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車子停在那個油條攤前時，雨剛停。
瀝青路面泛著濕漉漉的光，晨曦從舊街區的屋檐縫隙漏下來，將油鍋升騰的白汽照得透亮。
她正低頭翻動油條，圍裙上沾著面粉和油漬，鬢角幾縷灰白的發絲被汗水粘在臉頰。
我的手指在方向盤上收緊。
二十五年來，我設想過無數次重逢的場景——也許在同學會上，也許在某個商場，也許她已成為某個領域的專業人士，穿著得體，笑容溫婉。
唯獨不是這樣。
她夾起金黃的油條，抬起頭。四目相對的瞬間，她手中的長筷“啪嗒”掉進油鍋，濺起的油花燙到手背都沒察覺。
瞳孔一點點放大，嘴唇顫抖著張開。
“丁炎彬？”她聲音嘶啞得像砂紙磨過銹鐵，“你…你怎么變成這樣了？”
車窗外的世界忽然靜了。只剩油鍋滋滋的聲響，還有我胸腔里那顆瘋狂跳動、幾乎要撞碎肋骨的心臟。
原來歲月真的能把人雕刻成完全陌生的模樣。
可那雙眼睛沒變。
依然清澈，依然明亮，依然藏著二十五年前那個寒冬清晨，悄悄推過半個窩頭時的溫柔與倔強。
01
1995年的冬天格外冷。
教室的窗戶漏風，糊在窗縫的報紙被吹得嘩啦作響。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身上那件棉襖是父親生前留下的，袖口磨得發亮，棉花結成了硬塊。
胃在抽搐。
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只喝了半碗玉米糊。
母親天沒亮就去鄰村幫工，臨出門往我書包里塞了個煮土豆，可早上路過橋洞時，我把它給了蜷在那里的流浪老人。
數學老師在講臺上講一元二次方程。
黑板上白色的粉筆字開始晃動、重疊。我用力掐自己大腿，指甲陷進肉里，試圖用疼痛驅散那股從胃部蔓延至全身的虛浮感。
“丁炎彬？”同桌許若琳輕輕碰了碰我胳膊。
我勉強轉過頭。她正看著我，眉頭微蹙，眼睛里寫著擔憂。晨光從她身后的窗戶斜射進來，給她的側臉鍍了層毛茸茸的金邊。
“你臉色好白。”她壓低聲音說。
我想說沒事，嘴唇動了動，卻沒發出聲音。眼前猛地一黑，整個人朝旁邊栽倒。
驚呼聲中，我聽見桌椅碰撞的聲響，身體卻輕飄飄的，像墜入一團棉花。
再睜開眼時，我躺在教室后方的長椅上。
陳靜芳老師蹲在旁邊，手里端著搪瓷杯：“醒了？喝點熱水。”她三十多歲，戴副黑框眼鏡，平時嚴厲，此刻眼神卻溫和。
幾個同學圍在周圍。袁博文站在最前面，抱著胳膊，嘴角掛著一絲說不清是關切還是譏誚的笑。
“窮得連飯都吃不起了？”他的聲音不大，但足夠讓所有人聽見。
我掙扎著想坐起來，卻被一只纖細的手按住肩膀。
許若琳擠開人群，在我身邊蹲下。她沒看任何人，只是從懷里掏出個用手帕包著的東西。手帕展開，是半個黃澄澄的窩頭。
窩頭還冒著絲絲熱氣。
“吃吧。”她把窩頭遞到我嘴邊，聲音平靜得像是做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
教室里靜了一瞬。
我愣愣地看著她，喉嚨發緊。她眼睛清澈，沒有任何施舍的意味，就像只是分享一塊橡皮、一支鉛筆那樣自然。
“許若琳，你自己午飯怎么辦？”陳靜芳問。
“我吃過了。”她說謊時睫毛會微微顫動，這個細節只有我知道。
我最終還是接過了那半個窩頭。玉米面的粗糙口感混合著淡淡的甜，在口腔里彌漫開來。那是我吃過最溫暖的食物。
從那天起，許若琳每天都會帶兩個窩頭。
一個完整的，半個給我。她用同樣的手帕包著，在上午第二節課后，趁沒人注意時推到我桌上。
我們從不提起這件事。
