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1995年,我瞞著丈夫周大川,賣掉了我們結婚的房子,將它換成了堆滿郊區廢棄防空洞的10000瓶茅臺酒。
周大川從此再未給過我好臉色,我們成了同一屋檐下最熟悉的陌生人。
丈夫的暴怒、公婆的指責、鄰里的嘲笑,我忍了整整19年。
那些酒支撐著我熬過下崗的窘迫、拮據的日常,以及無數個被絕望啃噬的夜晚。
直到女兒考上大學,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瓶茅臺,前往市里最有名的“老酒收藏館”。
衣著光鮮的女店員起初眼神輕蔑,直到她看清那瓶酒的細節,態度瞬間變得恭敬無比。
館主吳先生親自鑒定,他的表情從嚴肅轉為難以置信的激動:“女士,這酒的真實價值……或許,能讓你瘋狂。”
01
“蘇梅,你是不是瘋了?賣房子?你居然要把我們結婚的房子賣掉!”
那是1995年的春天,我丈夫周大川的吼聲幾乎要把我們那棟老式單元樓的樓板震穿。
他的眼睛瞪得通紅,活像一頭發怒的雄獅,胸口劇烈地起伏著,指向我的手指因為極度的憤怒而不住地顫抖。
我安靜地坐在他對面的舊藤椅上,手里緊緊捏著一份已經簽好我名字的房屋買賣合同。
窗外的陽光很好,透過有些脫漆的木窗框斜斜地照進來,可以清晰地看到光線里飛舞的微塵,但我卻覺得渾身冰冷,仿佛置身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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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你聽我說。”我的聲音不大,卻異常清晰和堅定。
“說?還有什么好說的!”他一把奪過我手中的合同,幾下就撕成了碎片,白色的紙片像雪片一樣紛紛揚揚地落在我的腳邊。“這房子是我們結婚時兩家老人湊錢給買的,是我們在這個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你把它賣了,我們一家三口住哪兒?去睡橋洞嗎?你讓左鄰右舍、親戚朋友怎么看我們?說我周大川沒用,連老婆都要靠賣房過日子了?”
他連珠炮似的質問像冰雹一樣砸在我身上,每一句都砸得我心口生疼。
我知道他說的都在理,在這個看重安家立命的年代,賣掉婚房,無異于自絕后路,是要被人指著脊梁骨議論的。
可我腦子里反復回響的,卻是幾天前在省里招待所做臨時工時,無意中聽到的那番對話。
那天,我給一個掛著“重要接待”牌子的包廂送熱水。
門虛掩著,我剛要推門,就聽見里面傳來一個頗具威嚴的聲音:“老徐啊,這次你來我們這兒,一定要帶幾箱正宗的‘鐵蓋’茅臺回去。記住,就要95年的,別看現在價格平平,這酒啊,將來就是液體黃金,有錢也未必買得到的珍品!”
另一個聲音立刻恭維道:“還是領導見識高!我們這些人哪懂這些門道。不過,這酒真有那么大的潛力?”
“哼,你們不懂。”那個威嚴的聲音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我只告訴你們,好好存著,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們會感激我今天這番話的。這不止是酒,這是我們時代的一種印記,是將來能當硬通貨的東西!”
當時我提著熱水壺,站在門外,渾身的血液好像都凝固了。
那個威嚴的聲音,我曾在市電視臺的新聞節目里聽到過不止一次,是一位來我們這里視察的高級領導。
他的話,對我這樣一個在國營服裝廠上班、每月領著固定幾十元工資的普通女工來說,不啻于一道晴天霹靂。
服裝廠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已經有好幾個月發不全工資了。
周大川在機械廠的情況也差不多。
我們倆的工資湊在一起,勉強維持一家三口的基本開銷,日子過得緊緊巴巴。
女兒小雨馬上就要上小學了,處處都需要用錢。
我看著家里那臺十四寸的黑白電視機,再看看隔壁鄰居家新換的彩色電視,心里充滿了對未來的焦慮和不安。
我不想一輩子就這樣困頓下去,更不想我的女兒將來也重復這種一眼就能望到頭的生活。
那位大領導的話,像一顆充滿生命力的種子,落進了我的心田,并且開始瘋狂地生根發芽。
一個大膽到讓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念頭,就這么不可抑制地冒了出來——我要賭一次!
我偷偷去打聽了,95年的飛天茅臺,因為產量相對較大,而市場收藏熱潮尚未興起,出廠價不過百十來塊錢一瓶。
市里的糖業煙酒公司倉庫里堆積了不少,正為銷路發愁。
而我們這套位于老城區的房子,雖然老舊,但地段很好,按照當時的行情,能賣到四萬塊錢左右。
四萬塊,在1995年,對于我們這樣的雙職工家庭來說,無疑是一筆巨款。
用這筆錢,差不多能買下近萬瓶茅臺。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我自己都嚇了一跳。
可我反反復復地掂量,越想越覺得,這或許是我們這個家庭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廠里的下崗傳聞越來越真,也許用不了多久,我連這幾十塊的微薄工資都保不住了。
與其坐等被時代的浪潮淹沒,不如抓住這根或許能改變命運的稻草,奮力一搏!
