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鄒雷的文學長征與精神地理

　　在江蘇當代文學的版圖上，有一條隱秘而堅韌的河流。它源自淮河之濱的盱眙維橋，流經(jīng)硝煙彌漫的老山前線，最終匯入六朝古都金陵的文化汪洋。這條河流，便是作家鄒雷的人生軌跡。他不僅僅是一位創(chuàng)作者，更是一個時代的“三棱鏡”：一面折射著軍人的鐵血與忠誠，一面映照著知識分子的敏銳與良知，而最底層的那個切面，則永遠深沉地倒映著故鄉(xiāng)的蘆葦與斜陽。鄒雷以二十三年的戎馬生涯為墨，以半生的文學苦旅為筆，在宏大敘事與個體悲歡之間，構筑起了一座獨特的文學豐碑。

　　維橋河畔的胎記

　　文學是記憶的還鄉(xiāng)，而作家的童年往往是其創(chuàng)作生命的最初原點。

　　1965年，鄒雷出生于江蘇盱眙。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淮河奔流，明祖陵肅立，山水之間激蕩著楚漢文化的雄風與淮揚文化的溫婉。童年的鄒雷，生長在盱眙維橋河畔。那里的“杏花村”、奔騰的維古河、以及那一望無際、藏著無數(shù)傳說與秘密的蘆葦蕩，構成了他最初的世界觀。

　　在后來的文學回顧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維橋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更是鄒雷文學世界的“精神臍帶”。他在散文與小說中反復描摹的那種濕潤的、帶有泥土腥氣的氛圍，正是源于這段記憶。那時的少年鄒雷，或許未曾想到自己未來會執(zhí)筆為文，但淮河兒女骨子里的那種質(zhì)樸、豪爽與重情重義，已然在他的血脈中悄然沉淀，成為他日后文學人格中最堅硬的底色。

　　1982年，嘹亮的號角吹響。17歲的鄒雷，懷揣著對英雄主義的懵懂向往，告別了維橋的流水，穿上了綠軍裝，踏入軍營。這一別，便是整整二十三年的軍旅生涯。從蘇北水鄉(xiāng)的清秀少年，到摸爬滾打的鋼鐵戰(zhàn)士，這種身份的劇烈轉換，完成了對他生命意志的第一次淬煉。

　　如果在維橋的歲月賦予了鄒雷感性的柔情，那么軍營則賦予了他理性的剛毅。在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里，他不僅經(jīng)歷了和平年代軍隊正規(guī)化建設的洗禮，更經(jīng)受了生與死的終極考驗——奔赴老山前線。

　　那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軍人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在那片亞熱帶叢林的戰(zhàn)火中，鄒雷親眼見證了青春的隕落與信仰的升騰。炮火、泥濘、犧牲、榮立戰(zhàn)功……這些詞匯不再是書本上的修辭，而是刻入骨髓的生命體驗。這段經(jīng)歷，讓鄒雷比一般作家更早地觸碰到了生命的脆弱與堅韌，也讓他擁有了同代作家少有的“前線視角”。這種視角，讓他日后的文字始終帶有一種金屬般的質(zhì)感，哪怕是書寫最溫柔的情感，也隱隱透著一股錚錚鐵氣。

　　和平年代的軍魂拷問

　　轉業(yè)后的鄒雷，并沒有讓軍人的身份隨著軍裝的脫下而褪色。相反，他將這種身份內(nèi)化為一種文學自覺，開始在文字的戰(zhàn)場上進行新的突圍。他歷任南京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干部、青奧組委會新聞協(xié)調(diào)處處長、一級調(diào)研員等職，身份的轉變讓他有了更廣闊的觀察社會的視野，但他筆下的根須，依然深深扎在軍營的厚土之中。

　　他的早期代表作、長篇小說《城市中校》，便是這種“雙重身份”碰撞下的產(chǎn)物。

　　這部作品之所以在軍旅文學中獨樹一幟，在于鄒雷敏銳地捕捉到了和平年代、尤其是市場經(jīng)濟大潮沖擊下，都市軍人所面臨的獨特困境。主人公朱浩洋，一位身處繁華大都市的中校軍官，他的形象不再是傳統(tǒng)戰(zhàn)爭文學中那個單純的戰(zhàn)斗英雄，而是一個充滿了現(xiàn)實矛盾與人性張力的“立體人”。