就像某種心照不宣的契約，在1995年那個寒冷的冬天，悄無聲息地締結。
02
許若琳住在城西的棚戶區。
我知道這個，是因為一個月后的周末，我在廢品收購站遇到了她。
那天下著細雪，我拉著輛破板車，車上堆著從建筑工地撿來的廢鋼筋。母親的風濕病又犯了，我想賣點錢給她買貼膏藥。
收購站的院子里，許若琳正踮著腳，把一捆舊報紙往秤上搬。
她穿著件洗得發白的碎花棉襖，袖口挽到手肘，露出凍得通紅的小臂。頭發用橡皮筋胡亂扎著，幾縷碎發被汗水粘在額前。
看到我時，她動作僵了一下。
“你…”她張了張嘴，最終只是抿了抿唇，“也來賣廢品？”
我點點頭，把板車拖到秤旁邊。空氣中彌漫著鐵銹和舊紙張的氣味，雪花落在我們肩上，很快融化成深色的濕痕。
老板是個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叼著煙，慢吞吞地稱重。
“報紙四毛二，鐵八分一斤。”他在本子上記著，“丫頭，你這星期第三趟了吧？家里這么缺錢？”
許若琳沒回答，只是安靜地數著老板遞來的毛票。
一共三塊六毛。她把錢仔細折好，塞進棉襖內層的口袋，那動作謹慎得像在藏什么寶貝。
走出收購站時，雪下大了些。
我們并肩走在坑洼的土路上，誰都沒說話。板車的輪子碾過積雪，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你媽媽…”我終于開口，“身體還好嗎？”
問完就后悔了。這是她的禁區，我知道。班里有傳言，她父親在她六歲時礦難去世，母親常年臥病，家里全靠她撐著。
許若琳沉默了很久。
“不太好。”她聲音很輕，幾乎被風雪聲淹沒，“上周咳血了，藥也快吃完了。”
我不知該說什么。口袋里還有賣廢品得來的五塊錢，我想塞給她，又知道她絕不會要。
“那個…”她忽然轉過頭，“窩頭的事，別跟別人說。”
“我知道。”我說。
“袁博文他們要是知道了，會笑話你。”她頓了頓，“也會笑話我。”
她的側臉在雪光中顯得格外瘦削，下巴尖尖的，眼睛看著前方被雪覆蓋的小路。有一種與年齡不符的疲憊，沉淀在她清澈的眸子里。
“你為什么幫我？”我終于問出憋了一個月的問題。
許若琳停下腳步。
雪花落在她睫毛上，她眨了眨眼。“因為你餓暈那天，”她說，“我看見了。”
“看見什么？”
“你把土豆給了橋洞底下那個老人。”她看著我，眼神認真，“你自己都吃不飽，卻還想著別人。”
我愣住了。
那天早上我確實給了老人土豆，以為沒人看見。橋洞離學校很遠，而且才五點多，天還沒亮透。
“你怎么…”
“我每天四點起床，去鐵路邊撿煤核。”她平靜地說，“路過橋洞，正好看見。”
風卷著雪片撲在我們臉上。遠處的棚戶區升起裊裊炊煙，在鉛灰色的天空下顯得單薄而脆弱。
“走吧。”她拉了拉圍巾，“再晚我媽該擔心了。”
我跟在她身后，看著她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雪地里走。棉襖太大，下擺幾乎拖到膝蓋，背影瘦小得仿佛隨時會被風雪吹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半個窩頭對她來說意味著什么。
那是從她自己嘴里省下來的，從本就微薄的口糧中硬生生摳出來的份額。而她做這件事的理由，簡單得讓人心痛。
只是因為我曾把唯一的土豆給了更需要的人。
03
三月的風開始變軟。
教室窗外的楊樹抽出嫩芽，陽光透過新葉灑在課桌上，形成晃動的光斑。期中考試的成績貼在教室后墻，我的名字排在第二。
第一名是許若琳。
袁博文站在成績單前，抱著胳膊冷笑。“喲，兩個窮鬼包攬前二，真勵志啊。”
幾個跟班附和地笑起來。