于是,我瞞著周大川,悄悄聯系了房屋中介,找到了一個誠心的買家。
直到今天,買家帶著定金上門,我才不得不向他攤牌。
看著滿地狼藉的碎紙片和暴怒得幾乎失去理智的丈夫,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站起身來,直視著他那雙噴火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道:“大川,我知道你現在很生氣,很難接受,但請你相信我,我這么做,是為了我們這個家,更是為了小雨的將來。我們不會去睡橋洞,我已經在城邊找好了租住的房子,雖然小了點,舊了點,但足夠我們一家人容身。賣房子的錢,我另有重要的用處。”
“重要的用處?你能有什么重要的用處?蘇梅,我以前怎么沒發覺你這么能異想天開!你是不是被外面那些搞集資、搞傳銷的人給騙昏頭了?把錢老老實實存進銀行,吃利息,比什么都穩當!”周大川根本聽不進任何解釋,他對我充滿了不信任,甚至有些輕蔑。
我不能把大領導的話原封不動地告訴他,那種級別的人物和話語,離我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實在太遙遠了,說出來周大川只會覺得我瘋了,說不定還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我只能用一個他能勉強理解的理由去說服他。
“大川,你看看我們現在的日子,小雨想吃個橘子,我們都得掂量半天。廠里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差,說不定哪天我們倆都得下崗,到時候我們拿什么生活?我們不能就這么干等著啊!我有個在糖酒公司上班的朋友,她們單位現在有一批茅臺酒急著處理,價格特別合適。我仔細算過了,我們把房子賣了,買下這批酒存起來,過些年,價格肯定能漲上去。這比把錢存在銀行里生那點微薄的利息,要劃算得多!”我半真半假地編織著理由。
“存酒?你真是瘋得不輕了!酒那東西能當飯吃嗎?價格能漲?誰給你打的包票?你那個糖酒公司的朋友嗎?她要真有這本事,她自己怎么不去存?蘇梅,你是不是書讀多了,把腦子讀迂腐了!”周大川的臉上寫滿了毫不掩飾的嘲諷和鄙夷。
我的心像被細密的針尖扎過,泛起密密麻麻的疼。
我們結婚七年,他一直覺得我一個小女子,見識短淺,家里的大事從來都是他一人說了算。
我提出的任何建議和想法,他幾乎都是嗤之以鼻。
這種不被尊重、不被信任的感覺,有時候比貧窮本身更讓我感到窒息。
“我沒有瘋。”我的聲音冷了下來,帶著一種破釜沉舟的決絕。“周大川,這件事,我已經下定決心了。合同我已經簽了字,你撕了也沒用,法律上已經生效了,明天我就會去辦理過戶手續。你要是實在覺得我是在胡鬧,是在毀這個家,那我們就離婚。房子賣了,錢分你一半,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離婚”這兩個字從我嘴里清晰地吐出來,周大川整個人都愣住了。
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平日里溫和順從的我,竟然能說出如此絕情的話來。
他的臉色瞬間由暴怒的赤紅轉為慘白,又從慘白變成鐵青,嘴唇哆嗦著,半晌沒能說出一個字。
“你……你為了囤那些不知道能不能換錢的酒,居然要跟我離婚?”他像是第一次認識我一樣,難以置信地瞪著我。
“不是為了酒,是為了爭一口氣,為了搏一個不一樣的未來。”我迎著他震驚的目光,眼眶一陣陣發酸,卻倔強地不讓眼淚掉下來。“我不想我們這輩子,還有小雨這輩子,就這么窩窩囊囊、緊巴巴地過下去。周大川,你就當我是個賭徒,讓我賭上這一次,行不行?贏了,我們全家都能過上好日子。輸了,所有后果我一個人擔著,絕不拖累你和孩子。”
說完,我不再看他臉上復雜難言的表情,轉身徑直走進臥室,關上了房門。
我背靠著冰涼的門板,身體緩緩地滑落下來,坐在地上,終于忍不住用雙手捂住臉,壓抑地痛哭起來。
我知道,從我做出這個決定并付諸行動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已經走上了一條無法回頭、也看不見盡頭的獨木橋。
而這條路上,注定布滿荊棘,充滿不被理解的孤獨,我將一個人,默默地走很久很久。
周大川當晚就搬去了客廳的折疊床上睡,我們開始了冷戰。
家里的空氣仿佛凝固了,每一次呼吸都帶著沉重的滯澀感。
他不再對我大吼大叫,卻采用了另一種更傷人的方式——徹底的漠視。
他把我當成空氣,每天天不亮就出門,深夜才帶著一身酒氣回來,倒頭就睡,一句話也沒有。
我們之間唯一的聲響,就是他吃飯時碗筷碰撞發出的叮當聲,在這死寂的屋子里顯得格外刺耳,也格外令人心寒。
六歲的女兒小雨似乎也敏銳地察覺到了父母之間的異常,變得格外安靜和小心翼翼,不敢大聲笑鬧,連走路都踮著腳尖。
有好幾次,我看到她躲在臥室門后,用那雙清澈又充滿困惑的大眼睛偷偷望著我們,那眼神讓我心如刀絞,卻又不得不硬起心腸。
我的父母和公婆很快也得知了賣房的消息。
那是一個周末的傍晚,兩家的老人齊聚在我們狹小的客廳里,原本就不大的空間顯得更加擁擠,氣氛凝重得如同暴雨將至的天空。
我的父親,一個當了半輩子鉗工的退休老師傅,氣得臉色漲紅,手指顫抖地指著我:“小梅啊小梅,你真是糊涂透頂了!好好的安穩日子你不過,去折騰這些有的沒的?房子是家,是根,你把根都刨了,讓我們老蘇家的臉面往哪里放?街坊鄰居問起來,我們該怎么答?”
婆婆則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淚,拉著周大川的手哭訴:“大川啊,我苦命的兒子,你怎么就娶了這么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媳婦!這日子往后可怎么過呀!這事要是傳揚出去,我們老周家幾輩子的臉都要被她給丟光了!”
周大川低著頭,沉默地抽著煙,一根接一根,灰藍色的煙霧在他頭頂繚繞,像一層厚厚的隔膜,將他和我,以及眼前的一切,都隔離開來。
面對至親們痛心疾首的指責和完全無法理解的目光,我感到百口莫辯。
我總不能告訴他們,我是在賭一個虛無縹緲的未來,賭一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隨口說出的一句話。
那樣他們只會更加認定我精神出了問題。
我只能蒼白無力地一遍遍重復:“爸,媽,你們相信我一次,我真的不是在胡鬧。現在廠里情況不好,我們必須為長遠打算。囤酒雖然有風險,但也是個機會。”
“機會?我看是跳火坑!”公公猛地一拍茶幾,上面的茶杯都跟著跳了起來。“我們沒念過多少書,但也懂得腳踏實地、安安穩穩過日子的道理!你這種投機取巧的想法,是要犯錯誤的!大川,你是個男人,是這個家的頂梁柱,你就由著她這么胡來嗎?”
所有的壓力,最終都匯聚到了周大川的身上。
他狠狠地將煙頭摁滅在幾乎堆滿的煙灰缸里,抬起頭,布滿血絲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我,聲音嘶啞得像砂紙摩擦:“蘇梅,我最后再問你一遍,這房子,你到底是賣,還是不賣?”
我看著他那張被憤怒和痛苦扭曲的臉,又環視周圍那一張張或憤怒、或失望、或痛心的面孔。
我知道,此刻我如果點頭,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成為這個家族里不可饒恕的罪人。
可如果我搖頭妥協,那我所窺見的那個可能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將永遠地從我指尖溜走,我們一家人或許將永遠被困在當下的窘迫里。
我的心像是在滾油里煎熬,但最終,我還是緩緩地,異常清晰而堅定地點了點頭:“賣。”
就這一個字,像一把千斤重錘,徹底砸碎了我和周大川之間那本就搖搖欲墜的夫妻情分。
周大川“霍”地一下從沙發上彈起來,手指顫抖地指向大門,對我發出了絕望的咆哮:“好!好!好!蘇梅,你真有本事!這日子沒法過了!離婚!明天就去民政局!你愛抱著你的那些破酒過日子,就去過吧!我周大川當初真是瞎了眼,娶了你這么個不可理喻的瘋女人!”