　　在小說中，鄒雷以“過來人”的平視視角，精準地解剖了朱浩洋的內(nèi)心世界：一方面，是軍人的天職、榮譽感與體制內(nèi)的紀律約束；另一方面，是個人抱負的施展、家庭生活的壓力以及外面精彩世界的誘惑。朱浩洋在軍地關系、上下級博弈、理想與現(xiàn)實的夾縫中艱難穿行。

　　鄒雷之所以能將這個人物寫活，關鍵在于他為朱浩洋注入了鮮明的“盱眙基因”。每當朱浩洋在都市的鋼鐵森林中感到迷茫或疲憊時，支撐他抵御世俗侵蝕、堅守初心的，正是那份來自故鄉(xiāng)的質(zhì)樸與倔強。他重情重義，渴望報效鄉(xiāng)梓，這種帶有濃厚農(nóng)業(yè)文明色彩的道德堅守，與現(xiàn)代都市的功利法則形成了微妙的張力。

　　《城市中校》不僅僅是一部小說，更像是一份關于和平時期軍人精神生態(tài)的社會調(diào)查報告。鄒雷沒有回避矛盾，沒有刻意拔高，而是用一種近乎殘酷的真實，展現(xiàn)了軍人在轉型期的陣痛與堅守。這種真實，源于作者二十三年軍旅生涯的深厚積淀，也源于他對戰(zhàn)友、對軍營那份深沉得化不開的熱愛。

　　歷史回響與兒童文學的史詩化

　　如果說現(xiàn)實題材是鄒雷對當下的叩問，那么歷史題材則是他對民族精神源頭的追溯。鄒雷的創(chuàng)作視野并未局限于成年人的世界，他將目光投向了更純凈、更具傳承意義的領域——紅色兒童文學。

　　在這里，他發(fā)掘出了一座巨大的精神富礦：“新安旅行團”。

　　這是一段被歷史塵封卻極具傳奇色彩的往事。抗戰(zhàn)時期，一群來自江蘇淮安新安小學的少年，在校長汪達之的帶領下，組成“新安旅行團”，以文藝為武器，行走了大半個中國，宣傳抗日救亡。鄒雷敏銳地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歷史故事，更是一種關于成長、關于信仰、關于“少年強則國強”的永恒命題。

　　為此，他傾注心血創(chuàng)作了《行走的學校》和《中國少年“新旅”路》等系列作品。在《行走的學校》中，鄒雷打破了傳統(tǒng)兒童文學“低幼化”的窠臼，采用了史詩般的筆觸。他讓讀者看到，這群孩子如何在戰(zhàn)火紛飛中，將社會當作課堂，將大地當作書本。他們不僅是在行走，更是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從懵懂孩童到民族脊梁的蛻變。這部作品榮獲江蘇省第八屆紫金山文學獎，實至名歸。它證明了兒童文學同樣可以擁有宏大的歷史縱深和厚重的精神力量。

　　而在另一部斬獲冰心兒童圖書獎的作品《銅哨聲聲》中，鄒雷則將鏡頭拉回了他魂牽夢繞的盱眙維橋。故事背景設定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講述了當?shù)匕傩张c新四軍子女之間生死相依的故事。那把小小的銅哨，吹響的不僅是戰(zhàn)斗的警報，更是人性光輝的贊歌。在這部作品里，鄒雷調(diào)動了他所有的童年記憶：維橋的河水、蘆葦蕩的迷宮、淳樸的鄉(xiāng)音……他用溫柔的筆觸，為孩子們構建了一個既驚心動魄又溫暖感人的文學世界，讓今天的少年在閱讀中觸摸到歷史的溫度。

