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國不允許錢學森回國，中方亮出一封密信，對方陷入了沉默

1954年夏末的巴黎戴高樂機場，旅客稀疏。一只并不起眼的牛皮公文包被轉運往布魯塞爾，負責搬運的法國地勤并不知道，里面夾著一封不允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現的信。這件小小的行李，正悄悄改寫中美關系與新中國國防工業的進程。

信的作者是44歲的錢學森。此時的他已是加州理工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卻連續五年被限制自由。一想到美國海岸線外萬里之遙的故土，他寫下“無一日不思歸國”十字，而這些字在監控森嚴的洛杉磯郵局不可能安全寄出，于是夫婦倆選擇迂回：先寄歐洲，再轉上海，再遞北京。

與此同時，在日內瓦，中美大使級會談持續僵持。美方副國務卿約翰遜反復強調：“錢教授從未正式提出離美。”這套措辭他們已用過多次。王炳南聽得不耐，但沒有把底牌立即翻出。外交桌面上，證據比情緒更有力量。

事情要追溯到1935年。24歲的錢學森憑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先在麻省理工獲得碩士，隨后投奔馮·卡門。1939年拿下博士后，他成為噴氣推進實驗室核心成員。1943年晉副教授，戰后被美國海軍列為“絕不能外泄”的戰略科研人才。馮·卡門贊他“思維像火箭一樣敏捷”，五角大樓卻把這句贊譽當作監視理由。

1949年北京城升起新中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錢學森在加州收音機里聽到天安門實況，人群的歡呼穿透電波。他沒有加入美國籍，也沒停止與國內同學通信。1950年初，FBI發現他曾與周恩來早年聯絡，便以“安全風險”名義取消其機密通行證。錢學森對友人低聲說：“不能做無根之木。”同年8月，他被關進特米諾島拘留所，隨后取保候審，被迫交出護照。

被監視并沒有磨掉他的回國念頭，反而讓烈焰更加熾熱。1955年5月，他在《人民畫報》里捕捉到陳叔通名字——那是父親的錢均夫多年的舊友，也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機會出現了：他寫信求援，由妻子蔣英用孩子筆跡在信封上書寫上海地址，再把信夾進寄給比利時小姨子的問候函。蔣英挑了洛杉磯最繁忙的百貨商場，趁特工轉頭，手一抖把信投入郵筒，心跳幾乎蓋過店內廣播。

七月，這封信到達上海；八月，經陳叔通親手交給周恩來。周總理批示：“立即轉王炳南，可作談判憑據。”于是，在日內瓦會議室燈光下，當約翰遜再次推托時，王炳南從公文包中抽出一頁薄紙，遞過去只說一句：“請過目。”信中那句“心急如火，惟恐錯過建設高潮”讓美方代表沉默良久。

不到二十四小時，華盛頓發來指令：解除對錢學森的出境限制。9月17日，他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甲板上吹著太平洋冷風，他對護送人員淡淡一句：“回去后還有很多事要干，你們放心，我不會種蘋果。”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聞訊，苦笑回應：“美國可能失去一個實驗室，但世界多了一位真正的科學家。”

十月底，錢學森抵達北京。參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時，陳賡問：“導彈我們行不行？”錢學森答得斬釘截鐵：“行，為什么不行？”這句“行”成為后來導彈研究院的精神底色。1956年2月，他遞交《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提出“科研—設計—制造—試驗”四級體系，并主張向蘇聯爭取整機援助。

同年10月8日，導彈研究院掛牌，他任院長。45名專家、186名大學畢業生擠在不到兩百平方米的會議室里商討方案。錢學森拍板：“先把基礎數據吃透，再談仿制。”短短兩年，《蘇制P—2資料全集》被翻譯成厚達1200萬字的中文本。今年輕人通宵達旦，冀中平原的燈火第一次為導彈設計而亮。

1959年夏，中蘇交惡。蘇方專家走前拔走關鍵圖紙。聶榮臻在家中問錢學森：“還能繼續嗎？”錢學森只回五個字：“必須，也只能。”沒人再懷疑他的判斷。1960年11月5日，“東風一號”點火成功，落點偏差不到一公里，國際情報界重新評估亞洲力量對比。

1964年原子彈爆炸，1966年“導彈加核彈頭”空爆試驗成功，兩道蘑菇云連接起中國戰略威懾體系。試驗結束后統計，五年間，錢學森主持的技術會議超過600次，最長一場持續十二小時，他只喝涼開水。有人提名他擔任正部長，他擺手：“研究比官銜重要。”

1966年初，中央決定組團赴莫斯科繼續磋商，名單上缺少同級軍銜的技術代表。周恩來提議：“美國當年給他上校，我們難道吝嗇？”毛澤東批示：“授中將，立即生效。”兩周后，錢學森穿上將星閃爍的新軍裝，對負責縫補的勤務兵說：“線要結實，路途遠。”

關于導彈、關于“兩彈結合”的后續已寫入教科書，但少有人注意那封夾在歐洲小城郵袋里的信。如果沒有它，談判桌上缺少決定性證據；如果沒有那對夫妻在百貨商場的三秒鐘配合，一個國家的航天時鐘或許要被迫延后。歷史巨輪常由不起眼的螺絲釘擰緊，這一次，螺絲釘是墨水、是郵票，也是科學家對故土的執念。