那一晚,周大川摔門而出,徹夜未歸。
我知道,他一定是去了他父母那里。
我一個人坐在驟然變得空曠而冰冷的客廳里,從華燈初上坐到天色蒙蒙發亮。
我沒有再哭,因為眼淚在之前的爭吵和決斷中似乎已經流干了。
我只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孤獨,像漆黑冰冷的潮水,從四面八方涌來,將我徹底淹沒。
但開弓沒有回頭箭,路是自己選的,跪著也要走完。
第二天,我頂著來自家庭內外的巨大壓力,和那位耐心的買家一起,去房管所辦完了所有的房屋過戶手續。
四萬一千元現金,厚厚幾沓簇新的百元鈔票,沉甸甸地裝在我那個洗得發白的舊帆布包里。
這筆錢,是我用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安寧、我在親朋間的名譽換來的。
它燙得我的手心發疼,也壓得我的心口喘不過氣。
拿到錢后,我片刻未停,直接趕往市糖業煙酒公司的批發部。
負責銷售的劉主任是個五十歲上下、面相和善的中年男人,看到我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前來,開口就要買近萬瓶茅臺,臉上寫滿了驚訝和疑惑。
“這位女同志,你確定要買這么多?一萬瓶可不是個小數目,而且都要95年的?”他扶了扶眼鏡,再次向我確認,語氣里充滿了不解。
“我確定。”我把沉甸甸的帆布包放在他寬大的辦公桌上,拉開拉鏈,露出了里面碼放整齊的幾捆鈔票。“劉主任,我現金一次性付清,但我有兩個小小的請求。”
“你說說看。”看到實實在在的現金,劉主任的態度明顯變得更加認真和熱情。
“第一,希望價格上能再給予一些優惠;第二,我需要你們公司安排可靠的車輛和人員,幫我把酒分批運送到我指定的地點,并且,我希望這件事能盡量保密。”我望著他,語氣誠懇而堅定。
也許是看我一介女流卻如此果決不易,又或許是他們倉庫里那批95年的茅臺確實庫存壓力不小,劉主任摸著下巴思索了片刻,最終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要求。
他不僅在原先談好的批發價基礎上又給我打了個九五折,還親自安排,用帆布篷遮蓋得嚴嚴實實的卡車,分多次在夜晚將酒秘密運送到我提前在城郊結合部租好的一個廢棄的備戰糧倉里。
那個糧倉是以前生產隊留下的,磚石結構,深埋地下半層,雖然陰暗,卻異常干燥和隱蔽,正是儲存酒品的理想場所。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像個執行秘密任務的特工,每天心神不寧,既要盯著運酒的過程,又要小心避開周大川可能的察覺。
當最后一輛卡車在夜幕中悄然駛離,我看著糧倉里碼放得整整齊齊、幾乎占據了大半個空間的深褐色木箱,每一箱里都靜靜地躺著十二瓶紅白標貼的茅臺酒,我那顆一直懸著的心,才稍微落下來一點。
一萬瓶,整整一萬瓶。
它們如同沉眠的寶藏,靜靜地躺在那里,等待著被歲月喚醒、價值重現的那一天。
它們是我全部的希望和寄托,也是我前半生所有痛苦、掙扎和孤獨的源頭。
處理完藏酒的大事,我用剩余的一點錢,在城邊一個老舊居民區里,租下了一間不到四十平米的平房。
房子又矮又破,墻皮斑駁脫落,唯一的窗戶玻璃還有裂痕,用膠布粘著。
我把家里所剩無幾的幾件舊家具搬了進去,然后鼓起勇氣,去公婆家,想接回周大川和女兒小雨。
開門的是婆婆,她一見到我,臉色立刻沉了下來,二話不說,將一張紙劈頭蓋臉地拍到我面前,語氣尖刻:“蘇梅,你還有臉來?大川說了,這是離婚協議,他已經簽好字了,你也趕緊簽了,從今往后,你跟我們家再無瓜葛!”
我抬起那張輕飄飄卻重如千鈞的紙,“離婚協議書”幾個黑色大字像燒紅的烙鐵,燙得我眼睛生疼。
周大川,他竟然真的如此決絕。
我的心,在那一刻,仿佛沉入了無底的寒潭。
然而,就在我顫抖著手拿起筆,準備在那份決定命運的文件上簽下自己名字的時候,里屋傳來了小雨撕心裂肺的哭聲。
她一邊哭一邊喊:“我不要爸爸媽媽分開!我要媽媽!我要回家……我要媽媽!”
孩子那充滿恐懼和依戀的哭聲,像一把最鋒利的錐子,狠狠地刺穿了我已然冰冷的心臟。
我扔下筆,不顧一切地沖進里屋,一把將哭成淚人的女兒緊緊摟在懷里。
短短幾天不見,小雨好像瘦了一圈,小臉也失去了往日的紅潤,她緊緊摟著我的脖子,把臉埋在我的肩頭,小小的身體因為抽泣而不住地顫抖,仿佛我是她在驚濤駭浪中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看著女兒滿是淚痕、驚恐未定的小臉,我心中所有的委屈、絕望和彷徨,瞬間化作了鋼鐵般的決心。
這個婚,我不能離!