我沒理他，低頭整理錯題本。許若琳坐在旁邊，正專注地解一道幾何題，鉛筆在草稿紙上畫出流暢的輔助線。
“丁炎彬。”她忽然抬頭，“這道題你會嗎？”
我湊過去看。是道關于圓切線的證明題，步驟繁瑣，需要構造三條輔助線。數學是我的弱項，尤其幾何。
“不太會。”我老實承認。
“我教你。”她拉過我的草稿紙，開始一步步講解。
她的手指很細，指關節因為常年勞作有些粗大，握筆的姿勢卻很優雅。聲音輕柔而清晰，每個邏輯轉折都講得明明白白。
“懂了沒？”講完她問。
我點點頭，又搖搖頭。“輔助線為什么要這么畫？”
她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那我再講一遍。”
這樣的場景越來越頻繁。
課間、午休、放學后，只要一有空，我們就湊在一起學習。
她幫我補數學，我幫她補英語。
兩個窮孩子用最笨拙的方式互相攙扶，在知識的陡坡上艱難攀爬。
四月初，班主任陳靜芳宣布了一件事。
“市里有個助學金項目，每年一千塊，連續資助到高中畢業。”她推了推眼鏡，“我們班有一個推薦名額。”
教室里騷動起來。
一千塊，在1995年是個天文數字。足夠支付三年的學費、書本費，甚至還能補貼家用。
“評選標準是成績和家庭情況。”陳靜芳繼續說，“有意向的同學下周一把申請材料交給我。”
下課后，袁博文敲了敲我的桌子。
“丁炎彬，你要申請吧？”他俯下身，聲音不高不低，“你媽在紡織廠一個月掙多少？八十？一百？”
我握緊了拳頭。
“要我說，這助學金就該給你。”他笑得很燦爛，“畢竟你連飯都吃不飽，還得靠女同學施舍，對吧？”
這話像根針，扎進我最敏感的神經。
周圍幾個同學看過來，眼神復雜。許若琳正在整理書包，動作明顯僵了一下。
“袁博文，你什么意思？”我站起來。
“沒什么意思。”他聳聳肩，“就是覺得挺感人的，每天半個窩頭，跟喂小貓小狗似的。”
熱血沖上頭頂。我掄起拳頭揮過去，卻被一只手緊緊拉住。
許若琳擋在我身前。
她仰頭看著袁博文，臉色平靜，眼神卻冷得像冰。“袁博文，你期中數學考了多少分？”
袁博文愣住。“關你什么事？”
“68分。”許若琳一字一頓，“全班倒數第五。這樣的成績，就算家里有關系，也拿不到助學金吧？”
周圍響起壓抑的笑聲。
袁博文的臉漲成豬肝色。“你！”
“還有，”許若琳繼續說，“丁炎彬上學期總成績第四，這學期第二。你最好看看自己的排名——第二十七，挺吉利的數字。”
她說完，轉身拉我胳膊。“走吧，該去圖書館了。”
我被她拽著往外走，回頭看見袁博文站在原地，拳頭攥得咯咯響，眼神陰鷙得可怕。
走廊里，我甩開她的手。
“你不該惹他。”我說，“他爸是教育局的。”
“那又怎樣？”許若琳停下腳步，“助學金看的是成績和家庭情況，不是看誰爸官大。”
陽光從走廊盡頭的窗戶斜射進來，把她整個人籠在光暈里。她個子不高，站得卻筆直，像棵在石縫里扎根的小樹。
“可是…”
“沒有可是。”她打斷我，“這個助學金你必須拿到。你媽身體不好，你成績又夠，這是你唯一的機會。”
“那你呢？”我問，“你的成績比我好，家庭情況…”
我說不下去了。她母親臥病在床，家里全靠她撿廢品撐著，情況比我更糟。
許若琳垂下眼睛。
“我不申請。”她說得很輕，卻斬釘截鐵。
“為什么？！”
她抬起頭，對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種我說不清的東西，像是遺憾，又像是釋然。
“因為名額只有一個。”她說，“我們倆競爭，可能誰都拿不到。但你比我更需要它。”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我聲音發顫。
