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人物”，把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

文/路軍

在波瀾壯闊的革命、建設奮斗實踐中，毛澤東帶領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周恩來曾說：“毛澤東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人物。”植根中國的土壤，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塑造了毛澤東，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也推進了“第二個結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在中國文化歷史長卷上，書寫下濃墨重彩的絢爛篇章，至今熠熠生輝。

鯤鵬擊浪從茲始——“第二個結合”塑造了毛澤東

毛澤東青年立志：“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終其一生，毛澤東都在大膽和大量地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地運用自己的思維特點，并用中國人民最通俗的語言形式表達出來，形成了獨特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風范。

讀書學文，行路騁懷

毛澤東崇尚“談理要新，學文要古”，常說自己“也是讀古書的人”。他8歲到13歲上了6年私塾，后來概括道：“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即使在晚年，毛澤東依然主張：“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烏龜殼（甲骨文）到現在，都要進行研究、總結，要有知識”“圣人無常師”。1913年春，20歲的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次年與第一師范合并），國文老師袁仲謙勸他鉆研韓愈的文章。因此，有一段時間，毛澤東每天清早都朗朗誦讀韓愈的詩文。同班同學周世釗回憶：“通過這樣持久地努力，韓愈的大部分詩文都被他讀得爛熟，背得很流利。”毛澤東還“獨服曾文正”。他讀過的《曾文正公家書》第四、六、七、九卷，為光緒年間傳忠書局木刻本，每卷扉頁上都手書“詠芝珍藏”。書山學海，一世縱橫。直到逝世前14天的1976年8月26日，毛澤東還在向身邊工作人員要來《容齋隨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游歷名山大川、孤陋寡聞，是寫不出大文章、養不出大氣魄的。青年毛澤東就曾感慨：“泛西湖，歷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戎馬倥傯中，毛澤東自詡“我們打游擊，是旅行家，旅行了幾十年”。火熱建設時，他號召干部“還要當旅行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從“紅旗躍過汀江”到“萬里長江橫渡”，從“更喜岷山千里雪”到“一山飛峙大江邊”，毛澤東把中華大地的自然風貌、文化古跡、風土民情融為一體，追索千古史思、抒懷雄渾詩情，涵養浩然氣魄、情系家國百姓。

師古不泥，觀史通今

“讀歷史是智慧的事”。1910年，毛澤東在韶山東茅塘私塾念書，塾師毛麓鐘教他讀《綱鑒易知錄》，這是毛澤東讀到的第一部中國通史。（參見李銳著：《恰同學少年 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萬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7頁）1912年，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國文教員胡汝霖很看重這個學生，將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鑒輯覽》借給他看。乾隆帝對這部書的評價是：“觀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這年6月，毛澤東寫下《商鞅徙木立信論》，以19歲將及弱冠之年就寫下：“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并連連感嘆：“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于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批閱該文的教師打了100分，批示“傳觀”，并寫下評語：“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14年2月，湖南省教育署令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并入湖南公立第一師范學校。此照系合并前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學生與教職員合影，第五排左起第二人為毛澤東。

毛澤東觀史不是為了鉆研故紙、坐而論道。日本著名歷史學家礪波護就提出：“所謂‘歷史學家’，是指經常注視著史料，對應該如何認識相應時代社會的動向而進行抉擇的人。”毛澤東無疑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歷史學家”，他觀史講究“通今”，即“讀史必重近世，以其與我有關也”。譚震林曾說：毛澤東“讀過大量的中國社會歷史著作，對中國農民的問題和中國社會的歷史有著深切的了解”。毛澤東曾讀《資治通鑒》17遍，與吳晗談道：《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1958年1月28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茹古涵今，諄諄教導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讀歷史的人，不等于是守舊的人。還有一個迷信將來，不迷信將來還得了呀？人類就是希望有個將來，希望總是寄托在將來的。”