我如果離了,小雨就再也沒有一個完整的家了。
無論周大川如何對我,無論前路如何艱難,為了孩子,這個家,我也必須咬牙撐下去。
我抱著小雨,站起身,走到客廳,當著婆婆的面,將那份離婚協議撕得粉碎,紙屑灑了一地。
我看著她驚愕的臉,一字一句地說:“媽,這個婚,我不離。周大川一天不跟我回家,我就抱著小雨,在你們家門口等一天。等到他回來為止。”
我的決絕,甚至可以說是耍無賴的態度,最終讓強勢的婆婆和一直沉默的公公妥協了。
周大川雖然依舊滿臉不情愿,眼中寫滿了對我的怨憤,但看著女兒那雙哭腫的眼睛和緊緊抓住他衣角的小手,他最終還是低下了頭,抱著小雨,跟我回到了那個破舊、陰暗的出租屋。
只是,人雖然回來了,但這個家,卻再也回不到從前。
從搬進出租屋的那一天起,在接下來的漫長歲月里,周大川再也沒有給過我好臉色,我們成了住在同一屋檐下,卻形同陌路的兩個人。
而那個藏著我一萬瓶茅臺、承載著我全部秘密與希望的舊糧倉,成了我心底最沉重、也最不敢觸碰的角落。
02
時間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東西,它既能撫平最劇烈的傷痛,也能用最溫和的方式,將深刻的裂痕打磨得更加光滑而冰冷。
它帶走了最初那段時間激烈的爭吵和對抗,卻在我和周大川之間,留下了一道看似平靜、實則深不可測的鴻溝。
十九年的光陰,足以讓一個咿呀學語的孩童長大成人,也足以將一段曾經充滿溫情與期盼的婚姻,消磨得只剩下一具空殼,里面填滿了麻木、隔閡與無盡的疲憊。
搬到城邊的老舊居民區后,我們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仿佛從半空跌入了塵埃。
那間小平房夏天悶熱得像蒸籠,墻壁被潮氣浸潤得長出了霉斑,蚊蟲肆虐;冬天則冷得像冰窖,寒風從窗戶的縫隙里鉆進來,吹得人骨頭縫都發寒。
周圍的鄰居大多是本地失了地的農民或是外來務工的租戶,他們看我們這一家子的眼神,總是帶著毫不掩飾的好奇和一絲居高臨下的憐憫。
很快,我“敗家賣房買酒”的“壯舉”,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在這個不大的片區里傳開了。
我成了人們茶余飯后津津樂道的談資,成了家長們教育子女時引以為戒的反面典型。
“瞧見沒,那就是老周家的媳婦,聽說以前還是國營廠的工人呢,結果不知聽了誰的蠱惑,把城里的好房子賣了,全換了酒,現在落得這步田地,真是自作自受。”
“就是啊,放著安穩日子不過,非要想著一口吃成胖子。你看她男人,整天耷拉著臉,沒個笑模樣,這日子能過得舒心才怪了。”
這些像風一樣無孔不入的閑言碎語,如同無數根細小的針,日夜不停地刺扎著我的耳膜和心臟。
我變得越來越沉默,越來越不愿意出門,也越來越害怕與旁人有目光接觸,整個人籠罩在一種深深的自卑和壓抑之中。
而周大川,則將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和內心的憋悶,都一股腦地傾瀉到了我的身上。
他不再動手,也不再高聲叫罵,但他對我的精神冷落,卻比任何肉體上的傷害都更令人感到絕望。
他幾乎不再主動跟我說話,必要的交流也吝嗇到只用最簡單的詞語,比如“錢”、“飯”、“小雨”。
他拒絕吃我做的飯菜,每天下班回來,就自己煮一碗清湯寡水的掛面,草草吃完后,把碗筷往水池里一扔,發出刺耳的碰撞聲,然后便鉆進用木板隔出來的小里間,“砰”地一聲關上門,將我和外面的世界徹底隔絕。
最讓我感到痛苦和無力的是,他對待女兒小雨的態度也受到了影響。
他無疑是愛孩子的,但在那種壓抑和怨憤的情緒下,他總會有意無意地在孩子面前流露出對我的不滿。
“小雨,你長大了可要記住,做人要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千萬別學那些不切實際、異想天開的人。”
“看看你同學玲玲家,住的是新樓房,穿的是新裙子。唉,要不是……你本來也能過上那樣的好日子。”
小雨就在這樣一種扭曲而壓抑的家庭氛圍中,一天天長大。
她是個異常敏感和懂事的孩子,她愛我也愛她的爸爸,所以她總是小心翼翼地在我們之間周旋,試圖用她稚嫩的方式彌合那條看不見的裂痕。
可是,一個孩子的力量終究是微薄的。
很多個傍晚,我看到她獨自一人坐在門檻上,托著腮望著遠處發呆,那孤單瘦小的背影,像一幅靜止的剪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讓我無數次在深夜輾轉反側,懷疑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否真的正確。
1999年,經濟轉型的陣痛更加劇烈地波及到我們這座小城,我和周大川所在的工廠最終沒能挺過去,在同一個月里,我們雙雙接到了下崗通知。
我們成了被時代列車拋下的那一批人,瞬間失去了所有的經濟來源。
那段時間,是我們這個風雨飄搖的小家庭最黑暗、最艱難的時期。
沒有了固定的工資收入,每個月五十塊錢的房租都成了壓在我們胸口的一塊巨石。
我徹底放下了曾經作為國營廠工人的那點矜持和顏面,為了生存,什么活都干。
我去菜市場幫人看攤賣過菜,雙手被凍得通紅開裂;去建筑工地打過短工,和男人們一起搬磚運沙,累得腰都直不起來;甚至還在凌晨時分,拿著大掃帚去掃過馬路。
只要能換來一點微薄的收入,再臟再累的活兒我也愿意去嘗試。
周大川作為一個男人,自尊心受到的打擊更為沉重。
他放不下身段去做那些在他看來“丟人”的零工,整天把自己關在那間小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著最廉價的香煙,唉聲嘆氣,脾氣也變得越發乖戾暴躁。
有好幾次深夜,我拖著灌了鉛似的雙腿回到家,透過門縫,看到他獨自坐在昏暗的燈光下,看著手里我們一家三口的舊照片,偷偷地用手背抹眼淚。
那一刻,我知道,生活的重擔和未來的無望,幾乎要將這個曾經意氣風發的男人徹底壓垮了。
一個異常寒冷的冬夜,我頂著凜冽的北風,從一份夜間清潔工的崗位上回來,手腳凍得幾乎失去知覺。
推開家門,卻意外地看到周大川沒有睡,他坐在那張吱呀作響的舊飯桌旁,桌上罕見地擺著一小碟花生米,還有半瓶不知從哪里弄來的、最便宜的白酒。
“回來了?坐吧。”他抬起布滿血絲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聲音沙啞干澀,指了指對面的凳子。
我心里有些詫異,也有些莫名的酸楚,默默地脫掉沾滿灰塵的外套,坐了下來。
他拿過一個缺了口的杯子,給我也倒了一點酒,然后自己端起杯子,仰頭一飲而盡,辛辣的液體嗆得他劇烈地咳嗽起來,臉憋得通紅。
“蘇梅,”他放下杯子,用手背擦了下嘴角,眼睛盯著桌上搖曳的燭火,沒有看我。“我們……我們把那些酒,賣了吧。”
我心里猛地一沉,捏著杯子的手指瞬間收緊,骨節都有些發白。
他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才繼續把話說下去:“我知道,那些酒,是你心里最后的一點念想,是你押上的所有賭注。可是蘇梅,我們眼前這道坎,真的快要過不去了。小雨明年開春的學費,到現在還沒湊齊,房東前天又來催房租了,說話很難聽……我們不能為了一個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實現的夢,把眼前的日子都過成煉獄啊!把酒賣了吧,就算……就算賣不上你期望的好價錢,多少總能換些錢回來,讓我們喘口氣,把眼前的難關渡過去。”
他的聲音里帶著一種我從未聽過的疲憊,甚至隱隱有一絲哀求的意味。
這是這么多年來,他第一次用這樣近乎低姿態的語氣和我談論這件事。
我看著他過早爬上鬢角的白發,看著他被生活壓得微微佝僂的脊背,我的心像被泡在溫水里,一點點地軟了下來,繼而泛起無邊無際的酸楚。
這些年,他固然對我冷漠,疏遠,將一切不幸歸咎于我,但作為父親,作為這個家名義上的男人,他也實實在在地承受了太多本不該承受的壓力和白眼。
是我,執意將全家拽上了這條看不到彼岸的孤舟,讓他和孩子也跟著我一起,在風浪里顛簸掙扎。
那個寒冷的夜晚,在現實生存的壓力和他罕見的脆弱面前,我的堅持第一次動搖了。
我開始懷疑自己,那個關于“液體黃金”的預言,是不是真的只是我絕望中的一場幻夢?