“我知道。”她轉身朝樓梯走去，“那天在廢品站，你想把錢給我，對吧？”
我怔在原地。
“你板車上那些鋼筋，是在工地撿的。”她的聲音從樓梯下方傳來，帶著回音，“那么重，你拉了三里路。如果不是急用錢，你不會這么拼命。”
腳步聲漸行漸遠。
我靠在冰涼的墻壁上，閉上眼睛。眼眶發熱，有什么東西要涌出來，又被我死死壓回去。
那一刻我發誓，如果拿到助學金，將來一定要千百倍地報答她。
可那時我不知道，命運早已為我們寫好了截然不同的劇本。
04
申請材料交上去一周后，陳靜芳把我叫到辦公室。
那是周四下午，放學鈴剛響過。辦公室的其他老師都走了，只剩陳靜芳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攤著幾份檔案。
“坐。”她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我坐下，手心出汗。窗外的梧桐樹在暮春的風里搖晃，新綠的葉子嘩嘩作響。
陳靜芳沉默了很久。
她摘掉眼鏡，揉了揉鼻梁，這個動作讓我莫名緊張。
“丁炎彬，”她終于開口，“你和許若琳關系很好，對吧？”
我點頭。
“她家的情況，你了解多少？”
“她爸去世早，媽媽生病，她靠撿廢品…”我說不下去。
陳靜芳從檔案里抽出一張紙，推到我面前。是許若琳的戶口本復印件，家庭成員那欄只有兩個人：許若琳，許玉梅。
母親的名字后面跟著備注：系統性紅斑狼瘡，喪失勞動能力。
“這種病需要長期服藥，每個月藥費至少兩百。”陳靜芳聲音很沉，“她家沒有固定收入，全靠低保和她的廢品錢。”
我盯著那張紙，喉嚨發緊。
“知道她為什么每天只吃一個半窩頭嗎？”陳靜芳問，“因為玉米面最便宜，因為半個窩頭省下來，一個月就能多出三塊錢買藥。”
辦公室的光線漸漸暗下來。
夕陽從西窗斜射進來，把灰塵照成飛舞的金粉。陳靜芳的臉在逆光中顯得模糊，只有聲音清晰地敲打我的耳膜。
“她的申請材料，比你的更符合條件。”她說，“成績第一，家庭特困，村委會的證明寫得清清楚楚。”
我的心沉下去。
“但是，”陳靜芳頓了頓，“昨天她來找我，撤回了申請。”
我猛地抬頭。“什么？”
“她說她準備輟學了。”陳靜芳的聲音有些發顫，“母親病情惡化，需要人全天照顧。有個遠房親戚在南方打工，可以帶她一起去，包吃住，一個月三百。”
三百塊。在1995年，對一個十六歲的女孩來說，是救命的數字。
也是絕望的數字。
“我勸了她整整一節課。”陳靜芳摘下眼鏡，用衣角擦拭鏡片，“我說助學金馬上就能批下來，我說學校可以組織捐款，我說再堅持幾個月就中考了…”
她說不下去了。
窗外傳來籃球砸地的聲音，男生們的歡呼聲，自行車鈴鐺聲。校園的傍晚熱鬧而鮮活，那些聲音卻像隔著厚厚的玻璃，模糊而遙遠。
“她怎么說？”我問，聲音干澀。
“她說等不及了。”陳靜芳重新戴上眼鏡，眼眶泛紅，“母親的藥昨晚就斷了，今天早上咳血咳得更厲害。她說她必須馬上掙錢，否則…”
否則母親會死。
這句話她沒有說出口，但我們都明白。
“她還讓我保密。”陳靜芳看著我的眼睛，“特別是對你。她說如果你知道了，肯定不會接受助學金。”
我站起來，椅子腿摩擦地面發出刺耳的聲響。
“她現在在哪？”
“下午請假了。”陳靜芳說，“應該是去醫院了。她母親在縣醫院住院部三樓，17床。”
我轉身就跑。
沖出辦公室，沖下樓梯，沖出教學樓。暮色四合，校園里的路燈次第亮起，把我的影子拉長又縮短。
跑過操場時，袁博文和幾個男生在打籃球。
球滾到我腳邊，他吹了聲口哨。“喲，丁大學霸跑這么急，趕著去撿廢品啊？”