修身養德，固本培元

“帝王一代帝王，圣賢百代帝王”。老師楊昌濟的這句教導，令毛澤東受教頗深，曾工工整整寫下，以作為修身警句。在第四師范學習期間，毛澤東寫下《講堂錄》，學古今名人治學、處世、治國和有關倫理道德的言行等。循著《講堂錄》的內容追索，能看到毛澤東學孔夫子虛懷若谷，寫下“謹言慎行即是學”，“夫子以好學稱顏回，則曰不遷怒，不二過”；學韓昌黎君子之風，寫下“人之議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議，若賢者則時為眾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學王船山立德立功，寫下“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圣賢，德業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學曾國藩“帥之以誠”，寫下“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

擔任黨的領導人后，毛澤東更將修身之道用于治黨治軍之法，突出強調作風建設，帶領全黨全軍固本培元。第二次國共合作后，我黨個別同志也沾染上國民黨講排場、好虛名的風氣。毛澤東曾在延安見到一位從前方回來的八路軍旅長。一見面，那位旅長首先送上一張印有“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少將旅長×××”名片。毛澤東看了名片一笑，接著問他部隊作戰情況、共產黨員犧牲情況，這位老革命卻都答不出來。這讓毛澤東批評道：“每個共產黨員都是我們的親兄弟，你連他們犧牲多少都不知道，卻在名片上印上自己的少將頭銜。少將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要學國民黨那一套用官牌子嚇人的作風！”“不能勝寸心，安能勝蒼穹”。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人“只見公仆不見官”、“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堅持“兩個務必”、“進京趕考”沒有當李自成。1949年國民黨敗走臺灣之際，蔣介石反思總結中國共產黨七大優點，“干部不準有私產”列為首條，這與毛澤東青年時就堅信的“惟安貧者能成事”可謂異曲同工。

推翻歷史三千載——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建設事業推進了“第二個結合”

早在1938年10月，毛澤東預言：“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二十多年后，老朋友斯諾與毛澤東見面時感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還有誰能像你一樣，“系統地提出了改變中國傳統思想的意識形態學說，然后在一種新型的文明中實踐了自己的哲學”。二十八年革命、二十七年建設，毛澤東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躍上新高。

有的放矢，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一詞中國自古有之。東漢班固所作《漢書·河間獻王傳》，就稱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指他在文獻搜集整理時，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唐代顏師古在《漢書注》中將“實事求是”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清初顧炎武以經世致用之“實學”反對空談心性和不務實際。清代乾嘉學派還把考據學的治學方法概括為“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國藩以及其子曾紀澤也都用“實事求是”闡述過其理學思想。1916年至1919年間，毛澤東曾數次寓居長沙岳麓書院半學齋。當1917年“實事求是”的匾額被書寫懸掛于書院大講堂，這一思想就在青年毛澤東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天地轉，光陰迫”，通過革命實踐檢驗，毛澤東愈發深刻認識到，不充分認清中國的社會實際、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革命指導方針。

鄧小平論斷：“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將“實事求是”與“主觀主義”相對比，賦予前者以唯物的和辯證的說明：“‘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六個多月后，《解放日報》聚焦中國古代先哲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向全黨闡釋：“‘實’是先于‘名’而獨立地存在，‘名’是實的反映。‘實’是第一范疇，‘名’是第二范疇。”（陳海闊：《王充的哲學思想》，《解放日報》1941年12月4日第3版）彰顯“實事求是”的根脈源流。在實踐與認識的反復飛躍中，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具體實際之“的”，通過《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理論宏篇夯理論之基；采取“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中心工作與一般工作相結合”“學會‘彈鋼琴’”“胸中有‘數’”“波浪式前進”“留有余地”等領導方法闖實踐新路，令“實事求是”這一古老命題氣象一新。

