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于敘事呈現,請知悉
我,一個活在北京城里的普通退休老頭兒。
我不信手機里那些虛頭巴腦的玩意兒,就信那本用了幾十年的老存折,尤其信上面每個月都會準時到賬的一筆退休補貼,那是我心里最大的踏實。
可就是這筆讓我安穩了半輩子的錢,在我樂呵呵地去給孫子取夏令營費時,銀行卻告訴我,它已經整整八年沒發了!八年,就像人間蒸發,我竟然渾然不知!
我不信這個邪,跑去單位問個究竟。結果,窗口里的小年輕眼皮都不抬,一句冷冰冰的“系統里查無此款”,就把我打發了。
連我親兒子都勸我“算了”,說我為這點錢折騰不值當。
那一刻,我感覺天都塌了。當所有人都覺得我老糊涂、在無理取鬧時,我決定,用我的方式,去討回我最后的尊嚴。
他們不知道,那筆錢的背后,到底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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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六月的北京,像個巨大的桑拿房,熱浪一波接著一波,把人蒸得渾身黏糊。老槐樹上的知了扯著嗓子,沒完沒了地叫著“熱死了、熱死了”,那聲音尖利又單調,鉆進耳朵里,攪得人心底發慌。我坐在小區花園的石凳上,手里那把蒲扇搖得有氣無力,扇出來的風都是熱的。
不遠處,我孫子小寶正跟一群半大的孩子追逐打鬧,笑聲像一串串清脆的銅鈴。他那件藍色的T恤衫后背,早被汗水浸出了一大塊深色的地圖。
“爺爺!爺爺!”小寶像顆出膛的小炮彈,帶著一身熱氣和汗味兒沖進我懷里。他仰著通紅的小臉,一雙眼睛亮得像剛用水洗過的黑葡萄,閃著興奮的光。“我們老師今天發通知了,那個‘飛天航天’夏令營可以報名啦!老師說能看到真的火箭模型,還能模擬太空行走!三千塊錢!”
三千塊錢。這數字在我腦子里過了一下。我的退休金,一個月四千掛零;老伴兒張蘭以前是工廠的,退休金比我少,三千剛出頭。我倆的錢放一塊兒,刨去水電煤氣、柴米油鹽,再時不時地給小寶買點他眼饞的零食和奧特曼卡片,一個月下來,能結結實實攢進存折里的,其實也就那么千八百塊。
但這筆給孫子的錢,我眼皮都不帶眨一下。更何況,我心里有底,因為我還有一筆額外的進項。
“行!報!多大的事兒啊。”我騰出手,使勁拍了拍小寶的后腦勺,語氣里透著十足的底氣,“不就是三千塊錢嘛,爺爺有!”
我的底氣,來自一本被我摩挲得邊角都起了毛的舊存折,和后來銀行給配的一張銀行卡。我不大會用現在那些時髦玩意兒,什么手機支付、掃碼付款,總覺得那玩意兒虛頭巴腦的,手機上按兩下,錢就沒了,連個響兒都聽不見,心里空落落的。我信賴的,還是銀行那厚厚的防彈玻璃,是柜臺里工作人員遞出來的、蓋著紅章的憑條,是那臺老式打印機“咔噠、咔噠”吐出存折時,上面多出來的一行黑黢黢的數字。那才叫錢,摸得著,看得見,心里踏實。
我的賬本非常簡單,每個月,賬上準時會進來兩筆錢。一筆是我的退休金,旱澇保收。另一筆,是一筆“特殊補貼”,數額不算多,但它就像一個最守時的老朋友,跟了我三十多年,風雨無阻,每個月都準時來“報到”,一次都沒遲到過。對我來說,這筆錢的意義,早就超出了它本身的面值。它是一種念想,一個無聲的承諾,一個時間的坐標,提醒我生命里曾有過那么一段截然不同的歲月。每當看到這筆錢入賬,我就覺得心里安穩,仿佛過去的那些日子,并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被徹底遺忘。
第二天下午,日頭正毒,曬得柏油路都泛著軟。我揣上存折和銀行卡,跟老伴兒打了聲招呼,就頂著太陽出了門。銀行里的冷氣開得足,一進去,激得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大廳里人不少,大多是跟我差不多的老年人,取號機吐出來的小紙條告訴我,我前面還有十三個人。
我找了個靠墻的空位坐下,從布兜里掏出老花鏡戴上,又把那本寶貝存折拿出來,翻來覆去地看。我心里美滋滋地盤算著,給小寶取了這三千塊的夏令營費,還得給他買個他念叨了好幾天的新款雙肩包,上面有他最喜歡的航天飛機圖案。
要是還有富余,就給老伴兒把那件她試了好幾次都沒舍得買的薄呢料外套給買了。想到祖孫倆和老伴兒開心的樣子,我不禁咧開嘴,無聲地笑了。這漫長的等待,似乎也不那么難熬了。
“A68號,請到三號窗口辦理業務。”
廣播里終于傳來了我的號碼,那聲音對我來說不亞于天籟。我趕緊收好東西,站起身,因為坐得久了,腿腳有點麻,我捶了兩下,快步走到三號窗口前。
“同志,你好,我取三千塊錢。”我把存折和銀行卡從窗口下面的豁口一同遞了進去,對著里面那個戴細邊眼鏡的年輕姑娘說道。
姑娘接過我的東西,動作很麻利,先在機器上刷了一下存折,又把銀行卡插進讀卡器,然后在鍵盤上敲打起來。突然,她敲擊的動作停了,抬起頭,眼神里帶著一絲疑惑看著我:“大爺,您這卡里……余額不足啊。”
“什么?”我腦袋“嗡”地一下,以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聽錯了。“不可能!你再好好看看。我每個月都有錢進來的,退休金上個月才發,我一分沒動,怎么會不夠呢?”
