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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知道中國在二戰中遭受了日本的殘酷侵略,卻少有人了解,澳大利亞對日本的恨意,深到在二戰結束后成為了唯一拒絕接受日本投降的國家。這份恨意從來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日軍在二戰中對澳大利亞犯下的滔天罪行,一筆一筆刻在這個國家的骨血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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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幾內亞戰役成了這份恨意的集中爆發點。1943年到1945年,澳軍在新幾內亞與日軍展開拉鋸戰,日軍在這里的殘暴行徑再次刷新了底線——他們不僅虐殺戰俘,還對當地土著居民展開無差別屠殺。當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駐守新幾內亞的澳軍指揮官直接下令:不接受當地日軍的投降。當時日軍在新幾內亞還有二十萬人,澳軍采取了圍而不打的策略,斷了他們的補給,任其在叢林里挨餓、生病、互相殘殺。最終這批日軍只有不到一萬人活著回到日本,其余的都葬身在了新幾內亞的雨林里。澳軍士兵們對此沒有絲毫同情,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戰友死在日軍的暴行里,這份以牙還牙,是他們對犧牲戰友的交代。
也正因如此,在戰后的東京審判中,澳大利亞成了最“強硬”的國家。他們一口氣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了一百多名甲級戰犯的名單,是所有同盟國中提交名單最多的,更是唯一一個明確要求將日本裕仁天皇列入戰犯名單的國家。在澳方看來,裕仁作為日本的國家元首,對戰爭的發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最終因為美國的政治考量,裕仁逃過了審判,這讓澳大利亞始終無法釋懷。除此之外,澳大利亞還單獨設立了軍事法庭,對在太平洋戰場上犯下罪行的日本乙、丙級戰犯進行審判,最終處決了一百四十多名戰犯,這個數字在同盟國中位列第一,每一次審判,都是對遇難同胞的告慰。
幾十年過去,澳日兩國雖然在經濟上達成了合作,成為了盟友,但民間的記憶從未被抹去。當年的戰俘湯姆·巴克利直到晚年,都拒絕購買任何日本商品,他說:“我可以原諒,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其實澳大利亞對日本的這份“恨”,從來不是盲目的情緒宣泄,而是對暴行的反抗,對生命的尊重。戰爭帶來的傷痛,從來不是靠一句“投降”就能抹平的,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讓那些血淋淋的悲劇,永遠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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