得道多助，群眾路線

中國古人信奉“天行有常”“道之大原出于天”。在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前，青年毛澤東就跳脫狹隘的天道觀，認識到：“能順乎理，即不違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當通過革命實踐、洞悉歷史興亡規律后，毛澤東更是振臂一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國共產黨的“天道”就是人民群眾、就是民心所向。為以古鑒今、詮釋“一切為了群眾”，1939年4月24日，毛澤東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指出：“老中國只有大多數老百姓干，歷史上幾千年來一部分辦國家事情的所謂治人者是不耕田的，只有被治者耕田生產”，“歷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也起了泡，叫做胼胝。還有一個墨子，也是一個勞動者，他不是官，而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論語·八佾》稱“子入太廟，每事問”。毛澤東則對該典故加以吸收改造，使之從孔夫子對“禮”的身體力行，轉化為共產黨人“一切依靠群眾”、作系統周密調查研究的生動教導：“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圖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在會議期間交談。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為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七千人大會在北京舉行。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直接將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發給各組討論。黨中央的報告不先經中央政治局通過，而直接印發大會全體代表討論，這在黨的歷次會議上還是第一次。毛澤東認為，參加會議的有各方面人員，多數接近實際和基層，能夠從各個角度提出意見來，這樣做可以更好地集思廣益。1月30日，毛澤東在第三次全體大會上，脫稿講了兩個小時，他特別指出：我們有些同志“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毛澤東還從歷史中尋找事例：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在同劉邦爭奪天下時，最后垮臺了。他強調，我們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臺的，難免有一天像項羽一樣，“別姬”就是了。毛澤東的講話讓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和地方負責同志深刻反思到，近年來工作中對黨的群眾路線傳統堅持不夠，“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進一步在全黨蔚然成風。

自強不息，獨立自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是中國傳統宇宙觀、人生觀的集中體現，塑造了中華文明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成為造就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偉大文明的重要因素。“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從革命年代“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我們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組成的力量打倒我們的敵人”，到建設時期“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澤東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自強不息”“人定勝天”思想基礎上，汲取中國歷史中勞動人民與自然抗爭、英勇抗擊外敵入侵斗爭精神，提出并踐行了“獨立自主”這一具有鮮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的重要思想。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人民不走帝國主義者的道路，由來已久，不僅由今日開始，一百多年來，林則徐、洪秀全、孫中山等，都沒有跟隨過帝國主義，我們要繼承這種事業和精神，團結廣大的人民，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風云變幻、亂云飛渡。1972年2月，美國總統第一次踏上新中國的土地，此行之后，尼克松就知道“世界上最能干的10億人民的潛力必將使中國成為經濟巨人，并且也成為軍事巨人”。（[美]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長征出版社1988年版， 第226頁）多年后，陪同尼克松訪華的基辛格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毛澤東堅信革命終將成功，“這一信念有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傳統以及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對于中國人民的韌性、能力和凝聚力的信心”。他由衷感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是冷戰時期地緣政治中的一個‘獨行俠’。它在相對弱勢的地位上發揮了完全獨立且具有高度影響力的作用”。

共苦同甘群眾靠——“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踐行“第二個結合”的突出特點

中國古代先賢提出“尊君重民”“君為政本，民為國本”等民本思想。但早在1926年從事農民運動時，毛澤東就指出，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內容是“忠孝主義”，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因此，封建王朝統治者愛民惠民，歸根結底是為了江山永固、“皇帝萬歲”。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喊出“人民萬歲”的領袖，他帶領人民所鍛造的中國共產黨，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民觀與中國傳統“民為邦本”思想高度契合的璀璨結晶。毛澤東還以廣闊的國際胸懷，踐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全世界人民解放而斗爭。

魚水交融，休戚與共

1944年，愛潑斯坦以美國《紐約時報》和《時代》雜志記者身份赴延安參訪。他看到：毛澤東“常常會步行在塵土飛揚的街道上，不帶警衛，同老百姓隨意交談。在集體照相時他總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在7月31日發往《紐約時報》的通訊稿中，他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共產黨及其當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這個國家最廣泛全面的階層。”這一時期，毛澤東就教育干部：“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沒有魚，魚可是永遠也離不開水啊！”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在即，毛澤東在擘畫新中國的政治制度時指出：“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全國勝利后，他還告誡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總理也好，部長也好，委員也好，總而言之，只能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間出現，要使普通勞動者在我們面前感到平等。”