　　此外，在《英雄末路》中，他將目光投向知青在緬共游擊隊的命運浮沉；在《盧志英中隊》中，他講述英雄精神的代際傳承。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紅色敘事矩陣”，鄒雷以筆為旗，在歷史的長河中打撈那些閃光的靈魂，為當下的精神迷茫提供指引。

　　為時代立傳

　　作為江蘇省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鄒雷深知非虛構寫作的力量。他認為，報告文學是時代的備忘錄，是作家介入社會現(xiàn)實最直接的方式。在他的非虛構版圖中，既有宏大的時代敘事，也有對個體命運的深情凝視。

　　他的人物傳記寫作，呈現(xiàn)出一種獨特的“鏡像美學”。

　　以代表作《南京·東京》為例，這看似是一部關于跨國文化的宏大命題，實則是一部聚焦個體的勵志傳奇。鄒雷將筆觸對準了南京青年劉洪友。他詳盡記錄了劉洪友如何只身東渡日本，在異國他鄉(xiāng)歷經(jīng)磨難，最終憑借精湛的書法藝術在日本立足，并成為中日民間文化交流使者的全過程。鄒雷沒有將人物神化，而是真實還原了劉洪友在困境中的掙扎、在誘惑前的抉擇。這部作品不僅是個人的奮斗史，更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青年走向世界、展現(xiàn)文化自信的一個縮影。

　　2024年，鄒雷推出了長篇紀實文學力作《燃燒的生命》。這部作品的主人公余庭虎，并非叱咤風云的歷史偉人，而是一位出身貧寒、奮斗一生的民營企業(yè)家和文化人士。鄒雷以余庭虎的人生軌跡為經(jīng)，以中國幾十年的社會變遷為緯，編織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

　　從余庭虎憑借文藝特長考入縣劇團，到順應改革開放大潮下海經(jīng)商，再到功成名就后回歸公益、創(chuàng)辦劇社傳承京劇藝術，鄒雷敏銳地捕捉到了每一個人生轉折點背后的時代邏輯。他在書中寫道：“一個人的命運，從來不是孤立的浪花，而是大海潮汐的投影。”《燃燒的生命》因此被評論界譽為“既是人物的成長史、奮斗史，又是中國幾十年的風俗史、社會志與經(jīng)濟生活史”。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鄒雷堅持“大處真實，小處傳神”，將小說的敘事技巧融入報告文學的嚴謹之中，使得作品既有史學的厚度，又有文學的溫度。

　　學者型作家的文化擔當

　　雖然鄒雷的根在盱眙，但他的枝葉已在南京這座六朝古都繁茂生長。作為南京機關作家協(xié)會主席，鄒雷對南京的文化建設表現(xiàn)出了一種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和學者式的嚴謹。

　　他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南京生活的“旁觀者”或“消費者”，而是立志成為南京文化的整理者與傳播者。他撰寫的《文華金陵》《南京魅力街鎮(zhèn)》等著作，參與編寫《南京歷代楹聯(lián)》《金陵人杰》《金陵文萃》《分享青奧》等十多本南京系列歷史文學書籍，便是這一志向的結晶。

　　特別是《文華金陵》中的許多精彩掌故，如今已成為導游口中的解說詞，流傳在秦淮河畔、紫金山下。編撰南京歷史文學書籍，不僅需要深厚的古文功底，更需要一種坐得住冷板凳的學術定力。這些作品填補了南京文化研究的一項空白，成為了解南京歷史文化底蘊的重要工具書。

　　除了紙質(zhì)書寫，鄒雷還將才華延伸至視聽藝術領域。他擔任80集大型紀錄片《重讀南京》的編劇，用鏡頭語言重構了南京的城市記憶，該片榮獲國家廣電總局“優(yōu)秀國產(chǎn)紀錄片編劇獎”。他參與創(chuàng)作的電視劇《上將許世友》、廣播劇《南京審判》《真心英雄》《新聲》《紫金草》等，更是屢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廣播劇專家獎金獎等國家級殊榮。這些作品證明了鄒雷作為一名“多面手”作家的綜合實力，他能夠自如地在文字、聲音、影像之間切換，用多種媒介講述中國故事，傳遞正向價值。

