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工150萬次快門下的中國制造|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編者按：2025年，經濟觀察報以“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為年終特刊主題，旨在通過數十位時代親歷者的故事，共繪一幅屬于這段歲月的集體記憶圖譜。

2012年6月18日，廣東東莞。手袋廠的車間里，電車一刻不停。女工低頭縫包，手順著針腳移動，目光落在前方，卻并未真正聚焦。包一只只被推到桌邊，她的表情始終沒有變化。這個動作她已經重復了太多次，幾乎成了身體的本能。

2012年，廣東東莞，手袋廠的女工在用電車縫手袋 （受訪者供圖）

占有兵是在這一刻按下快門的，他知道這些瞬間很快就會消失。鏡頭之外，是更多年輕而模糊的面孔，低頭、起身、再坐下，在流水線上反復完成同樣的動作。像這樣的照片，他一共拍了150多萬張。

占有兵今年52歲，出生在湖北襄陽的一個村莊。1995 年南下廣東后，他在東莞的工廠系統里輾轉多年，做過保安，也進入過管理層，后來成為一名攝影記者。直到今天，他仍然習慣把相機背在身上。過去二十多年里，他幾乎每天都在拍照，用壞了四臺相機，肩帶被磨得起毛。他形容自己是“拍照的農民工”。

和他交談時，很容易被他的講述帶回具體場景，工廠里的氣味，機器馬達轉動時的聲響，工人在流水線上的表情與去向。這些細節在他口中清晰而準確。

與此同時，他又能自然地把話題引向更大的時間節點——SARS 的沖擊、金融危機的震蕩、產業升級與轉移的過程。個人經驗與時代變化在他的敘述中并行展開，像一部圖文并茂的民族志。

三十年來，在東莞的工廠里，對工人的樣貌，他看得很清楚。有人因為不敢喝水而得了結石，有人長時間盯著顯微鏡下的細小瑕疵，視力慢慢下降。困倦、專注、放空，這些表情在車間里反復出現，與馬達的聲響疊加在一起，成為日常的一部分。

這一切發生在珠三角制造業迅速膨脹的年代。臺資、港資工廠不斷外擴，勞務大巴一趟趟從內陸駛來，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送往南方。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無數“打工仔”“打工妹”涌入這片土地，在機器的轟鳴中尋找出路。

為了保存這些轉瞬即逝的影像，占有兵在東莞城中村租下一間只有幾平方米的倉庫。里面堆放著他拍攝的150多萬張底片，以及重達6噸、與打工生活有關的物件，有舊廠牌、泛黃的信件、密集擺放的搪瓷水杯……

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影像只是被存放、被累積，沒有明確的發表計劃。直到近幾年，它們才被帶到更大的觀看場域中。2025年7月，占有兵入圍徠卡奧斯卡·巴納克攝影獎全球短名單，同年，作品集《如此打工30年》出版。

但無論被放置在展廳還是書頁中，這些影像記錄的，仍然是那些曾經與他擦肩而過的工人身影，也由此勾勒出中國制造業三十年的時代輪廓。

保安視角下的流水線紀實

占有兵年輕時，村里人對“南下”并沒有浪漫的想象。那是一條被現實逼出來的路，田地有限，縣城里一個月的工資不過一百來塊，留下來，幾乎能望到盡頭。

他也試過別的出口。在武警部隊服役時，占有兵把考軍校當作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結果來得很快，學歷不夠，資格不符。那扇門關上后，他被直接推回原點。1995年，他跟隨勞務隊伍來到東莞。

那時的東莞，還遠不是后來人們熟悉的“制造之城”。一切都在建設之中，科技園打樁蓋樓，廠房外是大片魚塘，野草沒過膝蓋。打樁機晝夜轟鳴，濃煙長期籠罩著天空。“那幾年里，幾乎沒見過像樣的藍天”。他說。