“您自己看,”姑娘似乎覺得我的質疑有點可笑,她把顯示器轉向我,用手指著上面的一行數字,“您卡里的余額,只有兩千一百塊零八毛。”
我趕緊把臉湊到玻璃上,瞇起老花眼使勁瞧。屏幕上那行黑色的宋體字清清楚楚,確實是“¥2,100.80”。我的腦子瞬間一片空白。這怎么可能?我的退休金四千多,上個月原封不動地躺在里面,那筆補貼就算少,加起來也絕對夠五六千了。
“不對,不對……”我連連擺手,額頭上急出了一層細密的汗珠,“這里面肯定有錯。同志,你受累,幫我打一張流水單出來,我要一筆一筆地對。”
姑娘的臉上明顯閃過一絲不耐煩的神色,但大概是出于職業要求,還是“嗒嗒嗒”地操作起來。打印機發出“滋滋”的聲響,吐出一張溫熱的、長長的紙條。我一把抓過來,撐在冰涼的柜臺上,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往下捋。
四月份,交易摘要:養老金,收入:4285元。五月份,交易摘要:養老金,收入:4285元。六月份,交易摘要:養老金,收入:4285元。養老金一筆不差,到得整整齊齊。
我的手指順著紙張繼續往下劃,心卻一點一點地往下沉。那筆我無比熟悉的、數額固定的“特殊補貼”,像憑空消失了一樣,在最近的記錄里,連個影子都找不著。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一股說不清的涼意,順著我的脊梁骨,嗖嗖地往上爬。我忍不住又敲了敲玻璃窗,把那個姑娘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同志,你再幫我仔細查查,是不是有一筆從區里社保中心打來的錢?或者是什么別的單位,一筆固定的補貼,每個月都有的,你再看看。”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一些,但那微微的顫抖,連我自己都聽得出來,它出賣了我心底的慌亂。
柜員似乎被我這個“難纏”的老頭子問得有點煩了,但還是又在電腦上點了幾下,然后頭也不抬,視線在屏幕上快速掃過,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公式化的語氣回答我:“大爺,系統里顯示,最近半年都沒有您說的那筆款項。”
“半年?”這兩個字像兩把小錘子,狠狠地砸在我心上。我感覺有點發懵,身體晃了一下,“不可能,我記得……我記得上個月……”我的記憶突然像被蒙上了一層霧,變得模糊不清。仔細想來,最近幾個月,家里沒什么大開銷,我也確實沒像過去那樣,每個月都盯著存折去刷一下。一種極其不祥的預感像一團濃重的烏云,迅速地籠罩了我的心頭。難道,這筆錢已經停了很久了?
我捏著那張輕飄飄的流水單,魂不守舍地走出了銀行大門。午后兩點的陽光像一根根燒紅的鋼針,刺得我眼睛發痛,耳朵里知了的叫聲也變得格外刺耳,仿佛在聲嘶力竭地嘲笑我的遲鈍和糊涂。我的腦子里亂成了一鍋粥,那筆錢,那筆像老朋友一樣跟了我三十多年的錢,怎么能說沒就沒了?連個招呼都不打一聲?
一進家門,老伴兒張蘭正在廚房里哼著小曲兒忙活晚飯,看見我臉色鐵青,手里還捏著一張皺巴巴的紙,趕緊迎了上來,解下腰間的圍裙在手上胡亂擦著:“老李,怎么了這是?錢取回來了嗎?看你這臉色,慘白慘白的,跟丟了魂兒似的。”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把那張流水單遞到她手里,然后一屁股重重地陷在沙發里,感覺全身的骨頭架子都散了,力氣被抽得一干二凈。
張蘭戴上老花鏡,湊在窗邊,借著光亮看了半天,也看出了不對勁:“咦?老李,那筆補貼……怎么沒了?”
“銀行的人說,半年都沒發了。”我的聲音干巴巴的,像是從撒哈拉沙漠里吹出來的風,不帶一絲水分。
“半年?!”張蘭也慌了,聲音陡然拔高,“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銀行給搞錯了?這錢發了多少年了,怎么能說停就停?”
