“中國文化向何處去”

上述三個方案影響巨大，各自擁有無數粉絲，然而，正如開篇所述，為什么很多人依然感覺去路茫茫？

一個令人遺憾的原因是，這三個方案常常被對立起來，實踐過程中，魯迅的粉絲隔絕“制度派”，胡適的粉絲屏蔽“信仰派”，諸如此類，不僅難以彼此成全，甚至互相掣肘，導致雙輸。

其實，這種對立毫無必要，也毫無道理。胡適說，“世間的爭論，十分之九都是名詞的爭論。”基于文化的無所不包，對“文化”概念的認知混亂，最常見，影響也最深遠。

如果讀過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不難發現，國民性、制度和信仰，其實是文化在不同層面的三種面向，文化是盛載三者的同一容器：

① 所謂國民性，就是文化基因

魯迅說“國民性不改，一切照舊”，殷海光則進一步認為，“國民性是基本人性在不同文化下的具體表現”，文化不同，人性就有差異性表現，同一人種也不例外。因此，真正要動的，是“文化”。

所以，殷海光對傳統的批判，雖然同樣循“劣根性”出發，但工具是一把把理論的手術刀——他綜合社會學、人類學、邏輯學和心理學等知識，將“劣根性”還原成可視化、可量化的因子，不再是可以任意解讀的“情感”，是迄今全世界同類著作中最嚴謹的一部。

殷海光獨創天朝型模世界觀，魯迅筆下的“劣根性”被一網打盡。在這下面，他深挖出傳統文化的一條條基線，它們的互相纏繞，鑄造了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比如，以家族中心主義為原則的家族堡壘化、以濡化難為特征的社會通體化、層級凝滯化、獨斷精神、泛孝主義等等，每一個具體的“劣根性”，都能找到對應基線。

傳統士大夫習慣于通過“體悟”看世界，而殷海光的剖析是科學的、理性的，他說，“人生體驗如果不經過思想技術的處理，是不能成為知識的。”當“劣根性”不再只是現象，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被殷海光予以了精準落地。

② 所謂制度，就是文化的工具化

胡適說，“一個骯臟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空談道德，最終會變成正常國家；一個干凈的國家，如果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最終會墮落成骯臟國家。”

殷海光同樣認為，要想建立既有法律底線又有道德的社會，基于人性的弱點，制度的約束性要超過文化的引導性，但他用邏輯推導出“文化是制度之母”：無論后來的相輔相成有多復雜，最初都是文化催生出制度。任何制度的建立，首先要考慮它背后的“文化支撐”是否足夠，好比造扳手，先要考慮材質是否夠硬。制度建設，一定要植根于本土文化，跳脫出本土文化的制度，要么崩潰，要不由于強行適應而變得面目全非，流沙上蓋的房子必然傾覆。

殷海光為胡適的“制度先行論”進行了深厚的理論培土。他對很多人熱衷的“全盤西化”、“中體西用”進行了剖析，給出讓人無法反駁的結論：全盤西化既不可能又無必要，而中體西用只是空想。一切制度建設，必須以兼收并蓄為態度，才不會夭折于一開始的“排異性”，也只有如此，胡適的“進一寸”才會收獲“進一寸的歡喜”，而不是進一寸、退兩寸。

③ 所謂信仰，就是文化的核心

楊X凱發現，經濟上能使自由秩序不斷擴張的只有基督教，從而提出信仰是制度第一因，遺憾的是他英年早逝，來不及理論構建。

可以告慰他的是，殷海光此前四十年，已將信仰判定為文化的核心構成，并對中西信仰進行了調和而非定基督于一尊，顯然更適合中國人。

殷海光的晚年，從堅定的無神論者變成堅定的信徒。他認為，信仰是所有文化的核心，人的安身立命唯憑信仰，沒有信仰就會只看重現世，虛無主義、無法無天等將大行其道，加劇各種“劣根性”的肆虐。某種角度講，殷海光的理論更勝于布道，極具牽引力。

然而，問題是本土信仰缺乏彼岸意識，稱不上真正的信仰——比如，佛祖只是一個覺悟了的人——這樣的文化生態，很難自我走向現代文明。

但是，皈依上帝對中國人來說并不是“最優解”，殷海光打通中西，奠定本書傳世地位的“信仰融合論”就此誕生，他并發出三千年中國從未有過的天問：“有人說基督教義涵育著自由、平等和博愛，所以容易導出民主政治，而孔制里沒有這些東西。要建立民主就必須排除孔制。我要問：孔仁孟義，再加上墨氏兼愛，為什么一定不能導出民主？”

這個論證過程嚴謹而奇妙。殷海光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讓人嘆為觀止：他對孔仁孟義、佛家慈悲和基督博愛的深度融合，為中國文化開辟出一個全新的形態。

英國學者羅素說，只要文化問題解決了，一切問題都能解決。殷海光則是為數不多能駕馭“中國文化展望”這一話題的人物。

為什么是殷海光？他是民國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金岳霖的高足，終生與世界知名學者如羅素、波普爾、哈耶克、愛因斯坦等保持密切聯系，現代科學精神是他的學術靈魂。

他國學功底深厚，尤其對中國古典政治思想和儒釋道三教，有著深刻而不同凡響的見解，并因此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的一生短暫，但閱歷不凡，由學生而士兵，由報人而教授，他的學生、著名學者張灝說，“他的每一個觀點，都沾滿現實之灰。”

從五十年代初直到去世，他幾乎是孤軍奮斗，不僅寫有一篇篇戰斗檄文，后半生更是直接跟黑暗勢力以命相搏。他因此被譽為“中國思想界的烈士”。

1966年1月，耗盡殷海光心血的《中國文化的展望》出版，《人的行為》譯者夏道平在本書中畫線加杠，隨處寫下“妙”字眉批。

他的學生林毓生當時在美國留學，立刻寫信告訴老師，“第一個感覺，在大學念書的應該人手一冊”。

六個月后，一紙公文，此書“閉市”，理由是“反對傳統文化精神，破壞社會倫常觀念”。此后的十余年，本書以“盜版”方式，完成了對青年的現代性啟蒙。

1969年，殷海光去世，有生之年沒看到他所期盼的自由社會。但他用一生時間對威權的沖擊，他的激揚文字和深邃思想，最終推動完成了島上的轉型。學界公認：沒有殷海光，就沒有今天的中國臺灣。

然而，一道海峽，讓殷海光的思想至今不為更多人所知。《中國文化的展望》幾度浮沉，最近更是絕版七年。先知書店深知本書價值，與出版方一起努力復活本書，并按典藏標準做了裝幀設計，還特意增補殷先生兩篇重磅文章，以此致敬先知殷海光，致敬燃燈者殷海光。點擊下圖二維碼，即可收藏：

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