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姓埋名64年后，大陸最后三名軍統特務低調合影留念

抗日戰火最盛的1940年，王慶蓮在重慶解譯室晝夜不息。她與三十多位譯電員輪班，用舊鋼筆在砂紙上標注假名，用冷水洗臉強迫自己清醒。一份截獲的日軍南昌空襲計劃，被她提前九小時譯出，手遞往航空委員會時凌晨兩點，長江霧重，警報卻準時拉響。她說過一句話：“翻譯得越快，多救一條命?！边@句話后來在她的檔案里只剩一行模糊批注。

同一年，戴以謙已被調往軍事情報處。他外圓內方，能在酒桌上與日本憲兵對飲三合清酒，也能在次日凌晨逼迫俘虜交出海防布陣圖。據說他從對方口袋里摸出那張圖時順手還掏走一只懷表。有人笑他膽大，他卻說：“這是戰場，不是賭場。”

祝仁波的工作，更像刀尖上跳舞。炸彈剛炸過的山坡，他背著工具箱沖過去，把炸成蜂窩的電臺拆成兩截，半小時后讓它重新發聲?！八焕病币宦曤娏魍?，指揮部那頭喊出“收到”二字，他才往下摸摸胸口確定還活著。一次誤觸碎石，他險些被埋，爬出來時他拍著塵土罵：“鬼子也盯著我這點破銅爛鐵。”

1945年日本投降，短暫的慶祝剛結束，內戰陰霾迅速逼近。軍統內部人心浮動，戴笠墜機身亡后，毛人鳳接手，肅反、猜忌、暗斗成了屋內新常態。王慶蓮對地下謀殺與黑名單深惡痛絕，提出回鄉。批示拖了三個月才放行；她離開那天，腳步沒回頭。戴以謙見勢不妙，主動與中共地下組織接觸；他深知自己背負的血債與功勞一樣多，卻仍賭一把生路。祝仁波則被“抗戰功臣”外衣遮掩，一邊修臺，一邊觀察局勢。

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的炮聲比春雷還響。軍統留下的名單里，這三人都列在“價值較高，立召赴臺”一欄。催促電報飛來又飛走，他們卻沒動身。有人勸：“去了臺灣，榮華尚可盼；留在大陸，命都懸著。”答案各有不同：王慶蓮說母親年邁；戴以謙說“換了旗幟，總得有人擦賬本”；祝仁波只一句“跑累了”。

戴以謙的遭遇更凄苦。1953年冬，他因“特務嫌疑”被判五年，羈押在西南農場。妻子帶著幼子改嫁，他出獄時腰板佝僂，左腿舊傷時常抽痛。他不愿累及親人，獨身搬到浙江柯城，以販賣竹筒米酒維生。夜里風大，他給自己裹一層油布睡地鋪，習慣了無話可說。

2012年底，浙江高校支教社團組織學生去養老院慰問。輪椅旁，戴以謙被問起“年輕時干什么工作”。他頓了幾秒，笑說：“修電臺，翻譯電報，抓過特務——其實我就是特務?！睂W生以為玩笑。隨后幾次交談，他提到兩個名字：“王慶蓮，祝仁波。還活著嗎？想見見。”志愿者覺得這是個任務，便發動網絡、民政、老兵協會多方查詢。六個月后，線索匯聚：上海郊區某弄堂里的王慶蓮，江西湖口農機站退休工人祝仁波。

電話接通時，王慶蓮沉默良久，只問一句：“安全吧？”志愿者笑說時代不同，她才答應。祝仁波則直接說：“見見也好，他那懷表還在我手上?！?/strong>

2013年9月的相聚，過程遠比想象安靜。三人圍著方桌喝小盅桂花酒，開口時往事像老膠片，沙沙作響——

“那年南昌空襲，我譯出‘二零零’。”

“我記得，前線提前布防?！?/p>

“電臺被炸，我倆守半夜，差點丟了信號?！?/strong>

對話斷斷續續，更多時候他們只是互望，似乎在確認彼此仍在世。臨別，志愿者拿出相機?？扉T按下，鏡頭里三人肩并肩，背后是敬老中心白墻與繡球花。他們沒有敬禮，沒有握拳，更沒有談論功過，只留下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