“我不知道……”我煩躁地抓了抓花白的頭發,“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一刻,我們倆就像兩只在迷宮里找不到出口的沒頭蒼蠅。張蘭也顧不上做飯了,我們倆開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我找出鑰匙,打開了書房里那個上了鎖的舊木箱,那是我壓箱底的寶貝。箱子里是我這幾十年來攢下的所有“家當”——一本本寫滿了數字的舊存折、一沓沓泛黃的工資條、各種繳費單據,甚至還有幾十年前就已經作廢的糧票和布票。我們把這些承載著歲月痕跡的紙片在客廳的地板上攤了一地,一張一張地翻,一本一本地查,試圖從這些歷史的塵埃里,找出哪怕一丁點有用的線索。
夕陽的余暉像金色的油彩,透過窗戶,斜斜地灑在地板上,給那些斑駁的紙張鍍上了一層憂傷的顏色。我和張蘭就這么坐在這一地狼藉中間,面面相覷,像兩個在森林里迷了路的孩子,滿眼都是茫然和無助。
就在這時,門鎖“咔噠”一聲輕響,是兒子李健下班回來了。他一進門,看到客廳里這副景象,嚇了一大跳:“爸,媽,你們這是干嘛呢?家里遭賊了?”
李健今年四十歲,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部門主管,每天西裝革履,頭發用發膠抹得锃亮,忙得腳不沾地。他看到我們倆灰頭土臉的樣子,趕緊把手里的公文包往玄關柜上一扔,大步流星地走了過來。
我抬起頭,看著他,把今天在銀行遇到的糟心事,用最簡短的話,有氣無力地復述了一遍。
李健聽完,眉頭也緊緊地鎖了起來。他不像我們,沒去翻那些老古董,而是直接掏出他的智能手機,對我說道:“爸,你的銀行卡不是綁我手機上了嗎,我用手機銀行查一下,那個最清楚,能查到好幾年的記錄。”
他拿過我的銀行卡,對著卡號輸入了一串數字,又用他的指紋解了鎖,在那塊小小的、發光的屏幕上劃拉了好幾下。我和張蘭都把腦袋湊了過去,緊張地盯著那個屏幕,大氣都不敢出。我看見李健的臉色,隨著他手指的劃動,一點一點地變得凝重起來。
終于,他劃動的動作停了下來,然后把手機舉到我面前,用手指著屏幕上的一行小字。
“爸,”李健的聲音有些干澀,腔調里帶著一種難以置信的錯愕,“我查了,所有的明細都在這兒。這筆錢……它最后一次到賬的日期,是八年零兩個月前。”
“什么?!”
我和妻子異口同聲地驚叫起來,那聲音尖利得變了調,像是被人狠狠踩了尾巴的貓。我一把奪過李健手里的手機,把屏幕湊到眼前,幾乎要貼在鼻子上。
屏幕上那行冰冷的、沒有任何感情的宋體字,像一根燒紅的鋼針,狠狠地刺著我的眼睛:交易日期,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交易摘要:補貼。收入金額……
八年!
整整八年!
我感覺一陣猛烈的天旋地轉,瞬間的失重感讓我眼前一黑,身體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我下意識地伸出手,一把扶住了身后的沙發邊緣,才沒有一頭栽倒在地。
八年的時間,將近一百個月,三千多個日日夜夜,那筆錢,就像一滴墨水滴進了大海,就這么無聲無息地人間蒸發了。而我,這個它跟了三十多年的人,這個曾經把它看作生命一部分的人,竟然對此一無所知。
為什么?我拼命地在混沌的腦子里回想。八年前……八年前是什么時候?對了,是李健結婚買房的時候,我們老兩口掏空了半輩子的積蓄,連壓箱底的錢都拿出來,給他湊了首付。再然后,孫子小寶出生了,家里一下子熱鬧起來,也徹底忙亂起來。
我的所有心思,所有注意力,都被這些雞毛蒜皮的家事牢牢牽扯著。我每天想的是兒子的房貸,是孫子的奶粉錢,是小寶有沒有感冒發燒。
我只是籠統地知道,每個月退休金和補貼都在進賬,家里的開銷也大,也就沒再像以前那樣,每個月都虔誠地去銀行,仔仔細細地核對那本存折上的每一筆進出。
一種巨大的、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失落和羞愧感,像決堤的洪水一樣,將我瞬間淹沒。我感覺自己不是丟了錢,我是丟了一段記憶,丟掉了一份堅持了三十多年的習慣和信念。我感覺自己像個天大的笑話,一個守著寶藏卻不知道寶藏早已不翼而飛的傻瓜。我的手開始不受控制地劇烈發抖,不僅是因為憤怒,更是因為一種對自己麻木和遲鈍的深深的痛恨。那不是一筆普通的錢啊,那是……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啊!怎么能,怎么能就這么沒了呢?