我沒理他，一腳把球踢開，繼續狂奔。
校門口的老傳達室亮著燈，看門大爺正在聽收音機。我沖出校門，沿著坑洼的馬路往縣城方向跑。
三公里，我跑了二十分鐘。
縣醫院是棟五層的舊樓，墻皮剝落，窗戶上的綠漆起泡卷邊。住院部在三樓，走廊里彌漫著消毒水和排泄物混合的氣味。
17床在走廊盡頭。
門虛掩著，里面有微弱的咳嗽聲。我喘著粗氣，在門口站了很久，才輕輕推開門。
六人間的病房，靠窗那張床上躺著個消瘦的女人。許若琳背對著門，正用小勺給母親喂水。
夕陽從窗戶照進來，把她的影子投在水泥地上。影子單薄得像張紙，隨著喂水的動作輕輕晃動。
她母親喝了口水，又開始咳嗽。那咳嗽聲空洞而劇烈，仿佛要把肺都咳出來。許若琳放下勺子，輕輕拍她的背，動作熟練得讓人心疼。
咳嗽平息后，女人虛弱地問：“琳琳，你吃過了嗎？”
“吃過了。”許若琳說，“媽你餓不餓？我去買粥。”
“不餓。”女人握住她的手，“琳琳，媽拖累你了。”
“別說傻話。”許若琳的聲音很輕，“等你好了，我們一起去南方。那邊暖和，對你身體好。”
女人閉上眼睛，眼角有淚滑下來。
我在門外看著，腳步像釘在地上。伸出去想推門的手，最終慢慢縮了回來。
轉身離開時，我在樓梯間遇到了許若琳。
她端著搪瓷盆，里面是剛洗好的衣物。看到我，她愣在原地，盆里的水晃出來，打濕了她的布鞋。
“你…”她張了張嘴。
“我都知道了。”我說。
沉默在樓梯間蔓延。樓下的病房傳來嬰兒的啼哭，護士推著治療車走過，車輪碾過水泥地發出單調的聲響。
“助學金給你。”許若琳先開口，聲音平靜，“好好讀書，考上縣一中，將來考大學。”
“那你呢？”
“我去打工。”她把盆換到另一只手，“等攢夠錢，把我媽治好，我也許…也許還能回來讀書。”
她說“也許”時，眼神飄向窗外漸暗的天空。那里面有一種我從未見過的迷茫，像迷路的孩子找不到歸途。
“什么時候走？”
“下周。”她說，“中考前。”
樓梯間的聲控燈滅了。黑暗中，我聽見她輕輕的呼吸聲，還有我自己劇烈的心跳。
燈又亮了。她看著我，忽然笑了笑。
“別這副表情。”她說，“又不是再也不見了。等我回來，說不定你已經是大學生了，到時候要請我吃飯。”
我用力點頭，喉嚨堵得說不出話。
“對了。”她從口袋里掏出個東西，遞給我，“這個給你。”
是用手帕包著的半個窩頭。窩頭已經涼了，硬邦邦的。
“明天我不去學校了。”她說，“這是…最后一個。”
我接過窩頭，手帕上還有她的體溫。粗布手帕，洗得發白，邊角繡著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手帕用完記得還我。”她轉身往病房走，走到門口又停住，卻沒回頭，“丁炎彬，一定要考上大學。”
她的背影消失在門后。
我站在樓梯間，握著手里的半個窩頭，忽然蹲下去，把臉埋進膝蓋。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明白，有些告別，說了“再見”，就真的再也見不到了。
05
許若琳消失得悄無聲息。
周一早上，她的座位空著。桌肚里干干凈凈，連張廢紙都沒留下。陳靜芳上課時看了一眼那個空位，什么也沒說，繼續講課文。
袁博文捅了捅我的后背。
“喂，你同桌呢？”他壓低聲音，“真退學了？”
我沒理他。
下課鈴響后，陳靜芳把我叫到走廊。“她走了。”她說，“昨天下午的火車，和她表姨一起去東莞。”
走廊窗外，梧桐樹的葉子在陽光下綠得發亮。有個班在上體育課，哨聲和笑鬧聲遠遠傳來。
“這是她留給你的。”陳靜芳遞給我一個信封。
牛皮紙信封，沒封口。里面是那張繡花手帕，包著一疊毛票——五塊、兩塊、一塊，還有毛票，總共二十三塊六毛。