他進入工廠體系的方式很直接——拼體力。在一次招聘中，他一口氣做了102個俯臥撐，從一百多名應聘者中被留下，成為一名保安，月薪450元。

作為保安，他不需要站在操作臺前，始終在生產線外圍巡邏。每天，他在鐵皮房與無塵車間之間巡邏，看見工人走進潔凈室，鞋拎在手里，頭發塞進帽子里；看見他們跟隨機器的節奏工作，一站就是十二個小時，重復手里的工序。

在工廠里，時間并不是按日歷流逝的，而是被拆解成重復的班次。占有兵記得，最早進入磁頭工廠時，時間幾乎沒有邊界，所有人都要服從24小時兩班倒。車間、食堂、宿舍，三點一線，構成了打工者的全部生活。

生產線運作時，車間里只剩機器的聲音，前后工位近在咫尺，卻不能交談。12小時班次里，只有兩次休息，每次10分鐘，女工們可以短暫脫離無塵車間，因此喝水、進食被壓縮到最低限度。有人因此得了結石，有人空腹上班出現低血糖，被抬進醫務室。

2012年，電子廠女工們在更衣室進行工間休息（受訪者供圖）

幾年后，占有兵在工廠內部站穩了位置，成為保安主管。到2002年，他手下有12個組長，管理著一支多達500人的保安隊伍；廠區高峰時期，工人23000多人。也正是在這個既靠近流水線、又不真正屬于流水線的位置上，他開始長期按下快門。

用冷色調記錄SARS風波

2003年，SARS爆發，工廠里的節奏第一次真正打亂了。占有兵所在的工廠很快開始裁員，這是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裁員這件事。

作為負責保安工作的主管，占有兵需要配合執行。通常，他會帶著一名保安，走到被裁員工的工位前，通知對方立即離開崗位，不需要交接。電腦系統已經提前停掉，權限被關閉，所有文件失效。

隨后，他陪著對方回宿舍收拾個人物品，再一起走到會計部。在那里，一個厚厚的大信封已經準備好，工資、補償金等按照“N+1”一次性算清，字也已經簽好。對方只需要接過信封，然后在保安的陪同下，被送出工業園區。“整個過程非常快，快到你都來不及反應。”他說。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未知和等待。大多數人只是在前一兩天，隱約聽說“可能要裁員了”。坐在自己的工位上，誰都不知道第二天會不會輪到自己，開始議論、猜測，互相試探。第二天一早，保安通知去會議室。“你就知道，那個人要走了。”

那是占有兵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打工者的處境可以在一夜之間翻轉。他原本以為生活已經走上軌道，卻發現這種穩定并不掌握在個人手中。

他和周圍人大多數人一樣下定決心，要拯救自己。有人迅速投簡歷，尋找新機會；也有人留下來，開始研究公司里相對成熟的管理體系，學習共享盤里存放著大量培訓資料。那段時間，占有兵也下載并整理了許多文件，開始系統學習管理學和心理學書籍，提高學歷和英文能力。

裁員之后，工廠并沒有停下來，只是節奏明顯慢了。訂單量減少，但生產線依然運轉。有時，占有兵沿著巡查路線經過生產車間。車間外側設有一條參觀通道，用雙層玻璃隔開。隔著玻璃往里看，并不是所有工位都在忙碌。有的生產線上，員工已經到崗，卻沒有貨可做，人坐在那里，機器關著。

員工必須來上班，企業在等待，等待訂單回流，等待沖擊過去。

裁人、留人、遷徙

SARS帶來了一次突如其來的震蕩，而2008年金融危機，更像是一種緩慢而持續的沖擊。

工廠沒有停擺，機器依舊運轉，只是數量在減少。過去一個周期能接到十個訂單，慢慢變成五個、三個。原本貼滿廠門口、電線桿的招工廣告悄然撤下，留下來的位置顯得空蕩。

占有兵記得，最直觀的變化發生在招工這件事上。早些年，勞動力是典型的賣方市場。找工作難，工廠挑人極為嚴格，染黃頭發的不行，有紋身的不行，上班不能穿拖鞋，入廠前要考試，統一著裝。管理方式直接而粗放，罰款、警告、開除都是常見手段。