02
那一整個晚上,我眼睜睜地看著天花板,一夜未眠。
窗外的月光像水銀一樣,清冷地流淌進屋里,灑在客廳那一地泛黃的紙張上,像是在無聲地憑吊一段被遺忘的歲月。老伴兒張蘭半夜起來給我蓋了好幾次被子,都被我無意識地推開了。我的腦子里,像有個壞掉的復讀機,翻來覆去地播放著“八年”這兩個字。它像一個惡毒的魔咒,不斷地敲打著我的神經,讓我不得安寧。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窗外還是一片灰藍色的時候,我就起了床。我感覺胸口堵得厲害,像塞了一團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悶,連早飯都不想吃。我從柜子里找出我的身份證,還有那本記錄著輝煌與失落的舊存折,把它們小心翼翼地放進一個洗得發白的帆布包里。
“老李,你這是要去哪兒啊?”張蘭端著一碗熱氣騰騰的小米粥從廚房出來,看我這副整裝待發的架勢,一臉的擔憂。
“我去趟區里的社保服務大廳問問。”我一邊費力地彎腰穿鞋,一邊說。我的聲音很平靜,但每個字都像從牙縫里擠出來的,透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執拗,“活要見人,死要見尸。這筆錢,不能就這么不明不白地沒了。總得有個說法。”
“我跟你一起去。”張蘭不放心,撂下粥碗就要回屋換衣服。
我直起身,看了她一眼。她眼窩深陷,布滿了紅血絲,顯然也是一夜沒睡好。我心里一軟,但還是搖了搖頭:“你別去了,家里離不開人。再說,外面太陽那么大,我一個人去就行。就是去問個事兒,問清楚了,很快就回來。”
我沒讓她跟著,獨自一人出了門。清晨的空氣還帶著一絲難得的涼意,我站在樓門口,深吸了一口氣,努力讓胸中那股翻騰的火氣平復下來。
我一遍遍地在心里告訴自己,李衛國,冷靜點。這不是錢的事,這是個理兒。是我的東西,就沒有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被拿走的道理。
區社保服務大廳離我們家不遠,坐三站公交車就到了。我到的時候還不到八點半,大廳里已經坐了不少人,放眼望去,幾乎都是像我一樣頭發花白的老人。他們手里緊緊攥著各種各樣的單據和證件,臉上帶著或焦急、或茫然、或期盼的神情。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淡淡的藥油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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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取號機上取了個號,坐在冰涼的塑料椅子上,默默地等待。等待的時間最是磨人,我看著叫號屏幕上方的電子鐘,時間一分一秒地往前爬,我的心也跟著一上一下。我反復在心里演練著待會兒要說的話,該怎么問才能問到點子上,從哪兒問起才不會被輕易打發。
將近一個小時過去了,大廳里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嘈雜。就在我等到快要不耐煩的時候,廣播里終于傳來了我的號碼。我精神一振,像個得了命令的士兵,抓起我的帆布包,快步走到指定的窗口。
窗口后面坐著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戴著一副時髦的黑框眼鏡,頭發梳得一絲不茍,但眼神里卻透著一種還沒睡醒的倦怠和游離。我走到跟前的時候,他正低著頭,兩只拇指在手機屏幕上飛快地滑動著,屏幕的光映在他的鏡片上,一閃一閃的。
我清了清嗓子,試探性地叫了一聲:“同志?”
他頭也沒抬,像是沒聽見。
我只好提高了一點音量:“同志,你好。”
他這才像被人打擾了美夢一樣,不情不愿地抬起頭,慢吞吞地把手機屏幕朝下扣在桌上,有些不耐煩地瞥了我一眼:“什么事兒啊,大爺?”那腔調拖得長長的,讓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想咨詢個事兒。”我強壓下心頭的一絲不快,盡量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和緩一些,然后一五一十地把我的情況詳細地跟他說明了一遍,最后將我的身份證和存折從窗口下方的缺口遞了進去。“就是這筆錢,以前每個月都有的,但現在查不到了,銀行那邊說,已經停了八年多了。”
這個被我后來才知道叫小王的年輕人,接過我的證件,臉上沒什么多余的表情。他在鍵盤上不緊不慢地敲打著,屏幕上跳出一些我看不懂的表格和數據。我的心隨著那“噼里啪啦”的鍵盤聲,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緊緊地盯著他的臉,希望能從他的表情里看出點什么端倪,是找到了,還是沒找到。
他皺起了眉頭,在電腦屏幕上翻看了好一會兒。我的希望也隨著他緊鎖的眉頭一點點地升了起來,或許是系統太復雜,他需要花點時間才能找到。我耐著性子,等著他宣判。
終于,他停下了敲擊鍵盤的手,端起手邊的玻璃茶杯,吹了吹上面的茶葉末,喝了一大口水,然后才慢悠悠地開了口。
“李衛國是吧?”他頭也不抬地問,眼睛還盯著屏幕。
“是,是我。”我下意識地挺直了腰桿,仿佛在法庭上等待判決。
“您說的這個補貼啊,”他用食指的指甲在屏幕上點了點,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今天的天氣怎么樣,“我們系統里顯示,八年前就給您停發了。”
這個結果,雖然昨天在李健的手機上已經看到了,但此刻從他這個代表著“官方”的口中說出來,還是像一記無情的重拳,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停發?為什么停發?”我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身體不由自主地往前湊了一步,雙手撐在了冰涼的柜臺上,“我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通知啊!怎么能說停就停了?”
小王似乎對我的激動反應感到有些反感,他整個人往椅子的靠背上一靠,攤了攤手,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架勢:“這個我就不清楚了,系統就是這么顯示的。可能是政策調整了吧,這幾年好多老的補貼項目都整合或者取消了,您這個,可能就在其中。”
“政策調整?”這四個字像一盆臘月里的冰水,從我的頭頂一直澆到腳后跟。我感覺自己像一個被時代淘汰的、生了銹的舊零件,被一句輕飄飄的“政策調整”就給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那筆錢,那筆對我來說意義非凡的錢,就這么被輕描淡寫地歸為“被取消的老項目”?我看著小王那張年輕而漠然的臉,一股壓抑不住的火氣直沖腦門。
“不可能!”我的聲音不由自主地大了起來,引得旁邊幾個正在辦事的、正在等待的人都齊刷刷地朝我這邊看過來。“就算是政策調整,也得有個紅頭文件,有個說法吧?不能就這么不清不楚地就沒了啊!我人還活得好好的,怎么說停就停了?”