為了這個虛無縹緲的幻夢,我犧牲了家庭的溫暖,賠上了自己的尊嚴,也拖累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
“好。”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在空曠寒冷的屋子里響起,帶著不易察覺的顫抖。“明天……明天我就出去問問,看看現在是什么行情。”
周大川的眼睛里,瞬間迸發出了一絲微弱卻明亮的光彩,那是久違的希望的光芒。
他激動地,甚至有些慌亂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我放在桌面上的手。
這是多少年來,他第一次主動觸碰我。
他的手很粗糙,掌心布滿了硬硬的老繭,冰涼的指尖卻在微微發抖,可那一瞬間傳遞過來的微弱暖意,卻讓我幾乎落下淚來。
“梅子……謝謝你,謝謝你肯聽我這一回……”他喃喃地說著,眼圈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紅了起來。
那一刻,我甚至荒謬地想,如果賣掉那些酒,真能換回我們之間一絲半點的溫情,能讓我們這個家重新找回一點暖意,哪怕血本無歸,或許也是值得的。
然而,現實總是喜歡在你燃起一絲希望時,給你最無情、最徹底的一擊。
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從糧倉里取出一瓶品相完好的茅臺,用舊報紙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好,塞進一個不起眼的布袋里,然后跑遍了城里所有我打聽到的、可能回收老酒的煙酒店、禮品回收行甚至是一些看似有門路的雜貨鋪。
我得到的答復,卻如同一盆盆混合著冰碴的冷水,從我的頭頂澆下,讓我渾身冰涼,心也一點點沉入深淵。
“大姐,你這茅臺,95年的?年份太近了,算不上老酒,不值什么錢。”
“95年的飛天?這酒市面上現在還有流通呢,不算稀奇。你想出手?這樣吧,看你跑一趟也不容易,一百二十塊一瓶,我勉強收了。”
“大量回收?我們店小,可吃不下。你還是去別處問問吧,或者,干脆自己留著慢慢喝算了。”
一百二十塊,這是所有問詢中給出的最高報價。
一萬瓶,全賣掉也僅僅能換回一百二十萬元。
這個數字在當年聽起來似乎不小,但與我十九年來所付出的青春、家庭幸福、乃至人格尊嚴相比,簡直廉價得像個諷刺的笑話。
更何況,這還只是零售詢問價,若我真要一次性出手近萬瓶,價格絕對會被壓得更低,甚至能否順利找到接手的下家,都是未知數。
我失魂落魄地挪回那個冰冷破敗的所謂的家,將結果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周大川。
他眼中那簇剛剛燃起的、微弱的希望之火,在聽到“一百二十塊”這幾個字時,“噗”地一聲,徹底熄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更濃的絕望,以及一種被命運戲弄后的狂躁。
“一百二十塊……呵呵,一百二十塊……”他慘然笑著,眼神空洞地望著斑駁的天花板,突然揚起手,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周大川啊周大川,你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蠢貨!你老婆是個瘋子,你就是個陪著瘋子做白日夢的傻子!活該!活該啊!”
那一巴掌,像是打在了我的心上。
那天之后,周大川的精神似乎徹底垮塌了。
他變本加厲地酗酒,用廉價的酒精麻醉自己,喝醉了就指著我鼻子罵,罵我是掃把星,是災星,毀了他原本可以平靜安穩的一生。
家里的氣氛,比以前更加凝重,更加令人窒息,仿佛連空氣都凝固成了沉重的鉛塊。
而我,在經歷了這次希望破滅的打擊后,反而生出一種近乎偏執的平靜。
我將那個秘密,連同內心深處所有的不甘、委屈和殘存的渺茫希望,再次深深地、牢固地鎖了起來。
我不再急切地期盼那些酒立刻能變現,換來金山銀山。
我告訴自己,那位大領導說的是十年、二十年。
現在時間還沒到,遠遠沒到。
我就像一個在漫長而黑暗的隧道里孤獨前行的旅人,看不到前方任何光亮,也聽不到任何回響。
支撐我繼續走下去的唯一動力,就是心底那份近乎盲目的信念——隧道的盡頭,一定有光。
為了這個信念,我咬緊牙關,咽下所有的苦水,在這無邊無際的黑暗與寂靜中,繼續我一個人的跋涉。
03
日子像流水一樣,悄無聲息地淌過,轉眼間,日歷就翻到了2014年。
十九年的時光,足夠讓烏黑的秀發染上醒目的銀絲,讓稚嫩懵懂的孩童,出落成聰慧明麗的大姑娘。
我們的女兒周小雨,成了這個灰暗家庭里唯一一抹亮色,也是我們夫妻倆堅持下來未曾離散的微弱紐帶。
她很爭氣,從小就明白唯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的道理,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優異,最終在高考中脫穎而出,考取了上海一所知名的重點大學。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小雨抱著我,又哭又笑,眼淚浸濕了我的肩頭。
我知道,她這些年,在我們這個充滿壓抑和冷漠的家庭環境中,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心理壓力。
她拼命地學習,除了對知識的渴求,內心深處何嘗不是存著一份早日遠走高飛、逃離這個令人窒息環境的心思。
我為她感到無比的驕傲和欣慰,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現實和嚴峻的經濟壓力。
大學四年的學費、住宿費,以及在上海這樣大都市的生活開銷,對我們這個多年來靠打零工、做散活勉強糊口的家庭來說,不啻于一座高不可攀、難以逾越的financial大山。
我和周大川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能稱為“積蓄”的零散票子都歸攏到一起,又向幾個還勉強保持聯系的遠親開口借了一點,東拼西湊,最終也只湊出了不到八千塊錢。
這筆錢,連支付第一學年的學費都顯得捉襟見肘,更遑論生活費和其他雜費了。
周大川幾乎在一夜之間,鬢邊的白發又添了許多。
他放下了作為男人最后那點可憐的自尊和臉面,厚著臉皮去求遍了他能想到的所有親戚、舊日同事甚至遠房朋友。
可是,人情冷暖,在我們家落魄的這些年里早已顯現無疑,那些曾經來往密切的親朋,如今大多避之唯恐不及,又怎會在他困頓潦倒時伸出援手?
