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坦言中美若開戰，美盟友恐僅三國參戰

1944年的夏末，年僅21歲的基辛格還在諾曼底前線擔任情報譯員。那一年，他第一次目睹大國間的同盟如何在槍炮聲中顯露裂痕。將近八十年后，這位老人的記憶與判斷依舊精準。2023年秋，華盛頓一場只對少數高層開放的酒會中，百歲基辛格再度被問起“聯盟”二字，引發的回響不只在大廳，也在全球輿論場里回蕩。

現場氣氛原本輕松，一位少將舉杯半開玩笑地問：“若真打起來，美軍能贏嗎？”老人沒有急著作答，他揉了揉眉心，只說了一句冷靜卻扎眼的話：“美國先要問清自己有沒有足夠的凝聚力。”隨后又補充——盟友眾多，但敢把部隊送上第一線的國家，恐怕只剩三家。

這番話很快被在場記者寫進了專欄。外界一度以為基辛格只是即興感慨，可細看他幾十年的演講與備忘錄，會發現這并非心血來潮，而是一條貫穿始終的分析脈絡：越是面對核大國，越難復制二十世紀初那種“呼朋引伴、群起而攻”的模式。

往前追溯到1950年10月的朝鮮戰場，聯合國軍旗幟下涌入二十二面國旗，英、加、澳名列前茅。三年烈火，戰后統計顯示，真正大規模派兵的核心只有英聯邦成員與一兩支美洲部隊。那次經歷成為美國衡量盟友可靠度的第一把尺子，也成為基辛格日后談及“參戰意愿”時的案例庫。

冷戰后，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試圖重演“多國部隊”戲碼。檔案顯示，除美國本土兵力外，英國與加拿大再次位列榜首，以色列雖未公開派旅級單位，卻在情報、技術乃至后勤上深度介入。相似的名單，基辛格并沒有忽略。

“為什么是這三個？”不少觀察者提出疑問。理由并不玄妙。英國與美國共享語言、法律傳統以及深度交織的金融體系。自二戰起，倫敦對華盛頓的依賴已從軍事擴散到經濟成長預期——只要美元仍是全球結算核心，英國就難以脫身。加拿大的情況則更純粹，八千多公里無防護邊界使兩國在安全與產業鏈上唇齒相依，一旦華盛頓受到沖擊，渥太華首當其沖。至于以色列，其安全命脈被美方援助深度綁定，中東地緣環境脆弱，任何動蕩都可能威脅生存。

有意思的是，許多評論把目光放在環中國的日本與韓國。按理說，地理毗鄰、條約在身，兩國更像“第一梯隊”。然而從軍事科技到能源進口，兩國對外依存度巨大。若卷入全面沖突，本土基地極易成為打擊焦點，東京與首爾顯然明白成本和得失。正因為如此，基辛格判斷，兩國更可能采取“口頭支持+后方保障”的折衷，不會貿然把師團級別兵力推到東海或南海。

試想一下，一場涉及核武潛在風險的對抗，沒有哪個政府愿意因沖動成為火藥桶第一批受害者。基辛格后來在私人談話中給出了更直白的比喻：“擲骰子之前，先摸一摸口袋里還有沒有籌碼。”這句話雖然未被官方記錄，但被多名與會者轉述，足見他對風險感知的敏銳。

不得不說，現代戰爭樣態已經脫離傳統“步坦機群”思維。輿論攻防、金融封鎖、供應鏈中斷，都是決勝因素。即使只有英國、加拿大、以色列投入常規兵力，其余盟國依舊可能通過情報分享、武器轉運、禁運協同等方式站隊美國。基辛格并未否認這一點，他強調的是“直接參戰”——那個需要鮮血與棺木作籌碼的層次，能跨過去的國家永遠是少數。

很多人忽視了美國內部的變數。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反戰示威從未在街頭絕跡。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國內高峰時有六成受訪者對軍事行動持保留態度。基辛格在酒會上提到的“民族凝聚力”，指向的正是這股易被忽視的反彈。如果內部分裂，白宮想調動海外基地也會受制掣肘。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基辛格在紐約一次閉門討論中就提醒華府：把中國當作新冷戰對手，是在重蹈前蘇聯劇本的幻影。彼時他的原話被媒體節選為“美國需避免外交孤立風險”。四年過去，他只不過把“孤立”換成了更直觀的參戰名單。

歸根結底，核門檻、大市場以及全球產業鏈三道紅線擺在那里，不論美國還是任何盟國，跨越都需要極高的戰略動機和承受力。英國、加拿大、以色列之所以可能出兵，并非膽量更大，而是利益綁定更深。其余國家，則多半計算得更為冷靜：站隊可以，但不必把國旗插到前線。

百歲老人娓娓道來的判斷，或許不會左右決策者的最終方向，卻給外界提供了一面鏡子。鏡子里的世界，復雜、理性，且充滿算計。也許正因如此，他關于“合作比沖突更具性價比”的提醒，依然值得各方反復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