“大爺,您別激動,有話好好說。”小王皺著眉,語氣里透出明顯的敷衍和不耐煩,“都跟您說了,系統里就是這么顯示的,我一個小辦事員,我能有什么辦法?”
我深吸一口氣,用盡全身的力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明白,跟這個年輕人發火沒有任何用處,他只是一個傳話的機器。我必須找到問題的根源。
“那……那能不能麻煩你,受累幫我查一下,到底是根據哪個文件調整的?停發的具體原因是什么?”我放緩了語氣,幾乎是在用一種近乎懇求的姿態問他。
小王似乎被我的執著徹底搞得沒了耐心。他在鍵盤上又胡亂敲了幾下,然后不耐煩地把顯示器轉向我這邊,用手指使勁地戳著屏幕上的一行小字,說:“喏,您自己看,檔案狀態:‘已歸檔,無在發款項’。就這么一行字,別的什么都沒有了。”
他頓了頓,收回手,又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帶著教訓意味的口吻補充道:“更早的紙質檔案都在檔案室里呢,那得走流程申請查詢,要填表,要領導簽字,一層層審批,老麻煩了,估計就算查了,也查不出什么名堂。再說了……”他抬起眼皮,用一種審視的目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個無理取鬧的傻子,“大爺,都八年了,您現在才想起來問?”
他最后一句話的語氣,充滿了毫不掩飾的質疑和一絲若有若無的嘲諷。這句話像一根毒刺,精準地、深深地扎進了我的心臟,徹底點燃了我一直死死壓抑著的怒火。他不是在問我為什么現在才來,他是在嘲笑我的遲鈍,嘲笑我的落伍,嘲笑我這個連自己的錢都看不住的糊涂老頭子。
那一瞬間,我感覺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全涌上了頭頂。這不僅僅是對我疑問的敷衍,更是對我這個人,對我所珍視的一切的輕蔑和否定。我緊緊地攥著拳頭,指甲深深地掐進了掌心里,留下幾個泛白的月牙印,但我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只是死死地盯著他,感覺喉嚨里像是被塞了一把滾燙的沙子,又干又痛。周圍人投來的目光像一根根細密的針,扎在我的后背上,我感覺自己像一個赤身裸體的小丑,正在大庭廣眾之下,上演一出無人喝彩、只有嘲笑的獨角戲。
最終,我什么也沒說,只是默默地、用顫抖的手,收回了我的身份證和那本已經毫無用處的存折,然后僵硬地轉過身,一步一步地離開了那個讓我感到窒息的窗口。每走一步,都感覺腳下像踩著一團團棉花,軟弱無力。
當我走出服務大廳,灼熱的陽光毫無遮攔地照在我身上時,我卻感覺不到一絲溫暖,只有一種從骨頭縫里滲出來的、徹骨的寒冷。“查無此款”,一句輕飄飄的“政策調整”,就抹掉了一切,否定了一切。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人生生地剜去了一大塊。
03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一路上,耳朵里反反復復回想著小王那句“都八年了,您現在才想起來問?”。那語氣,那眼神,像烙鐵一樣,在我心里烙下了一個屈辱的印記。我一言不發地走進家門,把帆布包往鞋柜上一扔,就直挺挺地坐在沙發上,盯著電視機黑漆漆的屏幕發呆。
胸口那團棉花,現在變成了一塊大石頭,堵得我喘不過氣來。
張蘭看我這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就知道事情不順。她沒多問,只是嘆了口氣,給我倒了一杯晾好的溫開水,遞到我手里:“老李,別氣了,氣壞了身子可怎么辦?不值得。”
我接過水杯,卻沒有喝,只是把它放在茶幾上。整個下午,家里的氣氛壓抑到了極點,連空氣都仿佛凝固了。我一句話不說,張蘭就在我身邊唉聲嘆氣,坐立不安。
晚上,李健回來了。他一進門就感覺到了家里不同尋常的低氣壓。他換了鞋,走到我面前,小心翼翼地問:“爸,今天去社保中心問得怎么樣了?有結果了嗎?”
我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然后用一種不帶任何感情的語調,把小王說的話,原封不動地復述了一遍。我說得很慢,像是在背誦一篇與自己無關的課文。
李健聽完,沉默了。他站在客廳中央,眉頭緊鎖,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自己的手機殼。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像是下定了決心,開口了:“爸,要不……就算了吧。”
我猛地抬起頭,死死地盯著他。
他似乎沒注意到我眼神的變化,繼續說道:“都八年了,這么長時間,就算能查清楚是怎么回事,估計也補不回來了。現在這些單位,認死理,程序多得要命。您都快七十的人了,為這點錢,天天往外跑,跟那些人磨嘴皮子,萬一把身體氣出個好歹來,多劃不來啊。”
“這點錢?”