他奔波了一整天,受盡了白眼和敷衍,最終還是一分錢也沒能借到,反而攢了一肚子無處發泄的悶氣和屈辱。
晚上,他不知從哪里弄來一瓶劣質白酒,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蹌蹌地推開門,還沒走到床邊,就“撲通”一聲癱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像個受了天大委屈卻又無處訴說的孩子,嚎啕大哭起來。
一個年過半百的男人,哭得撕心裂肺,肩膀劇烈地聳動著,鼻涕眼淚糊了滿臉。
“我沒用……我對不起孩子……我不是個合格的父親……我連女兒上大學的錢都拿不出來……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啊……”他一邊哭嚎,一邊用拳頭死命地捶打著地面,發出沉悶的“咚咚”聲。
小雨嚇壞了,撲過去想扶起他,卻被他沉重的身體帶得一起跌坐在地上。
她抱著父親的手臂,也跟著泣不成聲:“爸!爸你別這樣……我不去上大學了,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掙錢,我養你們……你別哭了爸……”
看著眼前這令人心碎的一幕,我的心像被一只無形的大手死死攥住,然后狠狠地揉捏,疼得我幾乎無法呼吸,眼前一陣陣發黑。
我知道,不能再等了,一刻也不能再等了。
十九年的漫長等待與煎熬,是時候揭開那個埋藏已久的秘密,給我的這場人生豪賭,下一個最終的定論了。
賭贏了,我們全家或許能絕處逢生;賭輸了,我也算給了自己、給了這個家一個交代,從此認命。
我將女兒從地上拉起來,用袖子擦干她臉上的淚水,看著她的眼睛,用盡可能平靜而堅定的語氣對她說:“小雨,別哭,也別說不去上學這種傻話。這個學,我們一定要上,也必須上。錢的事情,交給媽媽,媽媽來想辦法。”
然后,我走到癱倒在地、兀自沉浸在絕望中的周大川面前,蹲下身,用力將他扶坐起來,讓他靠在墻邊。
我看著他被酒精和淚水浸泡得浮腫而狼狽的臉,一字一句,清晰地對他說道:“周大川,你還記不記得,十九年前,我們賣掉的那套老城區的房子?”
他抬起渾濁的淚眼,茫然無措地看著我,似乎不明白我為什么在這種時候提起那件讓他痛苦了半輩子的往事。
“你,跟我來。”我不由分說,用力將他從地上拽起來。
夜色深沉,初秋的晚風已經帶上了涼意。
我架著腳步虛浮的周大川,憑著記憶和多年來每月一次悄悄探視形成的肌肉記憶,走了將近一個半小時,終于來到了那片位于城鄉結合部、早已荒廢的舊場院。
場院角落里,那扇通往地下糧倉的厚重鐵門,在月光下泛著幽冷的光澤,門上的大鐵鎖和鉸鏈早已銹跡斑斑。
我從貼身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用油紙仔細包裹、被我常年摩挲得異常光滑的黃銅鑰匙。
我的手指因為激動和緊張而微微顫抖,試了兩次,才將鑰匙準確地插進了鎖孔。
“咔噠”一聲脆響,在寂靜的夜里顯得格外清晰,仿佛打開的不是一扇門,而是一個被塵封了十九年的時光寶盒。
我用盡全身力氣,推開了那扇沉重得吱呀作響的鐵門。
一股塵封的、混合著泥土、陳舊木料和淡淡醇香的氣味,撲面而來,帶著歲月特有的沉靜與厚重。
我摸索著拉亮了門口那盞昏黃的老式電燈。
隨著燈光的亮起,周大川原本迷茫而呆滯的目光,在看清門內景象的瞬間,徹底凝固了。
他的嘴巴無意識地張大,眼睛瞪得滾圓,臉上的表情在短短幾秒鐘內,經歷了從茫然、到震驚、再到極度的難以置信,最終化為一片空白。
在他的面前,是碼放得如同整齊軍陣般的深褐色木箱,一排排,一列列,從地面幾乎堆疊到接近倉庫頂棚,幾乎填滿了這個不小的地下空間。
歲月的塵埃在這些木箱表面覆蓋了厚厚的一層,在昏黃的燈光下,仿佛給這些沉睡的寶物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這……這些是……”周大川的嘴唇劇烈地哆嗦著,喉嚨里發出咯咯的聲響,卻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這就是當年,我們用賣掉房子的錢,換來的東西。”我的聲音在空曠的倉庫里帶著回音,平靜中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
我走到最近的一排木箱前,找來一根舊鐵棍,費力地撬開其中一個箱子的頂蓋。
里面,十二瓶熟悉的乳白色瓶身、紅白相間商標的茅臺酒,完好無損地躺在干燥的稻草襯墊中,瓶口的紅色封膜依然鮮亮,飄帶整齊。
我拿出一瓶,輕輕拂去瓶身上積累的薄灰,將它遞到周大川的面前。
“一萬瓶,十九年了,一瓶都沒有少。”
周大川像是被那瓶酒燙到了一般,猛地向后退了一小步,然后又死死地盯住它,目光仿佛粘在了上面。
他伸出顫抖得像秋風落葉般的手,想要觸碰,卻又在即將碰到瓶身的瞬間縮了回來,仿佛那是一件脆弱無比、價值連城的曠世奇珍。
“一……一萬瓶……你……你真的全都……藏在這里……十九年……”他語無倫次,臉上的肌肉因為極度的情緒沖擊而扭曲著,淚水如同決堤的洪水,毫無征兆地洶涌而出,順著他蒼老的面頰肆意流淌。
這一刻,他流的淚,不再是絕望的淚水,而是混雜了震驚、悔恨、愧疚、后怕以及一種絕處逢生般狂喜的、極其復雜的淚水。
十九年了,他一直以為,我當年瘋狂購入的那些酒,要么早已被我偷偷變賣貼補了家用,要么就是堆積在某個角落蒙塵,甚至可能因為保存不當而損壞了。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竟然像守護自己生命一樣,將它們全部、完好無損地珍藏在這個他全然不知的秘密之地,默默地守護了整整十九個春秋冬夏。
他突然“噗通”一聲,雙膝重重地跪在了冰冷堅硬的水泥地上,朝著眼前這片沉默的“酒山”,也朝著我,深深地、重重地磕了一個頭。
額頭撞擊地面發出沉悶的響聲,在寂靜的倉庫里回蕩。
“梅子……蘇梅……我對不起你……我真的對不起你啊……”他伏在地上,泣不成聲,壓抑了十九年的悔恨、愧疚與自我譴責如同火山般噴發出來。