金融危機之后，這套邏輯開始失效。

一些原本規模在數萬人的大型工廠，開始逐步減員、減少招聘。與此同時，全國范圍內的產業布局發生變化，浦東新區建成，京津塘地區開發，蘇州、昆山一帶出現一批設施完善的第三代工業園，西南地區也陸續承接產業轉移。就業渠道變多了，流動方向不再只指向珠三角。

一個看似矛盾的局面出現：一邊是訂單收縮、減員控本，另一邊卻逐漸出現招工難。

“你會發現，過去那種隨便挑人的方式行不通了。”占有兵說。工廠開始意識到，如果仍然沿用罰款、警告、簡單淘汰的粗暴管理方式，很難留住人。

于是，工廠里有了一些改變。宿舍裝上了空調，廠區里的卡拉 OK 廳、圖書室、桌球室重新被啟用，企業開始有意識地營造一種生活感，甚至通過文藝、體育活動，模特比賽等方式，對外釋放“待遇不錯”的信號。

占有兵拍下了這些變化。新裝的空調外機、重新布置的公共空間、活動現場熱鬧的場面。這些畫面在當時并不顯眼，但后來被他視為一種轉折——企業開始從單純依賴廉價勞動力，轉向試圖維系一種更穩定的用工關系。

2010年11月7日，電子廠女工模特比賽特別受歡迎（受訪者供圖）

2012年7月4日 廣東省東莞市。宿舍全部安裝了空調（受訪者供圖）

2015年12月31日， 廣東東莞，某紙品廠的員工參加運動會（受訪者供圖）

與此同時，更深層的變化也在長曝光下顯現。

2008年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后，用工規則被重新書寫，入職一個月內必須簽訂合同，社保、公積金逐步成為強制要求。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成本快速上升。外資、臺資和港資企業開始選擇把部分流水線轉移出去。

占有兵開始頻繁拍到“離開”的痕跡：被封存的設備，閑置的廠房，拆遷前清理出來的空地。并不是一夜之間的撤離，而是分批、漸進的轉移，先向內地，再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傳統“三來一補”企業逐步退出歷史舞臺，要么轉型，要么停辦，要么外遷。

數百萬次快門下，占有兵看到了中國制造近30年時間里的結構演進：

以東莞的數控刀具行業為例，二十多年前，這一領域在國內幾乎是空白。最早的一批從業者，跟著臺灣、香港、韓國的企業學習，在對方工廠里做生產，熟悉工藝，再購入相同的機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產線。

到今天，中低端機床和刀具已基本實現國產替代，價格迅速下降到原來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而品質差距并不明顯。中國制造的優勢，開始體現在規模化之后的成本、效率和響應速度上。

真正的難點，逐漸集中到更高端的部分，更精密的材料、更極限的加工精度。過去，加工精度達到幾個微米已經足夠；如今，要求進入 0.1微米區間，難度呈指數級上升。進入市場經濟之后，企業需要持續更新技術和組織方式。

這些宏觀調整，在占有兵的鏡頭里被拆解成更具體的變化：招聘公告上的措辭改變了，廠區的功能被重新規劃，一些熟悉的面孔不再出現。

一個拒絕代表時代的檔案庫

如果一定要問，是否存在某一張照片或某一組影像，可以代表過去三十年，占有兵會非常堅決地否定。

在他看來，社會從來不是靜止的，也不可能被某一個瞬間概括。單張照片只能停留在時間的一個截面，而時代的變化往往發生在這些截面之間。真正重要的，不是這一刻拍到了什么，而是同一塊場地、同一種生活方式，在不同階段如何發生偏移。