李健的話像一根又細又長的針,不偏不倚,精準地刺中了我內心最痛、最不能觸碰的那個地方。我感覺渾身的血“轟”的一下就沖上了頭頂,再也壓抑不住。我猛地一拍茶幾,上面的水杯被震得跳了一下,水灑了出來。我“霍”地站起身,指著他的鼻子,用我這輩子都沒對他用過的音量吼道:
“什么叫‘這點錢’?!你再說一遍!這不是錢的事!你懂不懂?這不是錢的事!這是我的榮譽!是老子當年……是老子當年用命換來的!你懂個屁!”
我的聲音因為極度的激動而劇烈地顫抖著,說到最后,幾乎變成了嘶吼。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視線也變得模糊起來。我感覺心臟在胸腔里瘋狂地跳動,像要掙脫束縛跳出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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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被我這突如其來的爆發吼得一愣,他大概從來沒見過我這個樣子。隨即,一股年輕人的火氣也上來了:“爸!我怎么不懂了?我不是心疼你嗎!現在辦事有多難您不知道嗎?您腿腳又不好,這大熱天的,您一趟一趟地往外跑,結果呢?人家一句話就把你打發了!您圖什么啊?那筆錢,就算全補回來,能有多少?夠我們家還一個月房貸嗎?夠給小寶報兩個輔導班嗎?爸,咱能不能現實一點?”
“現實?”我冷笑一聲,感覺心臟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地攥了一下,一陣抽痛。我看著眼前這個我一手帶大的兒子,他穿著筆挺的襯衫,打著一絲不茍的領帶,談吐之間都是“效率”、“成本”、“現實”,可他卻永遠無法理解,在他父親內心深處,有一塊比生命還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陣地。
那一刻,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孤獨和悲哀。這種感覺,甚至比當年在最艱難的困境中,孤立無援時還要難受。
我最親的人,我唯一的兒子,竟然也覺得我的堅持“不值當”,覺得我所捍衛的東西,可以用房貸和輔導班來衡量。
“你說的對,是我不現實。”我突然感到一陣深入骨髓的疲憊,所有的力氣都像是被抽走了。我不想再爭吵了,這種爭吵毫無意義,只會讓我更加心寒。
“老李!小健!你們倆都少說兩句吧!”張蘭不知什么時候已經站在我們中間,急得眼淚都掉下來了,“一家人,有什么話不能好好說!非要這樣吵嗎?”
我轉過身,不再看兒子的臉,只是無力地擺了擺手,用一種近乎沙啞的聲音說:“你走吧。我的事,以后不用你管了。”
李健看著我決絕的背影,嘴唇動了動,似乎還想說什么。但他最終只是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轉身抓起他的公文包,“砰”的一聲,摔門而去。那巨大的關門聲,像一記重錘,砸在我和張蘭的心上。
客廳里,瞬間恢復了死一樣的寂靜。只剩下張蘭壓抑的哭泣聲,和我內心那個不屈的、卻無人理解的誓言:這件事,我李衛國,管定了!就算跑到天邊,我也要把它弄個水落石出!
04
和兒子那場天翻地覆的大吵之后,我結結實實地病了一場。
其實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心里那股火怎么也下不去,堵在胸口,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人一上了年紀,就怕心氣不順。這么一折騰,我那條受過傷的老腿也開始跟著湊熱鬧,陰雨天似的,又酸又脹,針扎一樣地疼。
我躺在床上,整天整天地不說話。張蘭急得團團轉,變著法兒地給我做些好克化的東西,端到床邊勸我吃。她反反復復地說:“老李,咱不折騰了行不行?錢沒了就沒了吧,就當破財免災了。只要你身體好好的,比什么都強。”
我聽著,心里不是滋味,但就是不想開口。我一閉上眼,眼前就晃動著三張臉:小王那張年輕而冷漠的臉,李健那張充滿“現實”和不解的臉,還有多年前,在醫院里,一位領導拍著我的肩膀,鄭重許諾的臉。那些話,那些表情,在我腦子里攪成一團,最后都匯成了李健那句最傷人的話:“不值當。”
不值當嗎?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問自己。如果連這個都不值當,那我這輩子,還有什么東西是值得的?
病了幾天,人輕了一圈,但腦子卻清醒了不少。我告訴自己,李衛國,你當年連死都不怕,還怕這點困難?跟人磨嘴皮子,總比跟槍子兒打交道容易吧。
病一好利索,我就下了床。我意識到,靠我自己這么一個老頭子,單槍匹馬地去闖,肯定不行。現在的社會,講究的是人脈,是圈子。我得找人幫忙。
我想到了我的一個老伙計,老趙。老趙跟我差不多大,我們年輕時在一個單位待過,關系鐵得很。他比我腦子活,退下來之后沒閑著,在街道辦干過幾年,后來又自己倒騰了點小生意,三教九流的人都認識一些,路子比我野多了。
我從柜子底翻出兩瓶藏了好幾年的好酒,用報紙包好,提著就去了老趙家。
幾年不見,老趙還是那么精神,嗓門洪亮,笑聲爽朗。他看到我,高興地捶了我一拳:“你個老李,可是稀客啊!快進來!”
進了屋,嫂子熱情地端茶倒水。等坐定了,老趙看我臉色不太好,就問我:“怎么了這是?遇上難事了?”