還有張字條，鉛筆寫的，字跡工整：“丁炎彬，這些錢你拿著買參考書。手帕是借你的，以后要還。好好考試，我在南方會給你寫信。許若琳。”
我捏著那張字條，紙張很薄，邊緣起毛，是從作業本上撕下來的。鉛筆字被手汗暈開些許，但每一筆都寫得認真。
“她…”我聲音發啞，“還說什么了嗎？”
陳靜芳搖搖頭，眼眶發紅。“她讓我告訴你，別去找她。好好準備中考，這是她最大的心愿。”
上課鈴響了。
我回到教室，坐在空蕩蕩的座位旁。許若琳的椅子被推到了桌子底下，桌面上有一道她用鉛筆畫的“三八線”，現在已經擦得模糊。
右邊的桌角有個刻痕，是個歪歪扭扭的“許”字。那是有次數學課，她解不出題，心煩意亂時刻下的。
我用手指摩挲那個刻痕，木刺扎進指尖，細微的疼痛。
下午放學后，我去了她家。
棚戶區還是老樣子，低矮的磚房擠擠挨挨，屋檐下掛著晾曬的衣服。她家在最里面，一間不到二十平的小屋，門上掛了把生銹的鎖。
鄰居是個老太太，正坐在門口摘菜。
“找琳琳？”老太太抬頭看我，“走啦，昨天走的。她媽也接走了，說是去南方治病。”
“還回來嗎？”
“誰知道呢。”老太太嘆氣，“這破地方，回來干啥？她媽那病，在南方暖和點，興許還能多活幾年。”
夕陽把棚戶區的影子拉得很長。炊煙從各家的煙囪升起，空氣里飄著炒菜的油香。
我在那扇鎖著的門前站了很久。
門縫里塞著張水電費催繳單，日期是上周。門檻上有道裂縫，里面卡著顆褪色的玻璃珠，可能是許若琳小時候玩丟的。
我蹲下身，把玻璃珠摳出來，擦干凈，放進校服口袋。
起身離開時，聽見老太太在后面說：“你是她同學吧？琳琳走之前說，要是有人來找她，就告訴那人，她會好好的，讓那人也好好過。”
我沒回頭，揮了揮手。
走到路口，袁博文和幾個男生騎著自行車沖過來，在我面前剎住。
“喲，這不是丁大學霸嗎？”袁博文單腳撐地，笑得不懷好意，“來悼念你那小同桌？”
我沒理他，繼續往前走。
他騎車跟上來，和我并行。“說真的，許若琳退學是不是因為助學金的事？我爸說，本來內定給她的，后來不知道為啥換成了你。”
我停下腳步。
“你說什么？”
“裝什么傻。”袁博文嗤笑，“就一個名額，你倆都申請了，總得有人讓路。
她家比你還窮，成績比你好，按理說該給她。
可現在批下來的是你，她就退學了，這不明擺著嗎？”
幾個跟班附和地笑。
我盯著袁博文，忽然問：“你爸插手了？”
他臉色變了變。“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我說，“你爸在教育局，想讓誰拿到助學金，應該不難吧？”
袁博文的眼神閃爍了一下，雖然只有一瞬，但我抓住了。
“胡說八道！”他提高音量，“你自己走了狗屎運，別往別人身上潑臟水！”
他猛蹬腳踏，自行車竄出去老遠。幾個跟班急忙跟上，揚起一路灰塵。
我站在原地，看著他們消失在巷子盡頭。
暮色完全降下來，路燈一盞盞亮起。飛蛾圍著燈泡打轉，投下紛亂的影子。
口袋里，那顆玻璃珠冰涼。
我握緊它，粗糙的表面硌著掌心。忽然想起許若琳說過的話：“等我回來，說不定你已經是大學生了，到時候要請我吃飯。”
她說了等我回來。
她說會給我寫信。
她說手帕是借的，要還。
所以她會回來的。一定會的。
中考前最后一周，我每天學到凌晨。困了就掐自己大腿，餓了就啃干饅頭，累了就看看桌上那顆玻璃珠。
許若琳留下的二十三塊六毛，我買了三本參考書，剩下的攢著。手帕洗干凈，疊得整整齊齊，和她的字條一起夾在日記本里。
我等著她的信。
等了一周，一個月，一個暑假。
縣一中的錄取通知書來了，助學金也批下來了。九月開學，我穿著洗得發白的校服走進新校園，坐在明亮的教室里。