他抬起手,開始用力地扇自己的耳光,一邊扇一邊哭喊:“我混蛋!我不是人!我這十九年……我都對你做了些什么啊……我不是個男人……我讓你受了這么多苦,受了這么多委屈……”
看著他痛哭流涕、追悔莫及,近乎自虐般懺悔的樣子,我心中積壓了十九年的那些委屈、孤獨、不被理解的痛苦,仿佛也找到了一個宣泄的閘口。
我沒有立刻去扶他,只是靜靜地站在那里,任由滾燙的眼淚順著臉頰無聲地滑落,滴在積滿灰塵的地面上,留下深色的印記。
這十九年,真的太苦了,苦到很多時候,我自己都快忘了,當初是憑著怎樣一股近乎盲目的勇氣,才踏上這條孤獨而漫長的道路。
我們兩個人,一個跪在塵埃里嚎啕懺悔,一個站在光影中默默垂淚,在這一萬瓶沉默的茅臺酒見證下,進行了一場遲到了整整十九年的、跨越了漫長歲月的對話與和解。
不知過了多久,周大川的哭聲漸漸低了下去,變成了壓抑的抽噎。
他自己慢慢地從地上爬起來,胡亂地用袖子抹了一把臉,臉上的淚痕和灰塵混在一起,顯得格外狼狽,但他的眼神,卻像被雨水洗過的天空,清亮了許多,里面重新燃起了我許久未曾見過的、名為“希望”的光芒。
“梅子,我們……我們是不是……熬出頭了?”他激動地抓住我的胳膊,聲音還在發抖,但充滿了急切。“這些酒……現在能值多少錢?兩百?三百一瓶?那……那也是兩三百萬啊!我們有錢了!小雨的學費有了!我們……我們還能換個大點的房子!”
我看著他眼中急切的光芒,心里卻并沒有底。
當年煙酒販子出價一百二,如今又過去了十幾年,市場行情早已翻天覆地。
茅臺酒的價格,尤其是老酒的價格,這些年似乎在新聞里聽過飛漲的消息,但具體到95年的,能漲到多少,我一無所知。
“我也不知道現在具體值多少錢。”我如實相告,聲音已經恢復了平靜。“所以,我們得找個真正懂行的、靠譜的人,給這些酒估個價。”
“對!對!估價!必須估價!”周大川連連點頭,像個終于看到方向的孩子。“找誰?去哪里找?得找最大、最權威、最信得過的!”
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去市里那家名氣最大、門面最氣派的“老酒收藏館”。
聽說那里的館主姓吳,是國內有名的白酒鑒賞家和收藏家,眼光獨到,在業內很有聲譽,而且為人正派,給出的價格相對公道。
為了穩妥起見,也為了避免太過招搖,我們決定先帶一瓶酒過去探探路。
我從箱子里,精心挑選了一瓶品相完美、封膜完好、酒線飽滿的茅臺。
然后,我找來一個最破舊、最不起眼的蛇皮編織袋,把酒瓶用舊衣服層層裹好,放了進去。
第二天一早,我揣著這瓶承載了我們全家未來全部希望的茅臺酒,坐上了開往市區的早班公交車。
一路上,我把那個破舊的蛇皮袋緊緊地抱在懷里,眼睛望著窗外飛速倒退的街景,心跳得厲害。
十九年的等待與煎熬,終于要在今天,迎來最終的答案了。
“老酒收藏館”坐落在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區邊緣,是一座仿古建筑,青磚灰瓦,飛檐翹角,與周圍現代化的玻璃幕墻大樓形成鮮明對比,顯得古韻盎然,氣度不凡。
我站在那兩扇厚重的、雕刻著繁復花紋的棗紅色木門前,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洗得發白、袖口都有些磨損的舊外套,和腳上那雙沾著塵土的運動鞋,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絲怯意。
我這一身打扮,與這里高雅靜謐的環境,實在是格格不入。
我深吸了一口氣,用力握了握懷里的蛇皮袋,鼓起勇氣,推開那扇沉重的木門,走了進去。
收藏館內部比我想象的還要幽靜雅致。
深色的實木博物架錯落有致,上面陳列著各式各樣的陳年酒品,有些裝在精美的禮盒中,有些單獨擺放,在柔和講究的射燈照耀下,每一瓶都像一件精心打磨的藝術品,散發著溫潤內斂的光澤。
空氣里彌漫著淡淡的、好聞的檀香和陳年酒液特有的醇厚香氣,讓人不由自主地沉靜下來。
一位穿著素雅旗袍、妝容精致的年輕女店員迎了上來,臉上帶著訓練有素的得體微笑:“女士您好,歡迎光臨老酒收藏館,請問有什么可以為您效勞的嗎?”
當她的目光落在我懷里那個鼓鼓囊囊、顯得有些邋遢的蛇皮袋上時,那完美的微笑幾不可察地僵了一下,眼中飛快地掠過一絲訝異和淡淡的不以為然。
我被她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手下意識地將蛇皮袋抱得更緊了些,低聲說:“您好,我……我想找一下吳館長。我這里有瓶老酒,想請他幫忙看看,估個價。”
女店員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嘴角雖然還保持著上揚的弧度,但語氣里的熱忱明顯淡了些:“請問您有預約嗎?我們吳館長事務繁忙,通常只接待提前預約的客人。”
“我……我沒有預約。”我有些窘迫地回答。
“那很抱歉。”女店員微微欠身,語氣禮貌卻疏離,“沒有預約的話,恐怕吳館長暫時無法親自接待您。如果您是想鑒定或出售酒品,可以先拿出來,由我們前臺初步登記和看一下,如果確實有價值,我們再為您請示館長,您看可以嗎?”
她說著,伸出了一只保養得宜、指甲修剪整齊的手,那姿態,雖然客氣,卻隱隱帶著一種程式化的、對待普通訪客的流程化態度。
我心里掠過一絲不舒服,但還是按捺住了。
我小心翼翼地將蛇皮袋放在光潔如鏡的實木柜臺上,一層層解開袋口,又剝開里面包裹的舊衣服,最后才將那瓶茅臺酒取了出來,雙手遞了過去。
女店員接過酒瓶,起初只是隨意地掃了一眼,但下一秒,她的目光就定住了。
她臉上那種職業化的、略帶敷衍的神情瞬間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掩飾不住的驚訝和專注。
她迅速將酒瓶翻轉過來,借著柜臺上的燈光,仔細查看瓶底燒制的生產日期和批號,又湊近了仔細觀察瓶口的封膜細節和飄帶的質地。
她的手指輕輕撫過瓶身,動作變得異常輕柔。
“您……您請稍坐片刻!”她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語氣里帶上了一絲急切和恭敬。“我……我這就去后面請吳館長!這瓶酒……請您務必收好!”