我嘆了口氣,把這陣子發生的事情,從去銀行取錢,到跟兒子吵架,原原本本地跟他學了一遍。
我話還沒說完,老趙就“啪”的一聲,一巴掌拍在了大腿上,震得茶幾上的杯子都跳了一下。“他娘的!這幫坐辦公室的,就是欺負你們這種老實人!”
他氣得吹胡子瞪眼,“八年!整整八年啊!這得是多大的疏忽!不行,這事兒不能就這么算了!”
看著老趙比我還激動的樣子,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衛國,你別急,這事兒包在我身上。”老趙當著我的面,就掏出了他的手機,翻開那個存了密密麻麻電話號碼的通訊錄。
他開始一個一個地打電話。他說話的方式跟我完全不同,那種客氣里帶著一股子江湖氣,三言兩語就能跟電話那頭的人拉上關系,稱兄道弟。我坐在旁邊,聽著他一會兒一個“張哥”,一會兒一個“劉處”,心里五味雜陳。我這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是真的跟這個社會脫節太久了,已經不會用這個時代的方式去說話,去辦事了。
老趙打了足足半個多小時的電話,嗓子都說啞了。掛了最后一個電話,他長出了一口氣,端起茶杯猛灌了一口,然后對我說道:“衛過,有門兒了!”
他告訴我,經過他一番打探,得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信息:大概就是八年前,全市的各類補貼發放系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數字化升級”,說白了,就是把以前所有的紙質檔案全部錄入電腦系統。據說當時時間緊、任務重,下面各個單位加班加點地干,忙中出錯是常有的事。老趙分析,我的這筆津貼,八成就是在那次系統升級中,被哪個環節的哪個馬虎蛋給“漏掉”了。
他還打聽到,現在市里相關部門分管檔案這塊的,是一位姓陳的副局長,以前也在部隊待過。
這個消息,讓我那顆已經快要沉到谷底的心,重新燃起了一絲微弱的希望。
在老趙的牽線下,我們通過一個拐了七八個彎的關系,聯系上了市局辦公室里的一位熟人。對方答應,可以幫忙在市局的內部原始數據庫里,再幫我查一次。那是最根本的系統,如果哪里有,事情就好辦了。
我們滿懷期待地等了兩天。這兩天,我度日如年,手機二十四小時不敢離手,生怕錯過電話。
第三天下午,老趙的電話終于來了。我幾乎是顫抖著手按下了接聽鍵。
“喂,老趙,怎么樣?”
電話那頭,是老趙沉重的、帶著一絲歉意的聲音:“衛國啊……我剛跟市里那朋友通過電話……他說……他也查了……”
“查了怎么說?”我的心一下子懸到了嗓子眼。
老趙沉默了幾秒鐘,然后艱難地說道:“他說……市局的原始數據庫里,也……也沒有你這筆津貼的記錄。他們專門調取了八年前系統切換時候的操作日志,顯示你的檔案狀態,在那時……就是‘完結’狀態。”
我腦子“嗡”的一聲,后面的話幾乎聽不清了。我只聽到老趙用一種近乎絕望的語氣,復述著對方最后的結論:“他說,這事兒到這兒,基本就到頭了。官方的正式回復,只能是……‘經上級系統核實,查無此款’。”
查無此款。
這四個字,像四記重錘,狠狠地、接連不斷地砸在我的胸口。我眼前一黑,差點把手機摔在地上。
掛了電話,我呆呆地坐在沙發上,手里還捏著那份我從社保中心帶回來的、已經沒什么用的業務回執單。紙張的邊緣,已經被我手心的汗水浸得又濕又軟。連市局的原始數據庫里都沒有記錄,這幾乎是給我判了死刑。
難道,真的是我的記憶出了錯?難道那三十多年的津貼,那份我一直引以為傲的憑證,都只是我臆想出來的一場夢?一種巨大的、荒謬的虛無感,像一張大網,將我密不透風地包裹了起來。我開始懷疑自己,懷疑我的記憶,懷疑過去那段刻骨銘心的歲月,是不是真的存在過。
05
“查無此款”——這句來自市局的最終答復,像一根抽絲的線頭,一下子抽走了我全身所有的力氣和精神。
我回到家,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房間里,誰也不見,什么也不想吃。張蘭在門外急得直掉眼淚,不住地敲門:“老李,你開開門啊,你別嚇我!你有什么事跟我說,別一個人憋在心里啊!”