還是沒有她的信。
陳靜芳幫我打聽過，許若琳的表姨確實在東莞一家制衣廠，但半年前就離職了，去了哪里沒人知道。
許若琳和她母親就像兩滴水，落入南方龐大的人潮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高中三年，我每周寫一封信，寄到許若琳表姨原來的地址。信里寫學校的事，寫我又考了第幾名，寫食堂的菜價漲了，寫梧桐樹葉子黃了又綠。
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
有時我會懷疑，許若琳是否真的存在過。或許她只是我貧瘠青春里的一場幻覺，一個因為饑餓而虛構出來的溫暖影子。
但抽屜里那塊手帕是真的。
褪色的繡花，洗得發白的粗布，還有角落里用紅線縫的一個“琳”字——那是她母親生病前繡的，她說。
高考結束那天，我把手帕拿出來，對著夕陽看。
布料已經很薄了，透光。那些細密的針腳在光線下清晰可見，每一針都認真而笨拙，像一個母親能給女兒的最樸素的禮物。
我考上了省城的重點大學。
臨行前，我去棚戶區最后看了一眼。那片房子正在拆遷，推土機轟隆隆地作業，塵土飛揚。
許若琳家的那間小屋已經成了廢墟，碎磚爛瓦堆成小山。我在瓦礫堆里翻找，找到半塊鏡子，銹蝕的鐵皮餅干盒，還有一本泡爛了的舊課本。
課本封皮上，用鉛筆寫著“初一(3)班 許若琳”。
字跡被雨水泡得模糊，但還能辨認。我撕下那頁封皮，小心撫平，夾進日記本。
轉身離開時，推土機正在推倒下一排房子。
轟隆聲里，我仿佛聽見許若琳的聲音，輕輕地說：“丁炎彬，一定要考上大學。”
我考上了。
可是你在哪里？
06
二十五年像一頁紙，輕輕一翻就過去了。
2020年深秋，我坐在奔馳S600的后座，翻閱著平板電腦上的項目報告。車窗外的城市飛速后退，高樓玻璃幕墻反射著慘白的陽光。
“韓總，舊城改造項目下周招標。”助理小陳從前座轉過頭，“王局長那邊想今晚和您吃個飯。”
“推了。”我說，“今晚要去醫院看老爺子。”
“那明天…”
“明天再說。”
車子拐進老城區。這里和二十年前變化不大，低矮的樓房，狹窄的街道，沿街的店鋪掛著褪色的招牌。市政府規劃了三年的舊城改造，終于要動工了。
我的公司是中標熱門。
事實上，這個項目從一開始就是為我量身定制的。二十五年前從這片棚戶區走出去的窮小子，如今成了地產大亨，回來改造故鄉——多好的宣傳素材。
“停一下。”我忽然說。
司機靠邊停車。我降下車窗，目光落在街角的一個早餐攤上。
很普通的攤子，三輪車改裝的餐車，撐了把褪色的遮陽傘。鍋里油正滾著，一個系著圍裙的女人在炸油條。
她的側影讓我心臟驟停。
花白的頭發在腦后隨意挽了個髻，圍裙上沾著油漬，動作麻利而熟練。
夾起面團拉長，放入油鍋，翻面，撈出瀝油——整套動作行云流水，重復過成千上萬遍。
“韓總？”小陳試探地問。
我沒說話，推門下車。
深秋的風帶著涼意，卷起地上的落葉。我站在街對面，隔著車流看她。她正低頭收錢，接過一張五塊紙幣，從腰包里找零。
抬頭時，我看見了她的正臉。
歲月在那張臉上刻下了深深的溝壑。眼角皺紋密布，皮膚粗糙暗黃，嘴角因為常年緊繃而有些下垂。
但那雙眼睛…
清澈，明亮，即便蒙上了生活的風霜，依然能一眼望到底。
是許若琳。
二十五年來設想過無數次的相遇，就這樣毫無預兆地降臨在這個平凡的深秋早晨。她穿著廉價的化纖外套，圍著臟兮兮的圍裙，在油煙繚繞的街角炸油條。
而我西裝革履，皮鞋锃亮，身后停著百萬豪車。
這畫面荒誕得像場蹩腳的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