說完,她幾乎是雙手捧著那瓶酒,像捧著什么易碎的絕世珍寶一樣,腳步匆匆卻又異常小心地朝著店內深處的樓梯走去。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弄得有些摸不著頭腦,心里那根緊繃的弦,卻因為她的反應而繃得更緊了。
難道……這瓶酒,真的有什么非同尋常之處?
沒過多久,一個穿著深灰色中式立領上衣,戴著無框眼鏡,看起來儒雅溫和、年約六十上下的老先生,跟著那位女店員從樓梯上走了下來。
他步態從容,氣度沉穩,臉上帶著平和的笑容,但鏡片后的那雙眼睛,卻明亮而銳利,仿佛能洞悉一切。
想必,他就是吳館長了。
他的手里,正拿著我那瓶茅臺酒。
他一邊走,一邊用一方雪白的真絲手帕,極其輕柔、極其仔細地擦拭著瓶身上本就不多的浮塵,那專注而愛惜的神情,不像是在對待一瓶酒,更像是在欣賞一幅失傳已久的古畫,或是一件珍貴的出土文物。
“這位女士,您好。”他走到我面前,主動而客氣地微微頷首,“敝姓吳,是這里的負責人。聽小趙說,您這瓶酒,是想讓我給看看?”
他的態度溫和有禮,沒有一絲一毫的架子,但我能感覺到,他那雙看似平和的眼睛,正在以一種專業而審慎的目光,快速地評估著我。
我有些拘謹地點了點頭,雙手不自覺地握在了一起:“是的,吳館長。這酒是我家里存了有些年頭的,今天冒昧拿來,就是想請您這樣的專家給掌掌眼,看看……看看它如今大概能值個什么價錢。”
吳館長沒有立刻回答,而是微笑著將我引到了內室的一間雅致茶室。
茶室里,一張寬大的根雕茶臺占據中央,上面擺放著全套的紫砂茶具,墻壁上掛著意境悠遠的水墨畫,角落里還有一盆生意盎然的蘭草,處處透著主人不俗的品味和深厚的底蘊。
他請我在茶臺一側的官帽椅上坐下,親自燒水,燙杯,為我沏了一杯色澤清亮的茶,茶香裊裊,沁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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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那瓶茅臺酒端正地放在茶臺上一塊深色的絨布上,然后從一個精巧的木盒里,取出了一個高倍放大鏡和一盞專用的鑒定小手電。
“女士,您別介意,這是我們這行的規矩,也是最基本的嚴謹。”他對我溫和地笑了笑,解釋道,“尤其是對待有年份的老酒,更需要細致入微地查驗。”
說完,他便不再多言,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對那瓶酒的鑒定工作中。
他時而用放大鏡貼近瓶口,仔細檢查紅色封膜的完整性、收縮紋理以及飄帶的系法和質地;時而輕輕搖晃瓶身,用手電筒從側面照射,觀察里面酒液流動時泛起的“酒花”大小和持久度;時而又用手指關節,極其輕柔地叩擊瓶身不同部位,側耳傾聽那細微的聲音差異。
他的表情隨著鑒定的深入,變得越來越嚴肅,眉頭也微微蹙起,偶爾還會停下來,若有所思地盯著酒瓶看上一會兒,似乎在確認某個細節。
我的心,隨著他每一個專注的動作和每一次表情的細微變化,都提到了嗓子眼,緊張得手心又開始冒汗。
我看不懂他那些專業至極的鑒定手法,但我能從他那份凝重和專注中,隱隱感覺到,這瓶酒,或許真的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簡單。
整個茶室里,安靜得只剩下煮水壺輕微的沸騰聲,以及我們兩人輕微的呼吸聲。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每一秒都像一個世紀那么漫長。
周大川和女兒還在家里,焦急地等待著我的消息,這瓶酒的估價,將直接決定我們全家人未來的命運走向。
終于,吳館長放下了手中的放大鏡和小手電,長長地、緩緩地舒了一口氣。
他摘下眼鏡,用食指揉了揉鼻梁,似乎也有些疲憊,但那雙重新戴回眼鏡后的眼睛,卻亮得驚人,里面充滿了復雜的情緒。
有震驚,有贊嘆,有難以置信的驚喜,甚至還有一絲……難以掩飾的激動。
“女士,”他重新開口,聲音因為剛才長時間的屏息凝神而顯得有些低沉,但依舊清晰。“恕我冒昧,能請教您一個問題嗎?”
我的心猛地一跳,來了,最關鍵的問題,終于來了!
我定了定神,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一些:“吳館長您請問。”
他用一種極其鄭重、甚至帶著幾分探究的目光看著我,緩緩問道:“像您手中這樣品相、這個年份的酒,您家里……大概還有多少存量?”
我沒有立刻回答,心中瞬間轉過無數個念頭。
是實話實說,還是有所保留?
最終,我選擇了謹慎:“家里……還有一些。具體多少……年頭太久,我也沒仔細清點過。”
我不敢說出“一萬瓶”這個驚人的數字,怕太過駭人聽聞,也怕暴露自己全部的底牌,在接下來的交涉中陷入被動。
吳館長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他似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顧慮和保留。
他沒有追問具體的數字,只是端起面前那杯已經微涼的茶,緩緩地呷了一口,仿佛在平復自己內心同樣不平靜的波瀾。
放下茶杯,他用一種我從未在別人臉上見過的、異常嚴肅和鄭重的神情,看著我,說出了一句讓我終生難忘的話。
“女士,關于您之前問的,這瓶酒值什么價錢的問題,”他頓了一頓,身體微微前傾,一字一句,清晰而有力地說道,“請原諒,我可能無法給您一個簡單而具體的數字。”
我愣住了,心臟仿佛瞬間停止了跳動,然后瘋狂地撞擊著胸腔。
無法給出具體數字?
是什么意思?
難道……是不值錢?還是說,這酒有什么問題?
巨大的恐慌和失落如同冰水,瞬間淹沒了我的頭頂,讓我幾乎無法呼吸。
就在我幾乎要陷入絕望的深淵時,吳館長看著我瞬間蒼白的臉色,似乎明白了我誤解了他的意思。
他微微搖了搖頭,臉上露出一種混合著感慨和驚嘆的復雜表情,然后用一種近乎篤定的、斬釘截鐵的語氣,緩緩補完了下半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