我聽著她的聲音,心里刀割一樣地疼,但我就是不想動,也不想說話。我坐在床邊,看著窗外灰蒙蒙的天,感覺自己像一只被雁群遺棄的孤雁,找不到來路,也看不到歸途。
這兩天,兒子李健偷偷回來看過我兩次。我聽見他在門外壓低了聲音,焦急地問張蘭:“媽,我爸他怎么樣了?你讓他千萬別鉆牛角尖啊,不就是那點錢嘛……”
聽到“那點錢”三個字,我的心又是一陣尖銳的刺痛。我把頭埋進被子里,不想再聽見任何聲音。
就在我幾乎快要徹底放棄,準備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時,一個深夜,我的那條老傷腿又開始不合時宜地疼了起來。那種酸麻脹痛的感覺,從骨頭縫里一陣陣地往外鉆,疼得我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
我索性從床上坐了起來,借著窗外透進來的、微弱的月光,打開了床頭柜最下面那個上了鎖的抽屜。里面,是一個用一塊鮮紅色的、嶄新的絨布包裹著的長方形木盒子。這個盒子,我幾十年沒打開過了。
我的手有些顫抖,費了點勁才把那生了銹的銅鎖打開。我小心翼翼地揭開那塊紅色的絨布,打開了盒蓋。
盒子里面,鋪著一層已經有些發黃的明黃色綢緞。綢緞之上,靜靜地躺著一枚沉甸甸的、閃著青銅色光芒的勛章,旁邊還有幾枚略小一些的紀念章。
月光透過窗欞,恰好灑在勛章上,那冰冷的金屬表面反射出清冷而莊嚴的光芒。
我伸出顫抖的手,拿起了那枚最大的二等功勛章。勛章入手冰涼,分量十足。那冰涼的金屬觸感,仿佛一道閃電,瞬間擊穿了時間的壁壘,把我猛地拉回了那個戰火紛飛、硝煙彌漫的年代。
我的眼前,浮現出授予我勛章時的場景。師長那雙粗糙有力的大手,重重地拍在我的肩膀上,他洪亮的聲音在我耳邊回響:“小李!你是好樣的!是人民的功臣!國家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你!”
我又想起了我負傷倒下時,衛生員在我耳邊聲嘶力竭地喊著:“堅持住!李衛國!你立了功,要活著回去戴上大紅花!你不能死在這兒!”
那些聲音,那些面孔,那些被鮮血浸染的記憶,在這一刻,變得無比清晰,仿佛就發生在昨天。我用指腹,一遍又一遍地摩挲著勛章背后刻著的那一串獨一無二的編號。我的眼淚,終于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地砸落下來,滴在那冰冷的金屬上。
這不是一塊普通的金屬,這是我的命,是我犧牲的戰友們的命,是我們用青春和熱血捍衛的尊嚴!國家不會忘記我!人民不會忘記我!怎么可能“查無此款”?系統里沒有,電腦里沒有,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第二天,天剛一亮,我像是換了個人。我沒告訴張蘭,也沒告訴任何人。我找出了我最體面的一件、壓在箱子底已經很多年的舊軍裝襯衫,雖然款式老舊,但熨燙得平平整整。然后,我把那個裝滿了勛章的木盒子,小心地放進了我那個洗得發白的帆布包里。
臨出門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鏡子里的自己。頭發花白,面容憔悴,眼角布滿了皺紋,但那雙眼睛里,卻重新燃起了火光。那眼神,就像三十多年前,我奔赴戰場時一樣,充滿了不容侵犯的堅定和決絕。
我再一次來到了區社保服務大廳。
大廳里的一切,都和上次來的時候一模一樣。人來人往,嘈雜不堪。那個叫小王的年輕人,依舊坐在那個窗口后面,依舊是那副百無聊賴的樣子,正低頭看著手機。
他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先是驚訝,隨即迅速轉變為一種毫不掩飾的不耐煩和厭惡。“大爺,怎么又是你啊?”他甚至沒等我走到跟前,就隔著一段距離喊了起來,“不是都跟你說清楚了嗎?查無此款!你怎么還來?我們這兒很忙的!”
他的聲音不大不小,但足以讓周圍排隊和辦事的人都齊刷刷地朝我看了過來。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看熱鬧的麻木。
我沒有說話,也沒有理會那些目光。我一步一步,走得異常沉穩,徑直走到了他的柜臺前。我的內心,平靜得可怕,沒有憤怒,也沒有爭辯的欲望。
小王被我這種沉默的、壓迫性的氣場看得有些發毛,他拔高了聲音,像是要用音量來給自己壯膽:“我可跟您說啊,您再這樣糾纏不清,我們只能叫保安了啊!系統里沒有就是沒有,這是最終結論!你找誰都沒用!老同志,做人得講道理啊,都什么年代了,還抱著那些老黃歷不放?”
“老黃歷?”我重復著這三個字,突然笑了,笑得有些凄涼。
然后,我當著大廳里所有人的面,在幾十雙眼睛的注視下,慢慢地、異常鄭重地,從我的帆布包里,取出了那個用紅色絨布包裹著的木盒子。
我把盒子放在冰涼的大理石柜臺上,像是在進行一個神圣的儀式。我解開那塊鮮紅的絨布,露出了下面古樸的木盒。然后,我打開了盒蓋。
“砰”的一聲,我將整個打開的盒子,重重地拍在了柜臺上。
盒子里,那枚閃耀著青銅色光芒的二等功勛章,和旁邊幾枚熠熠生輝的紀念章,在辦事大廳慘白的日光燈下,迸發出了無比璀璨、無比刺眼的光芒。
那光芒,瞬間刺痛了在場所有人的眼睛。
整個嘈雜的大廳,在這一瞬間,仿佛被按下了靜音鍵,陷入了一片死寂。
我抬起頭,目光如炬,像兩把出鞘的利劍,直視著眼前那個已經目瞪口呆、臉色煞白的小王。我一字一句,聲音不大,卻像驚雷一般,響徹了整個空間:
“我為國流血換來的榮譽,一分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