　　靈魂深處的精神原鄉(xiāng)

　　縱觀鄒雷的文學版圖，無論他走得多遠，無論他的題材多么寬廣，有一個坐標始終未曾改變，那就是——盱眙。

　　這種“盱眙情結”，在鄒雷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濃烈而深沉。它不僅僅是籍貫欄里的兩個漢字，而是深入骨髓的文化DNA，是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秘密武器”。

　　在《城市中校》中，鄒雷借主人公之口，宣泄著對家鄉(xiāng)美食的眷戀：那紅亮誘人的盱眙龍蝦，那鮮香酥脆的洪澤湖小魚干，不僅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鄉(xiāng)愁的具象化。他筆下的人物，招待摯友必去“第一泉酒家”，必推介鐵山寺的林海、天泉湖的碧波。這種看似隨意的閑筆，實則是作家潛意識里的文化自信——他急切地想把故鄉(xiāng)的美好分享給全世界。

　　更深層次的“盱眙味道”，體現(xiàn)在鄒雷對故鄉(xiāng)人集體性格的刻畫上。在他筆下，盱眙人往往具有一種“俠氣”：他們骨子里真誠善良，雖然有時脾氣火爆，但遇事敢擔當，受人滴水之恩必涌泉相報。這種性格特征，既有淮河水的柔韌，又有大山的剛毅。

　　隨著年歲的增長，鄒雷的這份鄉(xiāng)情已經(jīng)升華。他不再僅僅滿足于在作品中植入家鄉(xiāng)元素，而是開始主動承擔起“文化反哺”的責任。他意識到，在快速的城鎮(zhèn)化進程中，許多珍貴的地域文化正在消失。于是，他用文字為故鄉(xiāng)立傳，試圖在紙上重建那個記憶中的維橋，保存那份漸漸稀薄的鄉(xiāng)土倫理。

　　對于鄒雷而言，南京是他安身立命的“第二故鄉(xiāng)”，提供了創(chuàng)作的養(yǎng)分與平臺；而盱眙則是他靈魂棲息的“精神原鄉(xiāng)”，提供了創(chuàng)作的初衷與動力。這兩座城市，就像他生命中的雙子星，交相輝映，照亮了他的文學長征路。

　　在現(xiàn)實主義的大地上深情行走

　　從維橋河畔那個向往遠方的少年，到老山前線浴血奮戰(zhàn)的勇士，再到如今著作等身、享譽文壇的一級作家，鄒雷用半生時間，完成了一次壯麗的突圍與回歸。

　　鄒雷的成功，是堅持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道路的勝利。他始終信奉“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唯一源泉”。無論是寫戰(zhàn)爭、寫軍營，還是寫歷史、寫商海，他都拒絕閉門造車，堅持深入一線，堅持“下海弄潮”。他的文字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上面沾滿了泥土的芬芳和硝煙的味道；他的情感之所以動人，是因為那里面流淌著他對腳下這片土地和人民最真摯的熱愛。

　　正如評論家所言，鄒雷的作品呈現(xiàn)出一種罕見的“三重真實”：軍人的鐵骨賦予了他作品剛健硬朗的風骨，讓他敢于直面現(xiàn)實的尖銳；作家的敏銳賦予了他作品深邃的人文關懷，讓他能聽到時代細微的呼吸；而游子的深情則賦予了他作品溫暖的底色，讓所有的宏大敘事最終都落腳于人性的溫暖與家園的守望。

　　在全球化與碎片化并行的今天，鄒雷的寫作提供了一個珍貴的樣本。他告訴我們：一個作家，只有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民族、歷史和故土，才能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將個人的生命體驗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共振，才能寫出留得下來、傳得開去的精品力作。

　　鄒雷的文學長征仍在不斷前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位從盱眙走出的“戰(zhàn)士作家”，將繼續(xù)懷揣那把象征著使命的“銅哨”，在金陵的璀璨燈火與維橋的皎潔月光之間，創(chuàng)作出更多震撼人心的文學作品。(作者王昊方系南京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