正因為如此，他并不把拍攝理解為捕捉決定性瞬間，而是一種長期的、結構性的觀察。為了不讓材料散落成碎片，他為自己建立了一套清晰的整理線索，以時間為經，以空間為緯，以生命周期為綱，以資本對工業區的影響為軸作為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進行正向、橫向、交叉乃至反向的記錄，照片、視頻、文字、實物與錄音，被納入同一套觀察體系中。

除了讓“人”進入畫面，占有兵也更愿意相信材料本身的力量，代替語言上的過度解釋。因此，他幾乎拍下所有遇到的對象，卻在整理階段進行極為細致的區分，日常分類已有六七百個文件夾，進一步拆分后接近兩千個。每一個文件夾，都對應著打工生活的一個側面，而非某種預設結論。

占有兵搜集的工廠實物（受訪者供圖）

在更長遠的計劃中，他試圖持續記錄，一個人如何在工業體系中流動，產業如何改變地域，資本又如何重塑日常生活。這是一項永遠無法完成的工作：對拍過的地方，只要時間允許，他就會回去再看一眼，對照變化發生在哪里。

他提到，1990年代中期，人們外出打工還在寫信、發電報、寄照片；今天，通訊方式本身就足以寫成一部社會史。交通亦是如此——從擁擠的綠皮火車、悶罐車，到高鐵、飛機和私家車并行，人的移動方式被徹底改寫。

流水線之后的人生顯影

占有兵沒有回避一個事實：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是一個相對穩定、持續向前的發展階段。沒有長期的大規模戰爭，重大災難多為局部，技術和生活方式得以不斷推進。正因為這種“順利”，反而容易讓后來者失去比較的基準。

在他的記憶中，像他這樣早年外出打工的一代，是從極為匱乏的起點出發的。穿補丁衣服、吃不飽飯是常態。巨大的物質落差，塑造了不同世代對“困難”的理解方式。今天，當焦慮、煩躁和躺平成為高頻詞時，他更傾向于將其理解為，人們失去了一個可以對照的歷史坐標。

這種流動，對家庭結構和個體認知的影響同樣深遠。早期打工的一代，往往將孩子留在老家，成為留守兒童；而能夠將孩子帶入城市、工業區生活的人，成長路徑又完全不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和參照，在不斷流動中被打散、重組，生活因此顯得更加不確定。

這些判斷是占有兵通過反復回訪才得出的。

前不久，他去了新疆阿合奇縣。2009年至2014年間，當地一批年輕人曾通過縣政府組織的集體勞務輸出，來到東莞的鞋廠、電子廠和手袋廠打工，高峰時期在崗人數接近七百人。后來，他們陸續回到家鄉。

這次回訪，他帶回了1000張當年拍攝的照片，也將剪輯好的紀錄片放映給工友看。許多人已不再是流水線上的年輕人，過去以游牧為主的生活方式逐漸改變，定居點和小區在各個鄉鎮出現；有人開起小店，有人進入企業做管理，也有人跑起出租車，分散在不同的行業中。

當年在工廠里攢下的工資，成為他們人生中的第一筆積累。更重要的是，那段流水線上的經歷，改變了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技術、教育與流動，正在悄然改變每一個人的生活軌跡。

今天，這些人的孩子已經可以熟練使用普通話，手機上也有柯爾克孜語輸入法。變化并非直線推進，往往伴隨著反復和回擺，但總體方向始終向前。在這樣的流動中，人們不斷適應，也不斷尋找新的位置。

在占有兵看來，人生也并非線性上升，而是在多次波動中不斷修正。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 SARS、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都曾深刻影響個體命運。

他用一個比喻來解釋這種差異：我們習慣用一天一次的日出日落理解時間，但空間站里的宇航員，每九十分鐘就能看到一次；而遠離太陽系的探測器，甚至已經看不到太陽。當觀看尺度發生變化，原本習以為常的判斷便會失效。

正因如此，他始終認為，一張照片無法說明什么，但當成千上萬張照片并置，時代會自行浮現。

（作者 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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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悅

TMT編輯，關注科技、大健康交叉領域，擅長行業研究，深度報道。“新聞是歷史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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