◆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愛潑斯坦（前排右二）等中外記者。

毛澤東知行合一，始終把自己置身于群眾中間。毛岸英在朝鮮戰場犧牲后，毛澤東在接見黃繼光母親鄧芳芝時，緊緊握著她的手，深情地說：“你失去了一個兒子，我也失去了一個，他們犧牲的光榮，我們都是烈屬。”領袖和群眾，不分你我、一心同契。毛澤東的認識和行動自然受到時代條件限制，但他盡其所能，領導黨和政府做好民生保障基礎工作。例如，針對新中國基層醫療體系薄弱，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赤腳醫生”。這些農村不脫產的、“半農半醫”的初級衛生人員貫徹“預防為主”方針，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民群眾“救護車一響，家里一只豬白養”（《“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培訓參考使用）》，人民衛生出版社1970年版，第3頁）的就醫困境。1972年底，福建莆田小學教師李慶霖寫信向毛澤東反映知青在農村生活的艱苦狀況，以及其他相關問題，懇切寫下：“孩子上山下鄉后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黃志雄著：《知青家長李慶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頁）收到信后，毛澤東苦苦思索幾個月，才回信李慶霖：“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殷殷之情躍然紙上。1973年6月至8月，國務院召開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對知識青年下鄉、管理、返城等政策作出若干調整。

為萬世謀，施大仁政

儒家文化贊揚“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思想境界在此基礎上更加先進，認為：“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才是“對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給了改造和擴充”的“最高的民族道德”。即“有益于大多數人的思想行為謂之仁，處理關系于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務而得其當謂之義”。193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延安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關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報告，對“仁義”作出科學的、通俗的闡釋：“同情大多數人，擁護大多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

◆1942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技術干部會上講話。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軍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財政發生了極大困難。1942年12月，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今后雖然一定要加重軍隊的糧食生產，但是暫時也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有些同志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這是錯誤的觀點”，“支持了抗日戰爭，打敗了敵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把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要較多地取之于農民。對此，有批評道“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毛澤東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6頁）。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有針對性地指出：“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歷史已經證明，在這一方針指導下，1953年至1957年“一五”計劃實施，對我國工業化起步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胸懷天下，世界大同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的“橫渠四句”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理想追求的重要內容，毛澤東也不例外，還對其加以注釋：“為萬世開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業也。”依據儒家公羊學派的歷史進化觀，社會發展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近代康有為把公羊三世說與《禮記·禮運》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結合起來，指出：“據亂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進以大同”；在“大同”社會，“全世界人類盡為平等”。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致信好友黎錦熙，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鵠也。”中國共產黨人胸懷天下，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戰斗口號召喚下，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

新中國剛剛成立四個月，1950年1月，中共中央就根據胡志明和印支共產黨中央的要求，派出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擔任聯絡代表，秘密赴越南開展援越抗法。數年間，我黨向越南提供包括武器彈藥、軍事裝備、糧食布匹、醫藥衛生、通訊器材、交通工具、各種食品等等援助，也向越南介紹中國革命斗爭經驗，幫助越南作戰和工作。1952年羅貴波回國述職，向毛澤東報告有少數顧問因越南氣候潮濕、戰勢緊迫，以及個人健康狀況等原因，希望提前回國。毛澤東聽后，沉吟片刻，說道：“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我們的顧問都是共產黨員，黨派他們去援越抗法，幫助越南工作，為什么不能堅持在越南工作、戰斗和生活？為什么不可以犧牲在越南”？鼓勵我黨同志做合格的國際主義戰士。羅貴波評述：“毛主席總是把越南人民抗法斗爭的革命事業當作是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一樣看待，用完全徹底的、無私奉獻的國際主義精神幫助越南。”（《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頁）“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1964年8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談道：“帝國主義是可以打敗的，人民總是要勝利的。我就不相信人民不能勝利，我看你們也不相信你們不能勝利。我們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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