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韋紹蘭，在屈辱中生下日軍的兒子，兒子長大后：我是中國人

慰安婦韋紹蘭的一生，被日軍的鐵蹄碾得滿是屈辱，更讓她煎熬的是，屈辱中生下了日軍的兒子。

所有人都以為這會是母子一生的枷鎖，可兒子長大后，一句擲地有聲的我是中國人，震碎了所有偏見。

這聲宣言背后，藏著母子倆怎樣熬過的漫漫長夜？

在那個封閉的小山村里，羅善學的出生，從一開始就是個難題。

倒回抗戰快結束的時候，韋紹蘭從日軍的慰安所逃出來，才發現自己懷了孕。

這消息一出來，不光她自己嚇懵了，丈夫羅佢賢更是急得紅了眼——這是日本鬼子的種，是天大的恥辱，必須打掉！

換作任何一個受老傳統影響的中國男人，這都是底線，沒什么好猶豫的。

可命運偏要把她逼到絕路，老郎中把完脈，一句話就斷了她打胎的念頭：“你身子已經被糟踐得不成樣子了，要是硬打胎，這輩子都別想再要孩子了。”

在那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年代，一個女人不能生孩子，就等于被夫家、被村里判了死刑，要么被趕出門，要么在亂世里餓死。

韋紹蘭沒別的選擇，想在羅家有口飯吃，想不被徹底拋棄，她只能把這個帶著鬼子血統的孩子生下來。

這不是什么圣母心，就是一個24歲的農村婦女，被剝光了尊嚴之后，為了活下去，不得不咽下去的苦果。

她用這個被所有人嫌棄的孩子，換了一張留在夫家的門票。

1945年7月13日，羅善學出生了，韋紹蘭給他取這個名字，是希望他能學好、向善，想用后天的教導，洗去身上那層先天的罪孽。

可名字能改，血緣改不了，羅善學從生下來那天起，就注定要背著戰爭的罵名過日子。

村里人都沒忘1944年冬天的那場災難，豫湘桂戰役的戰火燒到了桂林，日軍為了打通所謂的大陸交通線，在這一帶到處掃蕩。

那天早上，韋紹蘭還抱著小女兒，過著雖然苦但還算安穩的日子，可日軍的掃蕩車一到，一切都碎了。

她背著孩子往山里跑，卻沒跑過那些沒人性的鬼子，被抓到了馬嶺鎮的日軍慰安所。

接下來的三個月，是韋紹蘭一輩子都忘不掉的噩夢，慰安所里的空氣，天天都飄著散不去的腥臭味，她不光要像牲口一樣干重活，到了晚上還要受鬼子的折磨。

身上的疼還能靠麻木扛過去，可精神上的崩潰，就發生在一瞬間——她眼睜睜看著懷里的小女兒，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

從那天起，以前的韋紹蘭就死了，剩下的軀殼，全靠一口要回家的氣撐著，直到一個雨夜，看守松了勁，她才翻過高墻，在滿是荊棘的山里連滾帶爬地逃了出來，哪怕渾身是傷，也不敢回頭。

可她沒想到，逃出了有鐵絲網的魔窟，卻跳進了人言可畏的牢籠。

羅善學從小到大，就沒少受歧視，在村里，因為他的身世，從小就是別的孩子欺負的對象。

那些同齡人不用懂什么大道理，只要指著他的后背罵一句鬼子崽，就能得到其他孩子的認同，這種藏在空氣里的歧視，就像生銹的鋸條，一天天割著他們母子的心。

家里也不是避風港，丈夫羅佢賢沒跟她離婚，卻用冷暴力報復了一輩子，在同一個屋檐下，他和韋紹蘭、羅善學之間，就像隔了一堵冰墻。

他看羅善學的眼神里全是厭惡，這種厭惡是一個男人被羞辱后的本能，卻也成了羅善學心里永遠的傷疤。

在這樣的環境里，羅善學長成了一個沉默、敏感又自卑的人，到了該娶媳婦的年紀，媒人一聽說他的身世，頭搖得像撥浪鼓：“誰家姑娘愿意嫁個鬼子崽啊？”

他就這么成了村里的邊緣人，一輩子沒結婚，跟母親相依為命。

有時候實在熬不住了，他會怨母親：“你當初為啥要生下我？讓我來這世上受這份罪！”

每次聽到這話，韋紹蘭只能背過身偷偷抹眼淚，除了說幾句安慰的話，什么也做不了，她給不了兒子清白的出身，只能用最卑微的陪伴，陪著他一起扛。

這樣沉默的日子，一過就是五十多年，直到紀錄片《三十二》的導演找到他們，外面的人才第一次知道這段被遺忘的傷痛。

2012年的時候，韋紹蘭臉上的皺紋已經深得像干裂的土地，那是歲月和苦難刻下的痕跡，可讓人沒想到的是，這個見過地獄的老人，眼神里竟然透著一種讓人心疼的平靜。

面對鏡頭，她沒有撕心裂肺的控訴，只是淡淡地念了一段自己編的順口溜：“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干。”

而羅善學，這個當了一輩子活靶子的老人，在鏡頭前終于忍不住哭了。

他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一遍遍地喊：“我是中國人！”

這五個字，每一個都帶著血和淚，他沒法選擇自己的血緣，可他用一輩子的時間證明，自己心里裝著的是這片土地。

2010年12月，他還陪著母親去了日本，參加慰安婦民間法庭的相關活動，在聽證會上說出了母子倆的遭遇，向日本政府遞交請愿書，討要公道。

他的存在，就是給日本右翼勢力最狠的耳光——不管他們怎么篡改歷史，這張藏在桂林深山里的臉，就是活著的罪證。

到了晚年，韋紹蘭最想要的不是錢，從苦日子里熬過來的她，對物質沒什么要求，就想要一句道歉——來自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

這聲道歉，不是為了她自己，是為了那些在慰安所里被折磨死的姐妹，是為了那個死在刺刀下的女兒，也是為了被全世界嫌棄了一輩子的兒子。

可她終究沒等來這句道歉，2019年5月5日下午1點多，韋紹蘭因為器官衰竭走了，享年99歲，帶著遺憾閉上了眼睛。

那個1944年冬天被毀掉人生的少婦，終于在另一個世界里，找到了一點安寧。

隨著她的離開，那些見證過戰爭創傷的老人，一個個都走了，2023年12月7日中午，羅善學也在廣西荔浦的家里走了，享年79歲。

他生前因為血管瘤破裂引發腦出血住過院，最終還是沒救回來。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段悲慘的故事，可對韋紹蘭和羅善學來說，這是一場打了一輩子的戰爭。

1945年的硝煙早就散了，可在他們的院子里、在他們的心里，戰爭從來沒停過，從韋紹蘭被迫生下孩子的那天起，到羅善學在流言里熬過的每一天，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在歷史的縫隙里、在這不太寬容的土地上，硬邦邦地活著。

這或許不是我們想看的快意恩仇，但這就是最真實的生存，也是最沉重的歷史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